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小炒说plus
小炒注：雷霆雨露，皆是天恩；风花雪月，皆为造化。
在华人世界，首富是一个十分吸睛的名头。一旦成为首富，就会成为所有视线集中的焦点，在镁光灯下，在水银灯下，在漂亮的杂志铜版纸上，其话题性远超第二名。

比如，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长期“霸占”华人首富的头衔，知名度远超另外三大家族。
而在200年前，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出现了一位华人首富，更惊奇的是，他不仅是华人首富，还是世界首富
。

2001年的时候，《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近千年世界最富有50人”，有6个中国人入选：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明朝的大太监刘瑾、宋子文，还有一位就是晚清的伍秉鉴。
伍秉鉴是六人中唯一的商人。
他掌握着2600万两的资产，而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他的业务不仅遍布国内，还在美国投资铁路和股票，是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

伍秉鉴活跃于19世纪上半期，于1843年逝世，连同他的资产也风吹雨打去，此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一年。
很难想象，在我们印象中腐朽落后的晚清王朝，居然能走出一个世界首富。

而创造这个神话的，就来自于东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组织——清朝的广州十三行。
1
商业世家
1769年，在广州的一处旧式老宅中，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婴孩来到人世。
在接生婆欢天喜地的叫嚷声中，38岁的伍国萤接过婴孩，满脸欢喜。那个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不到40岁，伍国萤算是老年得子，喜悦自不待言。
这个孩子就是伍秉鉴。
这一天，没有流星划空，没有神龙现世，没有神光照耀，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什么天生异象。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会成为留名后世的风云人物。
但是1769年这一年并不普通，不过这个不普通与伍秉鉴无关，与伍秉鉴出生的这个国家也无关。

这一年是乾隆三十四年，大清正在与缅甸交战，其内政和国内秩序延续了自秦朝以来的传统，2000年来未有什么大变化。

但就是这一年，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英国航海家库克到达了大洋洲，英国医学家詹纳给人接种牛痘消除天花。

哦，对了，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一年出生了，那就是“科西嘉怪物”拿破仑。

沉睡的大清与变化的欧洲，在这一年就能体现出来。
不过，在伍家的身上，还是能看到大清的一点变化。
伍秉鉴并不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也不是农民家庭，而是商业世家。
伍秉鉴的爷爷伍灿廷，在广州贩卖海货，经过打拼，小有成就，全家住进了大房子。1731年伍国萤出生，在清朝，重农抑商，商人被轻视，伍灿廷并不希望儿子继续经商，而是希望他通过科举，光宗耀祖。在那时，这才是受人尊敬的正途。
但是，伍国萤对读书一点兴趣也没有，调皮捣蛋、上课睡觉这种事没少干。

他一门心思想经商，认为经商可以赚大钱，便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毅然辍学。接下来，他做了一个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潘振承的同文行打工。
伍国萤的这个选择，在那时毫无疑问是离经叛道的，如同现在的小孩辍学去踢足球、说相声。
不过，考虑到他在广州，这个选择又有了合理性。
2

广州十三行
1745年9月，天气晴朗，风轻云淡，在距离瑞典哥德堡大约900米的海面，一艘名为“哥德堡号”的商船缓缓驶来，正要靠岸。经过半年的海上漂泊，终于见到故乡的陆地，船员们欣喜若狂，欢呼如雷，疯狂向岸上的人们招手示意。
然而，船头突然碰到礁石，随着船身一震，随即缓缓沉入海底。
两百年后，人们将船打捞上来，发现了船上大量的陶瓷、丝绸和茶叶。让人惊讶的是，在海底待了200年，但是部分茶叶依然散发着怡人的清香，可以放心饮用。打捞完毕，据统计，船上转载约700吨货物，在当时价值2.5亿瑞典银币。

这批货物就来自于清朝的广州十三行。
众所周知，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但它依然于1685年下达一道圣旨：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苏连云港开设了四个通商口岸。这四个官方口岸相当于清朝的四个经济特区，只允许在这四个地方通商贸易。
受地缘和经商传统的影响，广州是最繁荣的。
清政府一直以天朝自居，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蕞尔小邦的蛮夷，本国物产丰饶，无需贸易也能获得很好，因此，将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视为一种赏赐，自己打心眼瞧不上贸易。

为了维护这种天朝威仪，它不允许外商与官员进行直接交往。
但是在权力压倒一切的清朝，它必须控制商业活动的进行，于是就诞生了行商制度。
朝廷授权行商为对外贸易代理人，外商只能跟行商做生意，由行商负责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违法出事了就由行商承担责任。这就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讲，行商就成为对外贸易的垄断者。
庞大的中国，只有四个通商口岸，可想而知，这四个城市的贸易需求和商业利润有多丰厚，港口常常被商船围了个水泄不通。
广州的贸易最繁荣，广州就出现了十三家行商，即“十三行”，但其实行商的数目不断变化，并不是固定的十三家，只不过作为一种习惯的称谓，叫顺口了而已。
所以，广州人来人往，鱼龙
混杂，商业氛围非常浓厚，十三行也诞生了很多财富神话。

17世纪的清朝诗人屈大均曾在《广州竹枝词》描述当时盛况：

洋船挣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伍国萤从小在这种氛围中熏陶长大，难免就对经商充满遐想。他应聘的同文行，就是广州最大的行商，其老板潘振承，就是屌丝逆袭的成功学代言人。
潘振承出生贫苦，十三岁就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由于吃苦能干，很快得到老板赏识，能为商船的舵手，经常远航到东南亚。
但是当时的舵手，是一项高危行业，商船都是木质帆船，海上的大风大浪和暗礁随时都会要了他们的命。好在，富有冒险精神的潘振承每次都平安到达。
很快，摸清了门道的他，决定单干，
在1742年创建了同文行，
就坐落于广州今天的十三行路上。

当时，创建一家行商，通常要向朝廷缴纳20万两的“注册资本”，才能获得颁发的“营业执照”。可见，潘振承在当舵手期间赚了不少钱。
潘振承克服重重困难，打通各路关节，还以小学文凭学会了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同文行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行商老大。
伍国萤崇拜潘振承的传奇经历，在应聘过程中，一通彩虹屁拍完，潘振承就给了他一个财务经理的岗位，去库房管账。
潘振承的这个人事安排，也是有长远考虑的。同文行的财务总监是一位老先生，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但年老难免会出错，现在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潘振承担心老先生的精力跟不上。
财务总监明白老板的用意，便用心教伍国萤，踏实肯学的伍国萤，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这为其日后的发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工作，能进大公司，还能遇到一位好师傅，真的是三生有幸。
3

天赐良机
1757年，眼看着对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朝廷担心商业蔓延冲击体制，乾隆皇帝下旨关闭福建、浙江和江苏的通商口岸，只保留广州。
乾隆的这道圣旨，成为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直接祸根。当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正处高峰，伏尔泰、卢梭、康德接连发表代表作。当欧洲向封建专制发起冲击时，清朝却走向了历史的倒退。
这一倒行逆施，于国不利，于广州有利。广州成为唯一的黄金口岸，潘振承大为高兴。
这一年，伍国萤26岁，离伍秉鉴出生还有12年。
开行商成为一个风口
，当很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伍国萤很淡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本，而且在同文行这个大公司干得也挺好，薪水不错，老板对他也不错。

没必要去冒险创业。

而且，他现在也很忙，“一口通商”的政令一出，广州十三行忙得不可开交，负责同文行财务的伍国萤，感同身受，工作任务重了不少。同文行在当年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达成一笔20万银元的丝绸大生意，有生丝几千担、布四千匹；然后，又与西班牙人达成了一笔20万银元的生意。
1759年，
伍国萤像
往常一样在库房里打算盘，一个小伙计进来添水，闲聊说：

“伍先生，您猜我之前回家探亲看见了什么？”

“看到什么了？”

“我看见杀人了。”

伍国萤抬头瞟了他一眼，小伙计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就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好多人围观呢，‘咔嚓’一声，就见血喷出来，地都染红了一片，脑袋滚了几米远，刽子手捡起来，挂在木桩上示众，说什么‘为夷人谋唆’。”
“此人可是刘亚匾？”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您也知道？”小伙计有点惊讶。

伍国萤知道这个事并不惊讶，行商吃的是政策饭，自然十分关注官场动态，未雨绸缪。

事情的起因是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洪仁辉（詹姆斯·弗林特）去
天津告御状，
理由是广州海关贪污腐败，刁难外商
。广州海关的这个恶习由来已久，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东印度选择在这个时候告御状，无非是因为英国本在期待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结果等来的是乾隆关闭通商口岸。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还没来得及开拓就被关上了，英国自然不甘心。

因此，东印度公司希望以此为由，劝说清政府增设通商口岸。

洪仁辉花大价钱买通直隶总督，乾隆皇帝才得以看到诉状。结果，乾隆皇帝龙颜大怒，认为洪仁辉别有用心，质疑大清国策，有辱大清尊严。将洪仁辉押至澳门关押了一阵子，便驱逐出境。

刘亚匾，就是替洪仁辉写诉状的人。
今天看起来这是小题大做，但在当时是犯了大忌。清朝最担心洋人与汉人勾结，推翻自己统治，因此不愿意洋人与国民有任何交往。即便是洋人来广州贸易，也是待在专门的固定场所，只能在固定时间在专人陪同下进广州城。
刘亚匾，自然就被处以死刑，杀一儆百，令国民自觉远离洋人。

对于伍国萤和行商们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意味着朝廷对“一口通商”政策的执行十分坚决！
“伍先生，不如您也开班一个行商，保证日进斗金。”小伙计继续与伍国萤聊天。

“乱讲！”伍国萤斥责道。
“上承天子恩泽，下得地缘优势，正所谓‘东西南北中，一起到广州’，大好的形势，怎么是乱讲呢？”
伍国萤从小就有雄心，希望经商致富，否则也不会辍学，但他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一个项目，若人人看好，连小孩子都在讨论，那就要慎重对待了。
而且，在行业前景最好的时候离开栽培自己的老板，去创业抢老板生意，伍国萤的心里也过意不去。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怎么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二五仔呢？

因此，当1769年伍秉鉴出生时，38岁的伍国萤仍然在同文行兢兢业业地做着财务工作。
4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一转眼，伍秉鉴慢慢长大成少年。但是小时候的伍秉鉴，表现平平，沉默寡言，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反倒是哥哥伍秉钧，聪明伶俐，活泼热情。
内敛的伍秉鉴与外向的伍秉钧，颇有点像电影《教父》里的麦克与哥哥桑尼。连命运也相似，哥哥英年早逝，弟弟接手家业。
忽忽数十载，伍秉鉴平平淡淡，但广州十三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因为“一口通商”的政策始终未变，这是很多行商始料未及的，他们原本以来，这种优惠政策应该只是昙花一现。
一边是欧洲贸易需求的不断增长，一边是“一口通商”的坚持不变，于是滚滚财富涌入广州，广州十三行甚至被称为“天子南库”，是朝廷在南方的藏金库。
有诗描绘当时的盛况：

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 
新出牛郎印光缎，花边钱满十三行。
在这种空气中都是金钱味道的城市里，伍秉鉴跟父亲伍国萤一样，从小就没了科举仕途的念头，决心投身商海，小时候就经常跟随父亲去同文行实习、见世面。
父子二人，成就了日后的一段传奇。就如同马斯克说“只有美国才会让自己成功”一样，伍秉鉴父子估计也会说“只有广州才会让自己成功”。
挣脱了体制的束缚，人释放的潜能是无穷的。同文行潘振承、十三行的老板、伍秉鉴父子，都是普通出身，但能够创出一番天地，这就是明证。
而一个国家，只有解放国民的天性，给他们提供展现自我的自由舞台，才会蒸蒸日上。

近代以来，商业就是这样一个解放自我的最佳工具。
当然，清朝的行商制度对商业贸易依然有诸多限制。

行商实际上是一种垄断制度，外商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行商做贸易
。垄断就会滋生出各种腐败，官员会以各种名目进行盘剥，在一份1759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名目达到100多项。遇到天灾、缴匪、基建、民生工程等事宜，就会向行商摊派。

这只是公开的，还有冰山之下的私相授受。比如，一些官员热衷于办生日宴，一年办两次，等着行商上贺礼；一不高兴就出台一个贸易限制措施，等着行商送银子再解除。
1801年，北京永定河水灾，朝廷要求广州十三行捐献25万两，但粤海关向同文行一家就要50万两，老板潘有度拒不执行，直接被粤海关一纸告上朝廷，最后只得奉上银子，花钱消灾。

所以，从1757年“一口通商”开始，本来有三十家行商，到1801年，只剩下十家。本该大展宏图的广州十三行，沦落于此，未免惨淡。
以至于1801年嘉庆皇帝都看不下去了，颁发旨意，要求善待行商，不能过度盘剥。
外商也不爽。只能跟那么几家行商打交道，没有议价权，也打不进中国市场，而且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只能待在商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天才能进广州城行动，购物和玩耍都是指定地点，还不准洋人老婆上岸，上岸就得缴纳八两的“太太税”。

种种限制，就跟去朝鲜旅游一样。
商人，无论是广州十三行，还是外国商人，在清朝根本就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作为最大行商的同文行老板潘振承就曾决绝地说：
“宁做一只狗，不做行商首”。
后来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其中一个主要条款就是废除行商制度。

这就是18世纪下半期广州十三行的发展现状：政策优势大，但行商发展始终受限，前景不明朗。不过，在同文行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伍国萤，在1783年终于按耐不住创业的心了。
因为，东印度公司抛来了橄榄枝，支持他创办一家行商。
此时，他已经52岁，儿子伍秉鉴才14岁。

东印度的目的很简单，
它不希望看到略显颓势的广州十三行衰落下去，同时也不希望同文行一家独大
。这就是后来伍秉鉴和东印度公司深度合作的历史渊源。

1783年，这一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元顺行成立，第二年改名为“怡和行”，伍国萤将自己的商名定为“浩官”。
封建社会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就在自己的名字上冠一个“官”字，世代沿用，同文行就是用的“正官”，洋人一看到还真以为是个什么官。所以，流传后世的伍浩官并不是单纯指伍秉鉴，伍国萤最初也叫伍浩官，这是伍家的世袭商名。
在伍国萤的稳健经营和东印度公司的鼎力支持下，怡和行的业绩扶摇直上，在1793年就就冲到了行业排名前五位。
就在伍家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793年6月19日，广州口岸突然停泊着三艘大船。
这不是商船，也不是战船，而是英国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嘎尔尼。
他们马上要起锚北上，去拜访乾隆皇帝，重要任务就是终结广州的“一口通商”，增加通商口岸。
包括伍国萤在内的广州十三行的老板们都听闻了此事，预感到政策会有大变。

此时怡和行才成立10年，伍国萤的脸上出现了深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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