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355 篇文章
题图:抗战期间的重庆国立交通大学。
作者:猫爷爷, 20 后,1949 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现在退休养老,平时爱上网看电视,有时写一点东西,偶尔做一点初中和小学的奥数题目。
去年 8 月,我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编辑和许多读者都希望再写一篇后续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后续的故事和前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很难切割成两篇,我在原来的故事中添加了一些内容,加了一个后记,一起发表。
这是一个九旬老人的回忆,一个封存了 75 年的记忆。
1937 年沪松会战,上海沦陷。千万中国人背井离乡走上逃难的路途。在战火纷飞,流离失所中,人们没有放弃生活和希望。当时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先搬进法租界。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又迁校去了重庆。清华北大南开先后迁到了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交大、中央大学在草棚中继续办学。全国各地学子跨过万水千山到四川到云南求学,也创造了中国百年教育史上奇迹。
这段被遗忘多年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青年学子的艰辛、挣扎、无奈与奋进的写照。他们的故事曲折又辉煌,亲切又忧伤!
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Long,long ago,long,long ago
Sing me the songs 
I delighted to hear
Long,long ago,long ago
给我讲那亲切的故事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给我唱那动人的歌曲,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 美国民歌 Long,Long Ago
《很久以前》
故事要从我的爷爷讲起,那是清朝末期,一个世纪多以前了。我的家乡是安徽滁州的一个小村庄。
我爷爷是个农民,家中没有土地,一直在有土地的人家做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家的长工”。由于他勤劳肯干,地主奖赏他,供他的一个儿子和地主的儿子一起读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陪公子读书。
爷爷的长子获得这个机会读书。但是,他心思不在读书上。爷爷不得不“废长立幼”,由他的次子取替长子读书,这次子就是我的父亲。
长江的润土,千年以来造就了无数才子佳人,文人贤士。但读书对穷人来讲遥不可及,却又十分渴望。从没有读过书的父亲在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深得教书先生的赏识。几年下来,无论是文墨还是四书五经都颇有长进。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清王朝摇摇欲坠,千年的科举制度土崩瓦解,宣告停止。但是风云突变,袁世凯称帝,王朝死灰复燃,科举制度恢复。那一年我父亲虚岁十三,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果金榜题名,中了秀才。
县太爷亲临家中。当他的大轿和鸣锣开道的随从进村时,爷爷和其它村民一起,吓得惊慌失色,长跪不起。
县太爷和我父亲相对而坐。据说县太爷在和我父亲谈话的时候,是侧坐,以示对后生的尊重和期待。我的爷爷,一个从来没有出过村子,大字不识的农民,县太爷能够到家恭贺,受宠若惊。从此,倾家荡产支持我父亲读书。
复辟是短暂的,王朝土崩瓦解,皇冠落地。恢复一年的科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四书五经不读了,新文化之风已经吹来,父亲开始了新科学的学习,同时他也把目光投向了远方。17 岁的那年,他考取了中国最早的大学,两江师范学堂。
▲ 两江师范学堂
那一年,滁州有两人被两江高等学堂录取。二个年轻人一起第一次离开家乡,一叶轻舟,渡过长江,去南京求学。和他同去的那个同学,后来成了我的舅舅。
早期的大学,集中了许多的中国的富贵子女,也有像我父亲这样的穷孩子。大多数有钱的子女都学习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学科,而穷孩子学习理工的占多数。我父亲选择了数理专业。毕业后我父亲成为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
中国的变迁和科学的学习,也使我的父亲有了救国的抱负和理想。大学毕业后,他怀着读书救国的梦想,回到了家乡滁州,在那里他创办了滁州来安县的第一所小学和第一所中学。
我 1927 年出生。最初的十年是我成长中相对平稳的十年,父亲在学校任校长兼职教员。他对我们几个孩子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把我们也送进大学。那时候,中国一年的大学生不过几千人。
父亲在教书同时,担任了中英庚子赔款出国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往返于家乡和南京之间。每次他监考回来,我们几个孩子都等候在门口,大姐和哥哥抢他带回来的考卷,一头扎进屋中,解那一道道我当时还觉得像天书一样的题目。我和妹妹等待的是南京带来的糖果。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父亲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开始萌芽。
童年的生活是美好的,却是短暂的。我进了父亲创办的小学,度过了几年愉快的也是我大学之前仅有的安静读书时光。
在这前后,大姐和哥哥都像当年的父亲一样,渡过长江,到南京求学。大姐进入了金陵大学,成为中国大学中数学系最早的女生之一,哥哥进入了中央大学学工程。这也使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1937 年抗战爆发,10 月上海沦陷。我们一家离开家乡走上了逃难的路。我也因此断断续续失学数年。在逃难的几年中,父亲仍然没有忘记我们的学习。父亲经常把逃难的小孩子们召集在一起,既教数理,又教文学,还带我们背诵唐诗。
1941 年,父亲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能够读书,带领全家跨过京沪铁路和淮南铁路,逃难到了大别山下的六安毛坦厂的省立第三临时中学。我到了读初中的年龄,因荒废了数年,不幸没有被录取。我只能到附近的另外一所学校读书,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初中的课程。之后我又跳级考回了毛坦厂的省立第三中学的高中部。
又可以在安静的书桌前读书了!虽然住在草棚,但我十分满足。两年的时间我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习。
我特别憧憬大学的学习,可当时兵荒马乱,大学的入学考试杂乱无章。1944 年,安徽大学在大别山区举办入学考试,我和姐姐步行几天赶到考场,考试后,在大雨滂沱中赶回家,到达时却发现淮河决堤,我的家已经在一片汪洋之中。
几周以后我得知,我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被安徽大学录取。
民国期间的大学考试不是像今天的全国统考,而是每个学校分别出题考试。安徽被几条重要的铁路线分割,而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除了安徽大学以外,没有其它学校能够到安徽招生。教育部最后决定,安徽的几所省立中学的前五名保送上大学。这样我以省立第三中学的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保送大学名额。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已经迁到后方,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国立交大、武汉大学迁到了四川。从安徽到后方不仅没有交通而且要穿过日本鬼子占据的京汉铁路,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人越是绝望,越是追逐隧道尽头的那一丝光亮。怀着进入中国顶尖大学的梦想,17 岁的我,做出了人生艰难而重要的决定。
我决定走到重庆去。尽管需要穿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跨过重兵把守的京汉铁路。但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上我心仪的大学。我和另外两个保送的同学一起,打起背包,踏上了西行的路途。
▲ 我从安徽走到重庆的路线图
当时安徽省会迁到了立煌县(今天的金寨县)。安徽属于国军的第五战区,集团軍副司令是河南的抗日英雄张轸中将。在我们临行前,张将军到安徽办事,安徽省教育厅委托张将军送我们过京汉铁路。
但是,1944 年日本在太平洋上接连失利,急于巩固中国战场,打通大陆的交通线。京汉铁路的河南段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
我们随张将军的部队从固始县开始步行,路过潢川,上蔡等县,跨过了半个河南省。战火纷飞,一路上我们风餐露宿。我们看到了满目沧桑的国土,还有流离失所的饥民。
第一次夜间过京汉铁路,被日本鬼子的探照灯发现,机关枪响起,我们只能撤回。在恐惧和失望中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个带着部队要过京汉线的国军团长知道了我们的情况,答应全力帮助。我们三人夹在他的机枪连中,团长用一个小股部队打前哨,吸引日军。机关枪响起,我们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在驻马店和确山之间京汉铁路,过了第一关。
过了京汉铁路不久,我们又见到了久别的汽车,当时汽车没有油烧,只能烧木炭,我们搭乘烧木炭的汽车经过了当年诸葛亮隐居的卧龙岗,到了老河口的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汽车。当时第五战区的付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我们几个要跨过万水千山去求学的穷学生在司令部所在地短暂休息,之后又踏上路途。
在老河口的湖边,正值中秋之夜,明月当空,在难得的喘息当中,第一次离开家的我们想起了家中的父母和亲人。
我们渡过汉江,走过保康县,登上了海拔数千米的鄂西高原,第一次见到雪山和原始森林,也遇到了野兽和毒蛇。我们沿着神农架东侧的原始森林艰苦行军,山峦的起伏也预示着我们人生的曲折。到了兴山县之后我们顺着潺潺溪流我们乘竹排而下,经过一天一夜,筋疲力尽,“弹尽粮绝”的我们到达了香溪。
如果不是因为人生至暗,谁也不会寻找遥不可及的光亮饥寒交迫当中我们没有动摇,就像堂吉诃德中写的:对抗无法打败的对手,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去勇士不敢去的地方,不管多么绝望,多么遥远,毫不犹豫,因为有梦想。
香溪的湖水如明镜,这里是王昭君的出生地,也是屈原的故乡。香溪和宜昌之间的高峡和险滩阻断了日军西进,但是能阻挡我们求学的梦,没能阻挡我们跨过激流险滩和高山峡谷的步伐。
▲ 今天的香溪
这是当时江川航线的终点。到了香溪,我们带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从香溪有到重庆的船。但是豫湘桂会战九月开始,日军直逼大后方,蒋介石急招十万青年军入伍。长江上的船基本都被征去军用。
我们换了三次船,穿着夏天的衣服,在甲板上度过寒冷的秋夜,最后在一条船的洗衣房内,在洗衣工搜刮完我们身上的最后一点钱财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栖身之地。船逆流而上,我只记得,滚滚的江水,铅色的天空。
临行前,父母准备好了几十个写好地址的信封,要我每到一地给家里来信。但是当时兵荒马乱,家信经常要一个多月才到。传说我们三人在过京汉铁路的时候,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机枪下。我父亲每天晚上在床上会叹息到天明。
在历经 40 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后,1944 年 11 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日夜盼望的重庆。踏上朝天门码头的石阶,我无比兴奋。就在这时空袭警报响了,那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最后一次空袭警报。
到了重庆我们立刻找到教育部希望安排大学入学,可是,大学 9 月已经开学,我们 11 月才到。为了不浪费名额,教育部已经把没有按时入学的安徽保送名额分配给了其它学生。几经周折,最后教育部同意我们就读武汉大学,但是入学要到下一年的 1945 年。
年少离家,历经艰辛到达重庆,迎接我的却是又一次失学,又一次流浪。我在重庆度过了一段艰苦时光。只记得当时最爱唱的歌是根据德沃夏克交响乐改编的歌曲“在他乡,思故乡,……”
1945 年大学入学考试,教育部规定所有大学必须在同一天考试。我有武汉大学的录取做后盾,报考了当时考题最难,录取分数最高的国立交通大学(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的电机系。
▲ 重庆九龙坡上海交大遗址
我满怀信心和希望地走进了考场,但是彻底失望地走出考场。
英文考试,有一段英翻中的段落,讲的是一对情侣的小故事,用的是 couple,Couple 在物理中是力偶的意思。我一个在逃荒中度过青葱岁月的青年,连中文的情侣的含义都不清楚,哪知道英文的 couple。在重庆的一年,我读了大量的中文和英文的数学、物理书籍,对力偶这个词看了许多,就把 couple 翻译成力偶,虽然越看越不像,还是把一段情侣的浪漫故事硬是翻译成了一篇物理小文章。
此时此刻,我又一次想到了在家乡的父母和姐妹,想到这一年来的爬山涉水,走过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又一次陷入绝望。
黎明前的黑暗是令人绝望的,但是由于我多年来在大别山区,在草棚中的坚持和积累,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相信太阳总会升起。
8 月的一天,重庆鞭炮齐鸣,消息传来,日本天皇对全国发布广播讲话,宣布接受波斯坦宣言。八年抗战,胜利了。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交大电机系的录取榜上,找到了我的名字。
初中入学落榜,多次失学,两次跳级,先后就读六所学校,经历二年高考。颠沛流离,长途跋涉,三千里路云和月。在跨越了四个省份,走过了一个个陌生的村落,奔向一个个遥远而又向往的地方后,我终于有机会踏进了我理想的大学殿堂。
我想起了中英庚子考试的试卷,逃难路上父亲带我们背的唐诗,神农架的原始森林,京汉铁路线上日本鬼子的探照灯,用生命帮助和保护我们的国军将士,长江上让我们免费上船的船长。我思绪万千,又支离破碎。
我又想到我的父亲,一个出身贫寒,怀有教育救国思想的教师,一个历经千难万险培养子女的父亲。想到了读书和考试给我们一家带来的一切,快乐,痛苦,灾难,以及我们一家经历的半个世纪的沧桑……
后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在云南和重庆的大学陆续回到北京和上海等地。我随交大顺长江而下,到了上海。我再次经过香溪,路过当年运送青年军拥挤的码头,一年多年前的情景依然在目。我经过了安徽,我的故乡,也过了南京,我父亲,哥哥和大姐实现大学梦的地方。在船上和一群大学生一起,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在甲板上,我们欢呼,庆幸,向往着未来。
▲ 1948 年,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反美游行
我在上海度过了宝贵的四年大学时光。1947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科学家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预测半导体技术将改变世界,在国际上引起很大震动。他们三人由此获得 1956 年诺贝尔物理奖。我的毕业论文选择了半导体三极管为题目,也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半导体三级管的文章之一。
1949 年夏天,我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一直从事通讯工作。在毕业前,曾经准备到美国留学,读研究生。但生活中总是世事难料,留学美国终究成了一个梦想而已。
……
在半导体三级管发明 50 年后的 1997 年,那年我已经 70 岁,有机会到访美国。我有幸参观了当年发明半导体三级管的贝尔实验室(我儿子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一栋楼里工作,也算是一种缘分)。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厅,在那里我看到了三极管的原始模型,三个发明者的手稿。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遥远。展厅里展示了在三极管发明后,科学技术发展的画卷,激光,集成电路,数字通信,手机……我在贝尔的塑像前留影。时光穿梭,在跨越了时空之后,一切的一切又融合到了一起。
▲ 在 Bell 实验室的三极管原始模型
我还到访了波士顿,住在查理斯河畔,俯视麻省理工学院(MIT),那是我少年时就向往的圣殿。我哥哥毕业于麻省理工,后来儿子也在此求学。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楼上望去,查理斯河上帆星点点,碧波荡漾。我感慨时代的发展,天伦的轨迹,机遇与巧合。
▲ 查理斯河畔的 MIT
今天我一个九旬老人,能在电脑上回忆那过去的时光,通过微信和家人朋友交流。享受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便捷,也庆幸我有机会投身和见证从半导体到今天的通讯发展历程,虽然仅仅是蜻蜓点水,有的更是擦肩而过,但仍然兴奋不已,无悔无怨。
此时此刻,我也想到了和我一起从安徽走到重庆上大学的同学和那些相识或者不相识的朋友,感慨人生如沧海一粟。
我们一起从安徽到重庆上大学的三人中,一人于 1945 年进了在重庆的武汉大学,当时的武汉大学收录的学生很多,采取宽进严出的方法,大多数学生没有毕业,他也是没能毕业中一个。
另外一人在 1945 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49 年毕业,后来参加土改。他所学的经济专业被认为是反动专业,加上其它一些原因,被枪决。
护送我们从安徽走到京汉铁路的张轸中将,于 1949 年在武汉起义,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率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五十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在国家体委工作,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9 年平反,之后任河南省副省长,1981 年去世。他在体委工作时,我家和体委只有不到一公里,虽然不知道他还是否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他的几万大军中,也护送了三个去求学的青年。我一直想但是没有机会和他说一声“谢谢!”
从香溪到重庆,我们换了三条船。三条船的船长都让当时饥寒交迫,几乎身无分文的我们三人免费上船。第一条船是个法国船长,70 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我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三千里路的征途中最为惊险的是跨过京汉铁路,过铁路后我们三人和护送我们的国军团长还有机枪连的战士道别,以后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机枪连的士兵大多数和我们当时的年龄差不多,十七八岁。在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下他们的坚毅目光和坦然自若的神情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在以后的七十多年中,他们的道路一定充满坎坷,生死未卜,但我一直在心中祈祷他们安好。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grief is removed,
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Long,long ago,long ago
你的归来让我忧愁全散,
忘记了你已经漂泊多年。
我深信你的爱仍如从前,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 美国民歌 Long,Long Ago
《很久以前》
*注:文中的许多历史事件,人名根据记忆整理。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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