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崛起系列》第三期——觉醒。
1910年—1920年，中国有了各种主义，实现了各种觉醒。
但总有人误解民国，以为民国很浪漫，你以为的民国浪漫，只是这样的浪漫。
你只读了戴望舒的《雨巷》，就以为姑娘都像丁香一样，撑着油纸伞，默默彳亍着；
你只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以为“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爱情的儿女情长。
你只瞅了民国三大亨的路边文学，就以为学做人、论英雄、混兄弟，当如杜月笙；
你只听了周璇的《夜上海》，就以为旧中国如大上海摩登繁华，婀娜旗袍；你只望见陆小曼和林徽因，就以为民智开化，男女平等，爱情最美；
你只瞥见鲁迅著作等身，就以为饿殍满地、目不识丁仅存在于《少年闰土》的小说中，却总是忽略“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那么民国浪漫吗？浪漫，很浪漫。
但它的浪漫不是你侬我侬的才子佳人，不是十里洋场的歌舞升平，更不是大家丛生的文人墨客，而是巨龙即将腾飞的民众觉醒。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为中华之崛起而革命。
若没有那些主义和觉醒为“光”的到来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便没有1921年的名垂青史。
1919年6月9日，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
陈独秀的这一举动令北洋政府大为恐慌，当晚就派警察逮捕了陈独秀，连他的住处也被查抄。
陈独秀被捕后，学生界、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各地函电交驰，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行动。
后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与强大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释放了陈独秀，但限制其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运动。
1920年2月，一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两个衣着朴素的商人，他们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李大钊冒着危险亲自护送陈独秀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党组织的意见，随后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党。
这就是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被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负责相关事宜。
1920年8月，陈独秀已经到了上海，重新筹办《新青年》。
在陈独秀的委托下，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的一个名叫“又新”的印刷所正式问世。
有了思想武器，无产阶级的联合便有了方向，失去锁链，赢得整个世界变得指日可待。
1921年，一大在上海召开，各地代表纷纷来此。
只是进行到第六次会议时，黄金荣的把兄弟程子卿闯入会场，导致会议被破坏。
后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标志着党正式成立。
一大时，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到场，他们都在为钱发愁，陈独秀在广州索要教育经费，李大钊在北京与其他老师一起讨要拖欠的工资。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纪元，国民大革命近在眼前。
先是李大钊与孙中山会面，两人的这次会面促进果党内部改革，实现果共首次合作，黄埔军校也由此建立。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黄埔军校以此为纲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流砥柱。
1924年国民大革命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
李大钊积极斡旋，说服冯玉祥等人参与北伐，国民革命军通力合作，终于1928年12月29日让东北易帜，使得中国大陆得以统一领导。
国民革命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去世，孙中山的离去让国共合作变得脆弱。
孙中山去世两个月后，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英国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
之后刘少奇、李立三、蔡和森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抗议游行，随后社会各界声援，反帝热潮持续高涨。
为了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邓中夏和苏兆征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可是遭到帝国主义和买办主义的威逼利诱，反帝统一战线被破坏。
英国拒不认错，仍继续使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汉口惨案发生，6月13日九江冲突发生，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7月2日重庆惨案发生，7月31日南京惨案发生。
这些惨案与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举国上下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时间来到了1927年。
1927年是艰苦卓绝、暗无天日的一年，也是旭日东升、拨开云雾的一年。
常凯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抗日战争时期，与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共同成为卖国贼。
为了应对蒋汪的狼子野心，陈独秀等人领导工人武装予以反击，但最终因陈独秀的缴枪论导致大革命失败。
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被开除党籍，这一退便是一辈子。
陈独秀曾为了躲避各方的追捕，藏在一艘船上，对友人倾诉到：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
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他的这番话在当时来看过于超前，直到若干年后在一个叫做遵义的小城才被验证实属真理。
大革命失败后，各路宵小之辈，蝇营狗苟。
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华共进会向常凯申献上了投名状。
杜月笙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从而获得了常凯申的支持。
汪寿华是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年仅26岁。
汪寿华的牺牲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也让“牺牲”二字被频繁提及。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宁死不跪，被乱刀砍死，时年29岁；1928年陈乔年被杀害于上海龙华，时年26岁。
1927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赵世炎被捕，行刑时被砍头，时年26岁；1927年李大钊被东北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时年38岁。
李大钊在他的文章《牺牲》中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影响和光华。”  
 陈乔年也曾在狱中向战友说道：“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
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8岁。
行刑之前，敌人以死亡逼他就范，问他还有什么说的，夏明翰义正词严地说道：“有，给我拿纸笔来。”
于是，他挥笔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一个多月后，向警予同样被叛徒出卖，牺牲在汉口余记里，年仅33岁。
在就义之前，向警予为狱友留下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的牺牲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
邓恩铭是一大唯一一名少数民族代表，也是最早的的共产主义战士。
只是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被捕入狱，两年后被杀害。
这一连串的牺牲，让鲁迅哀叹道：“1928年，民国没有了，我们只是民国遗民。”
牺牲不代表彻底失败，凡革命者无不流血牺牲。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独立武装斗争。
随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转变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路线，改为“枪杆子里出政权”。
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
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终究不会走的长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骤减至1万多人，便是血的教训。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秋收起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初步形成。
到了第二年朱毛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式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自此逐步开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同时开展土地革命，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秋收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
但是这件小事差一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差一点让新中国的建立毁于一旦。
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和战友潘心源在返回浏阳的张家坊时被当地的清乡队抓住。
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乡队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身份，就把毛泽东绑起来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
关于这次遇险的细节，1936 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
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
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
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
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碰到他们，但是他们搜了好多遍，没有发现我就走了。”
看到清乡队走后，毛泽东从水塘边的草丛中钻出来，彻夜赶路。
当时他没有穿鞋，赤脚不停跋涉，脚伤得很厉害，幸亏在路上遇见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给毛泽东提供了住处，又带着毛泽东到了邻近的县城，这才到了秋收起义的农民武装处。
1927年9月29日-1927年10月3日，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让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三湾改编前六天，卢德铭为掩护部队前进中弹牺牲，毛泽东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进行了在城市建立根据地的尝试。
只可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了，突围时起义军领导人之一张太雷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
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敢不敢革命？怎么革命？最终确定转变路线，减少组织暴动，积极发展群众，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
为了顺利召开此次会议，革命先辈们经历了危机重重的生死时刻。
周恩来和邓颖超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被暗探怀疑，二人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
之后他们将周恩来带回警察厅，足足盘问了两个多小时，幸得周恩来沉着应对，警察没有找到破绽便放了他。
但是他们的疑虑没有消除，派暗探一路跟踪，周恩来巧妙应付，这才顺利到达满洲里，在苏联同志帮助下抵达莫斯科。
第二年，古田会议召开。
该次会议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红四军建设成新型人民军队，随后也在各地红军中逐步实行。
只是这一年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敬请期待《百年中国崛起系列》第四期《我知道你想回到30年代（1930-1940年的中国不会亡）》
（PS：这是由我个人独立完成的“百年中国崛起系列”，年代跨度为20世纪0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内容为近代中国编年史与激荡发生史。
因为资料整理繁多，不可能涵盖全部，而且又是我一个人独立策划，所以很难做到定时发布，但我尽量保证每周一更，希望大家喜欢，也期待大家多提意见。）
百年中国崛起系列第一期：
百年中国崛起系列第二期：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