一个英国人，是如何凭一己之力让欧洲从“中吹”变成“中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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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炒注：迦太基必须毁灭！—罗马元老院议员加图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英国使团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创造了欧洲纪录，但这段史实的历史意义被我们大大低估了。

如果说马可波罗是在向欧洲推销中国，使中国成为欧洲人的向往之地，那么，马嘎尔尼访华彻底打破了中国在欧洲的好印象，中国形象来了一个180度大逆转。

自马可波罗以来积累了500年的美好感觉，被马嘎尔尼一朝逆转。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书中，马可波罗的知名度，远远大于马嘎尔尼。

但是在欧洲人的眼里，马嘎尔尼的知名度，是绝对不输马可波罗的。直到20世纪，欧洲还有人在出版马嘎尔尼访华相关的书籍，而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不断受到质疑。

而且，自马嘎尔尼访华以后，《马可波罗游记》便成为过去式和文物，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都是从马嘎尔尼入手，就连拿破仑也是如此。

荷兰的神助攻

1794年9月，马嘎尔尼回到英国后，整天惴惴不安。

全体英国人都十分关注马嘎尔尼访华一事，但信心满满的马嘎尔尼撞了一鼻子灰，使命彻底失败。骄傲好胜的他害怕全国暴风雨般的批评，害怕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希望能够保密失败的消息。

在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度，这注定是徒劳的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英国的报刊媒体遍布全国。尽管英国官方努力防止走漏风声，但随着来自广州的商船陆续回国，使团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

《绅士报》用头版头条突出了使团的惨败。

而就在1794年6月，使团已经在返回英国的海上，《绅士报》还在用大量篇幅得意地描写使团受到中国的热情接待。

随着舆论的发酵，马嘎尔尼和使团失败的消息，很快霸占了英国媒体的“热搜榜”。

英国人尖锐地批评马嘎尔尼没有把准备工作做好，损害了国家利益，马嘎尔尼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就在马嘎尔尼惴惴不安时，荷兰人给了他一记神助攻。原来，就在马嘎尔尼从澳门返回英国的途中，

一个荷兰使团以恭贺乾隆登基60周年的名义，出使中国，1794年9月到达澳门

。

也就是说，

马嘎尔尼刚回到英国，荷兰使团就到了中国

。

荷兰使团十分恭顺，让磕头就磕头，让等候就等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微笑面对一切。1795年2月15日，乾隆皇帝的诏书拒绝了他们的通商请求。

结果一样是无功而返。

这就等于是告诉英国人：

马嘎尔尼出使失败，真不能怪他准备不充分

。

于是，英国的舆论反应开始变化，由责备马嘎尔尼转向批评中国，认为清朝皇帝自负自大，有辱英国尊严，其中不乏抵制中国商品的观点，要用商业报复的形式破势中国皇帝改变政策。

这一下子就点燃了英国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英国人的这种反应，使马嘎尔尼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既无法秘而不宣，又无法公之于众。他知道清朝是一个泥足巨人，外表豪华巨大，实则不堪一击，轻轻一推就能打倒在地。

如果他把这些真实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那无疑是对当前民族主义反应的一种火上浇油，很有可能引爆英国人的好战情绪。英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对岸的法国，马嘎尔尼在1795年就出使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商讨反法联盟，英国政府不希望受到中国事情的较大干扰

于是，英国政府希望马嘎尔尼公布一种既可信又有所保留的纪实，弱化中国的虚弱和英国遭到的羞辱。

使团成员一共出版了五部旅行记，最早是1797年副使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还有马嘎尔尼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然而，无论怎么折中，使团揭露的部分事实，还是重重打击了莱布尼兹、伏尔泰吹嘘的那种理想乐园的观点。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将一些欧洲人从盲目崇拜中拉了出来。

距离产生美

1700年的1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世纪舞会，名为“中国之王”。舞会上聚集着当时巴黎上层社会的各色名流贵族，他们身着各式华贵的礼服等待着国王的驾临。

伴随着音乐声和人们的惊叹声，国王路易十四身着中式服装，从一顶八抬大轿中缓缓走出。这场名副其实的“中式舞会”，代表了当时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新风尚。

看一个国家厉不厉害，光看GDP和高楼大厦没用，最终还是得看文化影响力。

别人愿意穿你的服装款式，比愿意跟你做生意要有说服力得多！

1700年的法国，是毫无争议的欧洲霸主，法语成为欧洲的外交语言和欧洲贵族争相学习的“装逼”语言，法式宫廷风格成为欧洲王室的“装逼”神器。而法国又拜倒在中国的石榴裙下。

就连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都在念诵：““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

A>B>C，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在欧洲被追捧到什么程度！

一直到1793年之前，中国在欧洲都是属于“比较圆的外国月亮”，离欧洲比较远的中华帝国，被欧洲人称为君主理性统治国家的正面榜样。

在日常生活中，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折扇和茶叶，都是风靡欧洲。巴黎街头上，穿中国丝绸坐中国轿子，都是流行时尚。茶叶在英国被分成21个档次，英国人都是把茶叶锁在精心备制的抽屉里，喝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当成了宝贝。

与这些流行时尚比起来，欧洲精英对中国的崇拜之情，最夸张，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过分”了。

启蒙“泰斗”伏尔泰十分崇拜孔子，甚至把孔夫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堂中，朝膜夕拜。在伏尔泰眼中，儒家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中国皇帝是理性的开明专制君主，中国人是理性的人，而当时的中国是法国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要学习的对象。

“崇中”的另一个铁杆就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因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把中国看成为实行自然法则的模范，是人类行为的典范。

最夸张的就是莱布尼茨，他曾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写信，请他仿造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

连文字都要“中国化”，“崇中”崇得有点“丧心病狂”了。

当然，当时也有孟德斯鸠等大人物，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是主流。主流声音就是霍尔巴哈的那句名言：“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这种一边倒，跟现在反美十分类似。

然而，几乎所有的这些“中吹”，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就是在华传教士的书作。他们急于改变欧洲，但又没有现成的学习对象，在那个宣扬理性的启蒙时代，一个理性的中国就被他们塑造出来了。

就跟现在的反美先锋一样，大多没去过美国，了解美国的主要途径就是国内媒体的爽文。他们急于建立自信，但又没有现实的支撑依据，于是在这个热衷比烂的时代，一个衰败和崩溃的美国就被塑造出来了。

都是想象出来的，并不具备较好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18世纪欧洲人知道中国改朝换代的血流成河和人口迅速减半，就能够把他们吓得三天吃不下饭。

因此，当几百人的英国使团

从北京走到广州，

花费整整一年了解中国，把真实情况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即使不是晴天霹雳，也是触及到了他们的灵魂。

马嘎尔尼相当于一个转折点，使得欧洲人开启了对中国形象的修正过程。

随着欧洲的进步和中国一手信息的增加，这个修正过程不仅不可逆，而且越来越快。

形象垮掉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使团成员回国后，一共出版了五部旅行记，这些纪实在欧洲掀起了一股风暴。

在纪实中，有几件事成为欧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国人把英国人扔进海里的臭肉捞起来津津有味地吃，官员随意用鞭子抽打民众，皇帝可以轻松被大臣欺骗，民众肮脏而简陋的居住环境……

马嘎尔尼跟朋友聊天的话，“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在野蛮和贫困状态中”，尽管自己没有公开说过，但已经被报刊随处引用。

苏格兰《爱丁堡评论》毫不客气，“

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

”。这句话被欧洲各大报纸疯狂转载。

“让我们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欧洲人就这样歇斯底里地加入到“中黑”大军。

他们似乎从一个极端步入到另一个极端，“崇中”迅速演变成了“辱华”。

黑格尔的态度转变很有代表意义。他最初读了《耶稣会士书简集》，从在华传教士的书里了解这个国家，也被中国深深吸引，但是当他读完斯当东1797年出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看法彻底逆转。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那种感觉，特别像yy女神的宅男，直到看到女神也要拉屎，还私生活混乱，还堕过胎，瞬间信仰崩塌，梦里都在骂她。

无论怎样，随着英国使团访华纪实的传开和流行，欧洲传教士勾勒的中国良好形象被深深动摇了。伏尔泰眼中的那个理性中国，在英国人看来，与自由、进步完全背道而驰。英国人的种这种看法，也在从广州返回的欧洲商人的口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可以说是乌托邦中国与真实中国的分水岭，中国在欧洲的形象迎来垮掉，整段垮掉！

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代表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述说中国形象的一段话，集中代表了中国形象的垮掉：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其著作的某一个部分不对中国恣意赞扬。读他们的书必定会在其中看到这点。由于那时人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从他们那儿读到的都是无稽之谈。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愚蠢而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最完美的典范，可供全世界所有国家仿效。他们眼里的中国政府如同后来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

“无稽之谈”、“愚蠢”、“野蛮”，18世纪的欧洲人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形容清朝。

然而到了19世纪，一个虚弱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

极端开始不极端

早在1743年，英国海军上将安逊就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主张对中国实行武力政策。后来到了1763年，英国刚刚

战胜法国和莫卧儿帝国，占领印度，克莱夫勋爵就主张武力征服中国，首相老皮特否决了这个不理智的想法。

在欧洲人眼里，当时的中国还是超级大国的形象，英国的这种炮舰政策无疑是激进的、极端的，自然没有市场。英国政府始终主张外交手段，

1787年和1793年都向中国派出了外交使团。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之后，随着中国形象的黯淡，英国媒体出现偏激言论，“应该像毁掉迦太基那样毁掉这个愚昧帝国”，颇有一种男屌丝对待女神得不到你就要毁掉你的感觉。极端言论频繁出现在公开报道上，主张炮舰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大，形势开始出现变化。

即便是在当年的访华使团中，也有成员主张炮舰政策。成员中有一个12岁的小孩，是副使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作者斯当东的儿子，与乾隆皇帝直接交谈过，很受乾隆皇帝的喜欢。小斯当东长大后，成为英国议员，就积极主张武力政策，并成为1840年促使英国议会通过战争提案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