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纳粹德国统治“小人物”
的秘密是什么？
©文/ 辰路 来源：读嘉
编辑：瑞秋的春天
☄ 像飘荡的幽灵一般，“平庸之恶”一直潜伏在那些惰于思考的普通人周围，时常把许多人捕获，也许在某天会爆发出难以估量的灾难。
☄我们与“平庸之恶”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我们与它的战争也在每一天爆发，而获胜的筹码始终在于：能否主动选择去看到真相，不断唤醒自己的道德良心，并且自觉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性思考者。
我们与“平庸之恶”的距离
1960年的5月1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不起眼的汽车厂工人在下班途中刚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突然多位黑衣男猛冲上去，堵住了他的嘴巴，并将他塞进汽车，用毯子塞住，随后消失不见。这位工人的亲朋好友们四处找人，但始终寻找不到踪迹。
就在仅仅1天之后，远隔重洋的以色列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报了一条重大新闻，二战纳粹时期执行犹太人种族灭绝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成功被捕。这个不起眼的工人在阿根廷隐姓埋名了十几年，在这一天终于公开了他原本的身份。
为了抓捕艾希曼，以色列动员了最精锐的摩萨德，在行动前甚至没有通知阿根廷政府，断然采取了秘密跨境抓捕的行动方案。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名声不亚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英国军情六处，他们整整策划了3年时间，以色列总理也参与了这场事件，表示必须“把艾希曼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以色列在二战结束15年之后，仍然在费尽心血地抓捕艾希曼？他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一、艾希曼与他的“平庸之恶”
艾希曼的名字可能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但在当时的以色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负责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将犹太人运输至集中营，以及操作部分的屠杀作业。被捕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相比于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中主要审理戈林、里宾特洛浦等纳粹德国中的“大人物”，艾希曼只是一个中校级别的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但是，艾希曼的审判重新勾起了犹太人对那段黑暗岁月的愤怒，几乎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关注着这一场特殊的审判。
1961年6月22日，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阿伦特是二战后最著名的女性思想家之一，与罗莎·卢森堡、西蒙娜·德·波伏娃并称二十世纪“女性思想家三杰”。
原本人们会以为，艾希曼尽管不至于像希特勒、戈林他们那样“穷凶极恶”，但也一定是一个阴险狡诈之徒。所有人把他想象成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但是令阿伦特感到震惊的是，艾希曼一点也不阴险凶横，反而显得彬彬有礼。在艾希曼的辩护词中，他还特意提到了自己遵循康德的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索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顶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艾希曼辩称自己遵从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来自于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那么，康德的“道德律令”是什么意思呢？康德是18世纪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可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相提并论，绝对是一位一流的哲学家。在康德之前的道德哲学理解里，人们通常习惯于将道德与内心的情感变化联系起来，比如我们会说“帮助别人让我们感到快乐，做坏事让我们感到难受”。但是康德认为只要我们理性认为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必须去做；理性上认为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能去做。道德律令只与理性判断有关，而无关乎情感变化。
伊曼努尔·康德（德文：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出生和逝世于德国柯尼斯堡，德国哲学家、作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所以艾希曼援引康德的“道德律令”，试图说明“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这些行为都与自己的情感变化无关，杀死犹太人并不让他情感上得到满足，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嗜血为乐”的魔鬼。所以艾希曼的核心辩护是：他只是一颗没有感情的螺丝钉，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他不应该为这场大屠杀负责任。
乍一听，我们似乎还被艾希曼精巧的辩护词说服了。但仔细一琢磨，一个致命的错漏呈现在我们眼前：艾希曼利用了康德“道德律令”中个人道德行为与情感无关的论据，但是“道德律令”的前提恰恰是，康德强调每个人要依据自己的理性能力，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当艾希曼接到一个来自上峰执行“种族大屠杀”命令的时候，他居然想不也不想就接受并执行了。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它是反映像艾希曼这样“小人物”们身上的特质，与“大人们”那种狂热的、出于个人意志的“罪恶”区分开来。这个词很容易让听者产生一种刻板的印象：相对于希特勒的“极权之恶”而言，“平庸之恶”似乎指的便是一种“小恶”。但是，“平庸之恶”真正的意思是指，有一种恶是由于自己放弃思考引起的。恶是一件很平常、平庸的事情，一旦当人停滞自己的理性思考，而把来自外在或者是威权的指令当作理性，那么常人便很容易堕入到这种“平庸之恶”中。所以说，“平庸之恶”的核心是我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思考者的角色，甘愿服从于来自其他权威的“理性”意见，把产生的责任也推脱给个体之外的集体。
尽管艾希曼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同样背负了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惨遭屠杀的罪责，最终也在1962年6月1日处以绞刑。艾希曼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但是由艾希曼案件引发的反思并没有停止：“平庸之恶”究竟是如何表现在纳粹时期那些普通德国民众的身上？那些普普通通的七千万德国民众，为什么不能阻止这一场人间惨案的发生？
二、“看”到底意味着什么？
无独有偶，另一位著名的犹太裔思想家、记者迈耶在《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中同样关注了“小人物”的这一话题。他想要了解德国的“小人物”们在这场灾难中如何深陷其中的。书中的主角，是10位曾在纳粹统治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他们不愿意去“看”当局迫害犹太人的事实，也不愿意“思”考自己的生活境遇与道德选择。“不看”和“不思”成为“平庸之恶”最恰当的两个注脚。那么在谈论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概念中反映出的问题：“不看”与“看”的差距大吗？“看”到底意味着什么？
纳粹德国时期，对任何受害者的悲悯和纪念是被严格禁止的。而在此之前，就算是极其专制的统治，也会允许对死去敌人的哀悼和纪念，比如古希腊时期战神阿基里斯参加了赫克托的葬礼，再比如抗日战争中日本军官用停炮的方式哀悼了张自忠的死亡。但是，纳粹统治期间的德国，不允许民间出现任何哀悼犹太人的行为。政府逼迫民众对屠杀犹太人的事实保持冷漠，甚至不允许民众去“看”犹太人的死亡过程，而是将犹太人集中到集中营、隔离区。每日摆在德国普通民众面前的，只是新闻报道中关于犹太人死亡情况的一些冰冷的数字。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地问，假如我们并没有肉眼“看”到某些事实或真相，它仍然具体和真实地发生着，那么“看”与“不看”的区别有那么重要吗？
刚被抓到集中营的犹太妇女和儿童
我们需要借助一下对于许多国人而言耳熟能详的《孟子》切入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样可能更契合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方式。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学的推广者，他仿效孔子“周游列国”的做法，希望通过自己犀利的言语，打动各国君主的内心，从而敦促他们推行“仁政”。有一日，孟子与齐宣王发生了一次“以羊易牛”的对话。事情的起因是孟子听闻了如下这件事情：
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大王坐在堂上，有个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大王见了，问：“把牛牵到哪里去？”那人回答说：“要用它祭钟。”大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惊惧哆嗦的样子，像这么毫无罪过就被拉去杀掉。”那人问“那么就不要祭钟了吗？”大王说：“怎么可以不要呢？用羊替代它！”）
齐宣王“看”到了一头将要被杀生的牛，也看到了无辜的牛即将被杀之前的惊惧与哆嗦，便决定将这头牛放了。但是呢，祭祀这类礼法仍然是要遵循的，齐宣王便决定用一只羊代替牛。这时候有人便质疑说，那么这一头羊同样可能会遭受被杀之前的惊惧与哆嗦，那么齐宣王这么做还有没有意义？
孟子从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赶紧面见齐宣王，鼓励了齐宣王的行为，并且说这“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在孟子眼中，齐宣王的这一行为其实已经露出“仁政”的苗头，“仁政”的出发点便是“见牛未见羊”那一瞬间的情感差异。什么意思呢？
孟子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督促齐宣王施行“仁政”，但是儒家的“仁政”并不是漂浮在空中的施政理想。孟子为“仁政”找寻到了一个现实的人性基点，那便是“仁心”。“仁政”本身便是自然人性中“仁”这一维度的政治延伸，是故“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许多像齐宣王那样的君主，都不相信自己有施行“仁政”的能力，觉得自己离尧舜禹的道德能力差距太大，不如破罐子破摔，贪图享乐。作为一位说服者，孟子需要向齐宣王展现的是，像齐宣王这样的人，同样具备施行仁政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正蕴含在他的自然人性中。
在“见牛易羊”的这一事件中，由于“看”到了即将被杀的牛那一副惊恐的模样，齐宣王的“同情心”不自觉地被激发出来。正是这一“看”，将人所潜在具有的价值观通过情绪变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通过引导和培养这一初始人性中的“善”，从对“牛”的同情发展到对百姓的同情，仁政也将作为“善心”的外在产物被逐步确立起来。同样的例子也反映在《孟子》中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小孩在井边玩耍,不小心跌入井中。路过井边的人见此情景都会毫不犹豫地产生同情心理。这里的关键词便是“乍见”，这是一种不经任何意识形态渲染的，非常原始纯粹的自然反应。
因而，“看”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动作。通过“看”这一行为，更深刻地与人内在的情绪变化紧密关联，而这一情绪变化正是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的自然反应。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某种“反人性”的社会价值观念（例如纳粹德国树立的价值观念）被强有力的建构在人们心中，甚至表面上人们也顺从此“心”。但他仍有可能因为“看”，而涌现出不受控的原始情感，从而冲垮、解构这一看似非常牢固的社会所施加的价值观念。
三、纳粹德国统治下的
德国民众为何“不看”？
因为“看”，很容易唤醒“小人物”身上具有的那种朴素的价值观和心理，换句话说，是人类普遍持有的一些基本人性，所以纳粹德国利用了各种方式阻碍“小人物”们“看”到一些事实真相。不过，更令我们好奇的是，其实“看”或“不看”依然是“小人物”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那些选择“不看”的德国民众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
回到《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的这部迈耶的大作。让书中这10位“小人物”联系在一起的一次重大事件，便是发生在德国克鲁嫩伯格这个不起眼小镇的犹太教堂起火案，其主谋是镇上的冲锋队成员。冲锋队是德国纳粹党的民间武装力量，与希特勒横空出世的重要事件“啤酒馆暴动”息息相关。但随着冲锋队数量上膨胀，逐渐与正规的国防军发生冲突，后被希特勒宣布为民间组织，取消持械的权利，只是负责入伍前的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军事训练。虽然冲锋队在希特勒勒令改组后地位大大下降，但是由于充斥着大量入伍前的青年团体，在地方事务中仍发挥着一定作用，时常做出一些激进的行为。
小镇上犹太教堂的这一场大火发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于这一个长期生活在安宁中的小镇而言理应是一件大事。我们可以想象下在一个中国的村子里，假使某地标性建筑发生大火，即便在凌晨，几乎全村子的村民都会被吵醒之后赶来，要么救火要么围观。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根据迈耶的访谈记录，当时这个小镇上并没有多少人选择前往观看。比如一位名叫达姆的镇民，在凌晨三点来到了冲锋队设立的警戒线之外，却发现围观的人数对于这样一场大火来说实在是显得太少了，他也是瞄了一眼之后便选择了离开。面对这样一场大火，究竟“看”或“不看”之间，书中的“小人物”们都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心理斗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德金德和布尔德布兰特。
韦德金德是镇中一位普通的面包师，他是一个没有知识、安于本份的传统德国人。在犹太教堂经历火灾后的早上，韦德金德从火上取下面包圈时，他想要去看看犹太人教堂被烧毁的情况。但这个时候他转念一想，去菜园工作可能更好，找麻烦没有好处。韦德金德打算第二天顺道过去，在步行去法兰克福人广场的路上正好经过那儿，可以远远观看一下即可。这就是书中韦德金德看待犹太会堂被烧的态度。
那么，以韦德金德为代表的普通德国镇民，为什么会出现安于工作、担心怕事的情况？这得归因于德国人传统“漠视政治”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小镇上，每个人以一种传统的方式过着日子，对于政治的变动始终并不敏感也并不关心——“没有任何恐怖曾侵袭过我的10位朋友的日常生活或曾引起他们的注意”①。即便是小镇上树立的那些让外人感到刺眼的“反犹标语”，也因为历史上曾经树立过其他歧视内容的标语而被当作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并不让镇民们觉得扎眼。
所有人都希望过着一种相安无事的日子，这是传统小镇生活所带来的心理积淀。无疑，德国的“小人物”们长久以来被这一传统心理所支配，以至于抛开那些对纳粹政权狂热支持的信徒之外，大多数的德国人觉得他们无论是被纳粹支配，还是被美国人支配，还是被苏联人支配，也只会点点头说“好”，再随随便便地奉承上几句，便转过头去不再理睬，安心于自己的生活里。这一种传统的心理并不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但事实上它却无力反抗纳粹德国的兴起，也便是某种意义上的助长。
第二位典型人物是布尔德布兰特，他是镇上的中学老师，也是书中这些“小人物”中唯一具备思想涵养的人物。尽管他已经是一位纳粹党的党员，但是他清楚反犹政策的来龙去脉。在犹太教堂着火的第二天早上，布尔德布兰特故作镇定的来到了课堂，想要一如既往地正常上课。但是当他的学生在课上问他说，“老师您有空去看看（犹太会堂）吗”，布尔德布兰特选择了沉默。根据迈耶的访谈，当时的布尔德布兰特用法文版的《罪与罚》遮挡住了自己的面庞，因为他能够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脸发红了。犹豫了很久之后他才看起来是糊弄般的说了一句：“是的，我有时间。”
难道仅仅是因为布尔德布兰特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为自己没有阻止焚烧犹太会堂而感到脸红吗？不是的。因为布尔德布兰特明白，当自己“看”到那座犹太会堂时，就像我们在“见牛不见羊”例子中讲述的，他心中一定会产生愤怒和羞愧的自然反应。他的自然反应会是质疑冲锋队的行为，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错误，违背了他所积攒起来的认知和价值观念。
令人脸红的是，他发现自己尽管已经成为了一位纳粹党员，但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和其他的那些纳粹党员、冲锋队员一般，对这件事情可以“心安理得”。布尔德布兰特脸红的真正原因是，他明知自己无法真正融入纳粹群体，但是他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否则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布尔德布兰特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此时不是显示他比别人优秀而值得骄傲的东西，反而成为了阻挡他彻底融入其中的障碍物和累赘。
其他抱着传统心理的“小人物”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心安理得”，而有知识的“小人物”担心自己因为“看”从而唤醒了自身的“良知”，导致无法与这个庞大的纳粹群体站在一起。这也正是我们在上文讲到“见牛不见羊”的缘由，“见牛”一定会反射出自己的自然人性，引起对犹太人群体的同情与悲悯，从而冲垮自己对于纳粹反犹政策的认同；那么，布尔德布兰特宁愿选择“不见”和“不看”，通过不看见事实的方式继续迷惑自己早已不安的内心。可以说，布尔德布兰特代表了纳粹统治时代那些懦弱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知识也有良知，只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唤醒它。
通过韦德金德和布尔德布兰特的两个例子，我们知道德国这些“小人物”们大多选择不去“看”屠杀犹太人行径的缘由：客观上，纳粹采取设立集中营、隔离区的做法，拉长了犹太民族与普通德国民众之间的物理距离。主观上，有些人是因为安于传统的生活习惯，不愿意介入政治的纷争；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自己的软弱与胆怯，生怕因为“看”，一次又一次刺激着自己软弱的良知。
纳粹德国利用了“传统的德国人性格”和知识分子的“良知”，通过无止境向“小人物”们灌输“群体思想”和“领袖思想”，使得与“其他人的思维方式一致”成为个体最高的追求目标，这种心理加深了某种程度上的“不看”。由“庆幸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类情绪代替了原本可能“看”时会产生的不安、愧疚、抱歉进而是愤怒。因而迈耶认为，观看这一场犹太会堂火灾的人数如此之少，就不足为奇了。
四、纳粹德国如何让
“小人物们”不思？
“不看”只是“不思”的表面行为，纳粹时期的人们拒绝通过“看”引发更多的思考。“不思”的实质是纳粹德国利用一种“集体意识”去取代每个人的“个体意识”。纳粹德国通过多种手段去强化和加深它，它是如何做到让“小人物”不思的呢？
一是，明确敌我界限与身份意识。纳粹德国追寻的目标是将自己领导下的群体意志趋同化，而首先必须强化的便是他们身份的归属感。因此，“反犹”并不只是了反对“犹太人”，而是要让德国的“小人物”们在“反犹”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强烈的“区分敌我”的心态。同时，利用各类的组织方式，比如说冲锋队、纳粹青年团，将不同年龄层的人们纳入到更为细致的组织框架里，方便进行管理和控制。加强自身的荣誉感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像另外一位镇民西蒙，就为自己成为小镇上的第一位纳粹党员而感到自豪，夹克上微章所刻记的编号“5813”赐予了他无限的荣耀。
有一部名为《浪潮》的电影也曾进行过一次纳粹式的模拟实验。电影中，教师文格尔提出假想“独裁”的实验，班级同学设立统一的口号、一致的打招呼方式，穿同款的服装，并绝对听从文格尔的指令。这种集权生活导致班级同学构筑了强大的荣誉感和纪律性，团结亢奋，将持反对意见的同学视作异类，甚至不惜与其他班级进行群体斗殴。与历史上的德国纳粹党一样，正是身份意识和敌我界限的强烈输出，导致许多“小人物”沉湎于其中，将个体遗忘在群体之间。
二是，用政治符号的区分取代其余所有的区分方式。在迈耶的书中提到了中学生霍斯特与他父亲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就犹太教堂是否应当烧毁的辩论中，接受纳粹教育的霍斯特认为“犹太会堂”仅仅包含了“犹太人的”这一典型的犹太政治符号，而年迈的父亲则不断地去提醒自己的儿子，“犹太会堂”还包含着“神的殿堂”这一宗教符号。在父亲眼里，犹太教堂与基督教堂一样的是，它们都是“神的住所”。纳粹教育不断强化着“犹太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独特性，而让人们逐渐遗忘犹太群体在其他类别的划分方式中包含着与普通德国人太多的相同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小镇上的犹太人都需要被隔离时，所有的镇民们只是意识到他们属于“犹太人”这一政治符号，却忽视了他们也是“人”这一基本符号。再例如，冲锋队在破坏犹太人的商店，破坏犹太人的会堂，也只是意识到了“犹太人的”这一政治符号，忽视了背后所蕴含着“财产权”等这样的法律符号。
班耶兹拉犹太教堂：这个犹太教堂近年来重新修整，是德国最重要、最具历史性的犹太教堂。巴洛克风格,尖尖的是哥特式;已经有些模糊的希伯来文字却提醒人们这其实是犹太教堂。
当用政治符号的区分压倒了其余所有的一切之时，人们的生活只有归属于某一政治符号才有意义，甚至是全部的意义都交给了服从某一政治符号上。当个体公民脱离了这一政治符号，就意味着他不再受任何的保护，随时可能遭受危险和死亡。纳粹逼迫所有的“小人物”们只接受一种区分人群的方式，即政治的区分方式。
三是，消灭个人的差异化和个体性，将一切荣誉与责任归属于共同体。在明确政治身份，服从于政治符号的划分之后，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经过精心组织和安排的庞大机器中的一颗小螺丝而已。在纳粹统治下，“小人物”们最高的理性便是听从集体的安排。“整个共同体几乎以一种方式感知和思考”成为了最好的状态，每个人的态度都必须和共同体的态度相同。
思考本身具有追根溯源的反思特征，要不断探触事物的根基和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根源。无思的状态，是停止反思，只管接受。造成“小人物”不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所有的“小人物”都不必思考，他们行动的动机都是共同体的意志，而事情的后果也并不由自身负责，是由整个共同体共同承担。通过以上三种手段，纳粹德国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到了让“小人物们”不思，这也是纳粹在德国统治时间长达13年的秘密。
五、如何反抗“平庸之恶”？
13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纳粹的统治虽然表面强势，但始终面临着随时被颠覆的可能性。“使专制者担忧的是实际上的反抗，而不是缺乏被要求去完成专制政权之邪恶事务的少数人手。纳粹分子不得不估量的是，凶暴的行为会唤起共同体意识到它的道德传统的那个临界时刻。”②
在纳粹统治期下，“小人物”们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受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错误，并展开反思活动。在克鲁嫩伯格的某天，根据迈耶记载，当小孩子们打碎了犹太商店的玻璃窗户，疯狂涌入抢夺其中的糖果时，起初冲锋队没有阻止这个行为，他们的家长也对这种行为表示默许，只是安静地站在旁边看着。但这时有一个老人路过，他喃喃低语了一句：“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听到此话的家长们突然惊觉了，立马把孩子们揪出来，丢掉他们手里刚刚偷来的糖果。
无数个这样例子的积攒，很有可能会导致群体意识的崩溃，纳粹德国也在外力的打击下最终覆灭。但是纳粹德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平庸之恶”不再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平庸之恶”以更加流行化的方式出现。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谈到的科层制，已经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得以普及。它在带来理性原则和高效率的同时，极端的科层组织管理造成的社会性危险也不能被忽视。过于压抑的层层部署，很容易造成下级的“思考惰性”和创造力丧失的现象，只沦为听从命令的执行者。在当代著名的思想类读物《乌合之众》中，勒庞也提到人身处群体的时候，自己的个体性格便会消失，理性思考能力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易受命令与暗示。
1961年耶鲁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进行了著名的“服从实验”。被试者会和一名“教授”共处一室，并不断接收到来源于他的命令。他们要通过仪器给身处另一个房间的学生进行测试，如果对方回答错误，则需要按下电击惩罚的按钮，而电击的力度会从无害的5V、10V节节攀升到可能致命的220V。在实验过程中，即便被试者能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哀嚎、惨叫的声音（其实这些声音是由一台录音设备发出），教授的指令仍然会不断发出。令人震惊的是，最终有超过75%的人都乖乖遵从了他的命令，执行了电压力度足以致命的220v的电击命令。这个实验告知了我们一个沉重的结论：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杀死犹太人的那个艾希曼。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反抗“平庸之恶”呢？
其一，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自己的个体责任，而不是将所有的责任归因到其他团体或权威身上。就像上文中最后阻止孩子们偷窃的德国家长们，他们在老人的提醒下意识到将“孩子培养成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再次脱罪给纳粹统治。冷漠的大众只会再次造成重庆公交车坠桥这样的悲剧，依靠外在权威也难以摆脱集体主义的风险，而清楚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公民个体能从源头上扼杀这些潜在的威胁。
其二，每个人都要珍重并不断运用“个人的思考能力”，被艾希曼误解的康德反而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把钥匙。就像时下热播的《银河补习班》中父亲对儿子说的那句话——“我不在乎你聪不聪明，只在乎你的脑子是否一直转着”，摆脱“平庸之恶”的根本办法便是把原本交付给集体的“个人思考权利”重新掌握起来。每位个体珍视自己身上的理性力量，面对非理性的集体行动的蛊惑时，要学会冷静的思考并且勇敢表达自己的合理观点。
其三，我们需要有面对事实的勇气，秉承良知之心，勇敢地把想法说出来。布尔德布兰特这样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不缺知识，也不缺理性，缺少的只是把想法说出来的胆气。极端偏颇的群体意识总会有破产的那一天，那位路过糖果店的老人的勇敢发声，唤醒了那一刻所有家长们的良知。我们不仅要看、要思，还要有那份勇气和果敢支撑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人之异于禽兽”的地方在于，我们拥有主体的道德感和理性的思考力。对于我们而言，个人理性思考的能力是至高无上的天赋权利，任何外在的权威和集体的意识无法代替我们独立思考，任何强有力的遮掩也无法让我们永远看不到真相。需要警醒的是，“平庸之恶”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危险，它没有伴随着纳粹统治的结束而结束。像飘荡的幽灵一般，“平庸之恶”一直潜伏在那些惰于思考的普通人周围，时常把许多人捕获，也许在某天会爆发出难以估量的灾难。我们与“平庸之恶”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我们与它的战争也在每一天爆发，而获胜的筹码始终在于：能否主动选择去看到真相，不断唤醒自己的道德良心，并且自觉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性思考者。
注释 
①[美]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王岽兴、张蓉译，三辉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②[美]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王岽兴、张蓉译，三辉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合作公众号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 → 右上角 → 设为星标★ 
一课经济一起学，科学普及你我他
【一课经济学 | 智慧集结号】一年精读四本经典。知识点一点点的过，一点点的学。从哲学基础、方法论到基本公理、定理和规律，从个体行动再到宏观层面的经济周期，奥派经济学的体系是庞大而又不失精致的。从第 1 季到第 4 季，在智识之旅上风雨兼程、跋涉探险，你我继续前行！长按以下二维码识别或点击阅读原文加入。
点击阅读原文开启经济智慧之旅 学习❶1-4 季课程单课、❷思维导图、❸名师经济学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犹太人
艾希曼
以色列
纳粹德国
“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