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也是好吃的
 中国的国际瞩目度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连日本的电视节目都喜欢跟风炒作中国的热点。最近大肆报道的某个热点艺人,具体内容就不用说了,一笔笔惊人的数据,让这位原本的“中国STAR”,一下子在日本家喻户晓,成了“国际TOP STAR”了。
大家挺惊异和羡慕中国的艺人怎么会那么有钱,还有一些人羡慕法院可以如此短平快地处理案件,更有个别人想起成田机场的那些钉子户,责备日本政府效率太低,几十年都处理不完拆迁,浪费了那么多发展机会。
 笔者看了一些关于法律与法制的节目,还有国人编的段子(抱歉段子登不出来),觉得重法比重罚看似窝囊,最终结果却不一定窝囊,因为在70多年前,守约重法曾经让日本百姓避开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1945年那一年,曾经凌厉无比,四处挑战的日军进入强弩之末,被美军一段段地压着由南至北打过来,本土也到处都遭到轰炸。年轻男人都送上了战场,妇女学生都要参加劳动,但是工厂缺乏原料生产不出东西,医药品短缺,日用品和粮食从1938年开始政府管控制后,大米的配给量越来越少,根本吃不饱肚子。
那时候,不管农村城市,所有的空地上都种上了甘薯,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离不开甘薯,孩子们去上学,大人去劳动时带的便当里也都是甘薯,他们已经靠甘薯过了好几年的日子。
▲直接抱着甘薯啃起来
败色越来越浓,但日本政府的宣传还是像煮不烂的鸭子嘴,什么要抵抗到底呀,甚至要大家准备好“一億人总玉碎“。
大家惶惶不安,准备到时都“玉碎”了罢了,那年的粮食生产很糟糕,庄稼不爱长,也缺乏人手去收。到了8月15号,日本忽然宣布投降了,老百姓不用抵抗到底了,也不用“玉碎”了。
但是,粮食不足问题开始显现。派到外面去打仗的败兵、伤兵开始陆续撤回国,去了满洲的开拓团、去了朝鲜的移民、去了台湾的移民等都开始往回跑,这些人都是只有一身破烂衣服和带着一张嘴回到日本的,数百万人规模的肚子都等着填充。政府哪里有那么多粮食给大家分,就是甘薯也不够吃啊,甘薯的叶子都已经熬汤,甘薯秧子也调成凉菜了。
到了1945年10月,粮食危机更显得形势严峻,社会上开始流传第二年大概要餓・死・一千万人的说法,比战时的危机还要严重。
这时候伸出了救援的手的是曾被日本人称为“米国鬼畜”的占领军。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占领军总司令登陆日本岛的时候,本来是带着满满的恨意的,要好好替在亚洲战场死亡的16万美国士兵教训教训日本野蛮人。
但是日本人在迎接他登陆后,秩序井然地遵守战败的条款,没有人对美国兵放冷枪,也没有人拿起武器打游击战,一切都听占领军的指挥,甚至还周到地考虑到美国大兵旺盛的性需求,招募一些女子做美军的慰安妇(一说是为了保护良家妇女不受侵害,用政府花钱提供的慰安妇做一个美兵的防波堤)
当时的昭和天皇也完全放下架子,去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拜访,又是鞠躬又是道歉,表示愿意把宫中的宝藏都献出来,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接受任何处置,请求对国民的宽大和施救。总之麦克阿瑟眼里看到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战败国”,恨意逐渐消失,不仅免了天皇的罪,还开始怜悯起日本的老百姓,向美国本土打报告,要求多运粮食来。
▲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
就这样,救命的食物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饥饿中的孩子学生首先得到了略能果腹的食品,接着是惠及到各个饥饿的家庭,预期的大饥荒没有出现,战后日本并没有因粮荒而死很多人。
战败后遵守败战条款,尽管是屈辱的,显示了日本的“遵约守法”的近现代法制化精神,在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了认可,让日本的万千饥民得了救。
 所谓的法治精神,其实还是从西方传到日本的。当年在中国的清末,也是日本的幕末时期,在西洋来的坚船利炮威胁之下,日本也是签下了不平等条约的,比如对美国的“日米修好通商条约”和对英俄的通商条约,统称“安政五国条约”。在这些条约里,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也没有领事裁判权,还要给这几国片面最惠国待遇。
 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清末人一样,幕末的日本人也都感到很屈辱,自救图强运动的发端就是源于此,维新志士的最初的大目标就是雪除屈辱,把洋人赶出去。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晋作等等众多幕末的志士,都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为了维新大业失去了生命。
 终于倒幕成功,成立了明治政府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注:维新三杰)们立即废除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把洋人都驱逐出去了吗?
 答案是NO,明治政府继承了这些条约,甚至明治2年还和德国等新签了类似的条约,并一直履行这些条约,直到20多年之后,才开始一点一点地跟对方商量着恢复关税、领事裁判等自主权,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明治44年才彻底完成。日本称之为“条约改正”。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又赞叹坂本龙马,因为“条约改正”正是来源于他的“船中八策”第4条,明治政府正是沿着龙马既定的路线走下来的。
▲龙马的船中八策与实现时期
 关于“船中八策”的具体条文,请参考文末连接的其他文章。总之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日本比大清要慎重和细致得多,汲取大清的教训也多。他们认识到,十九世纪中叶的这些“列强”尽管是开着战船来到了东方,也同时是带着某种新文明,某种规则,和“法的精神”的。(注:《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的著名论著,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列强”们胃口有大有小,性格略有不同,但都不是历史上的骑马民族南下劫掠繁华的中原之地,也不是蒙古铁蹄征服狂“元寇”来犯日本岛了。
 国内大多数人甚至不少学者对明治维新的印象就是“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这些表面上的成果,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对“法的精神”的跟进。实际上,西方列强后来愿意跟明治政府谈判交涉条约改正,很大程度上是认可了明治政府在司法上的进步和对西方契约精神的尊重。
 反映日本司法进步的一个最著名例子是1891年的“大津事件”。(关于“大津事件”可以参考文末链接的其他文章)那以后司法独立的意识开始真正在日本人心中扎根,列强们甚至因此认可了日本步入“文明国家”,愿意接受日本加入他们的“列强俱乐部”了。
 日本最终走的是“法治攘夷”路线,成功地破除了不平等条约。试想想,如果日本当年也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剥夺外国人和有钱人的一切财产”,当时可能是快意恩仇,扬眉吐气,大家一起鼓掌,可是再往后走呢?当年这些大声叫好,大鼓其掌的人的财产和权利会不会也被轻易剥夺?
▲去年做的一个读者小调查
 法治精神的确立和尊重契约是明治维新留给日本的一笔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使后来的败战后的日本百姓事实上受了益,躲过了一场可能会死亡万千人的大饥荒。
 麦克阿瑟在占领日本期间,着力让日本百姓扩大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如释放政治犯、成立工会、解散财阀、妇女参政等,还帮日本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战后的和平宪法
▲成田机场的钉子户
 日本百姓在新宪法的保护下,有着更多的自由和对抗政府公权利的底气。比如成田机场的钉子户,三十多年来一直就钉在机场里。
以前笔者坐飞机过成田机场时,很讨厌这些钉子户,觉得这些人耽误事儿,让成田机场的很多功能发挥不出来,被韩国夺去了“hub空港”的地位,让国家受损太大,应该采用中国的“强拆”办法对付那些农户。但现在笔者理解了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还有司法独立的宝贵性后,不会再心疼成田机场的损失了,反而很赞日本政府的慎重和对法律的尊重。日本政府现在的做法是,等着那些机场反对派一个个的老去,没有接班的后代,也没有干劲儿了以后,按照法律把地一块块收回来。(笑)
 回到本文最开始的国内热点事件,如果是日本艺人在日本犯同样的事儿的话,法院为审理她少不得花上几年时间,会浪费大量的公共司法资源。国情不同,大家的期待也不同,这样的艺人也许都该送到国内处理,最干脆最痛快最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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