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市场”今天91岁：我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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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胜军

谨以此文祝福吴老91岁生日快乐

吴敬琏：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有疑难可问谁？《华尔街日报》有过一段生动的评论：

• 中国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值得听取，那他就是吴敬琏。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更像一座桥梁，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生于1930年1月24日的吴敬琏，对于世界格局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敏感力。他经历过战争岁月、建国后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十年文革动荡，曾经被打为“右派”。

童年吴敬琏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对吴敬琏而言，以下几件事情对其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

• 吴敬琏生父吴竹似和继父陈铭德在1929年创办了《新民报》（今《新民晚报》）。1947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吴敬琏痛切地认识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

青年吴敬琏

•1969年吴敬琏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五七干校”，在那样的人生困顿之中，他意外成为“知识分子傲骨”顾准的莫逆之交，顾准的见识像冰冷的解剖刀一样锋利，让吴敬琏打开了思想的天空，开始思索“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深刻命题；

吴敬琏后来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

•1983年，53岁的吴敬琏赴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颠覆了自己的经济学认知。吴敬琏感慨，“在耶鲁的这三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吴敬琏早年是“苏联模式”的信徒，甚至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至今让他觉得愧疚。后来，吴敬琏对自己女儿说，“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后来，吴敬琏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并向其真诚地致歉。

从耶鲁访学回国后，一个焕然一新的吴敬琏出现在经济学界。

•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1979年陪同邓小平访美的思想家李慎之，对吴敬琏理解“政治经济学”有点拨之恩。与吴敬琏同龄的法学泰斗江平说：“从李慎之和吴敬琏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跨界”惺惺相惜的吴敬琏与江平

1974年冬顾准临终前，对唯一守护在旁的吴敬琏郑重地说：

•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我是见不到孙冶方（当时孙在狱中）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

由于这样的人生经历，吴敬琏特别珍惜中国的每一次发展机遇，尽其所能地“杜鹃啼血”，从提出“整体改革论”到80年代与高尚全等人操刀“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到因力主市场经济被扣上“吴市场”的帽子，再到激辩“股市赌场论”、对“权力寻租”的痛批，吴敬琏从不缺席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被经济学泰斗马洪称为“一个勇敢的战士”（参见：朱镕基的伯乐——老成谋国马洪）。

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与顾准相比，吴敬琏是幸运的。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再一次崛起为世界大国。如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中国又一次“历史大考”。吴敬琏说：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2008年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复杂性极速增加。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更令雪上加霜。吴敬琏指出：

•目前我们面对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尚未走出“三期叠加”困境；另一方面，2020 年又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以至于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六保”。采取果断措施来进行应对是必要的。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实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就必须追根溯源，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才能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实问题给出正确的诊断和处方。

学术界的浮躁

经济学在中国堪称显学，经济学家满街走。但吴敬琏却深感忧虑：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措施来缓解矛盾。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计划与市场的多次交锋

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来自不易，是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之后才形成的。吴敬琏指出：

•第一次冲击发生在70 年代末期。“文革”十年动乱把中国经济和社会推向溃败的边沿，而市场经济国家意料之外优异表现带来的强烈震撼，使一些领导干部在走出国门进行考察后，认识到适度开放市场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必要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和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市场必然产生“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厌恶与畏惧，造成在方针政策上的摇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接近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代替。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80年代中期。经过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在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赢得了势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它并没有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规律等等做出达到现代经济科学水平的界定，还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采取“商品经济”这种俄语的模糊叫法来指代市场经济，同时把价值规律定义为在资源配置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就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变动引导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规定。还有，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上“有计划”的定语，也为计划经济为主和政府重新主导资源配置埋下了隐患。

80 年代后期在党政领导机关中爆发了对于中长期改革基本路径的争论。吴敬琏说：

•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认为既然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核心配置稀缺资源的一整套机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应当在扩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控制权方面单项突进，而应当在发展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整体配套地进行。这种主张在80年代中期取得了决策层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不赞成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作为中期改革的目标，他们向领导积极建言，“摆脱加快过渡的气氛和压力”，转而采取以计划和市场双轨长期共存为特征的转轨方式，实行企业承包先行、价格改革靠后的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向新体制的过渡。1987 年，“双轨制渐进转轨”论者的“反决策论证”得到了新任领导人的采纳，实现了他们所说的“决策思想历史性转折”。体制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改变为“国家掌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这一决策思想的逆向转变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接踵而至。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 1988~1989 年的经济和政治风波。

•风波之后，否定市场经济、重申计划经济为主的开倒车潮流重振旗鼓。他们不顾邓小平关于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严肃告诫，力图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重新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不可动摇。这种开倒车的行为导致了 1990~1992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年停滞，并由此引发了又一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大争论。

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中，吴敬琏和刘吉瑞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吴敬琏说：

•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就已运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指出，各自追求自己目标的众多经济参与者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后续的经济学派，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说明它无法具有效率。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用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行政—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采取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如今，这些问题许多早已经有了定论，改革需要“整体推进”和“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已郑重地写入执政党的决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时至今日，命令经济旧体制所承载的既得利益和苏式经济学旧思维的影响都还继续存在，因此就像过去几十年经历过的那样，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不注定一帆风顺，向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后退的曲折还时有发生。

一向严肃的吴敬琏有时候也很幽默。

有次邓力群看到他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

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

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峰回路转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这个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吴敬琏指出：

•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循着“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等斯大林主义方针来发展国民经济。这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很快引起人们的忧虑，在 1956 年提出了以“在继续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可是，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提高增长速度和加强农业的宏大计划非但没有改善经济状况，相反造成了50~60 年代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灾难。

•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了突破苏联式发展模式的艰难历程。1979 年，中国领导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用三年时间把各方面比例失调大体上调整过来。然而，新方针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只进行了三四年，就有一位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主管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声称，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偏向”，必须“纠偏”。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斯大林教条和“走出新路子”的努力就终止了。

然而形势毕竟比人强。在大量耗费资源造成的需求膨胀、效率降低、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变得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1995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提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问题，把实现从靠投入资源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到靠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列入“九五”（1996~2000）计划。

在 1995 年后的几年中，由于转型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阶段。

不过，“十五”（2001~2005）期间形势再度发生逆转。吴敬琏说：

•“九五”期间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使人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于是“十五”（2001~2005）计划不再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而是要求在“十五”期间“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十五”期间靠海量投资支撑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大城”运动和“产业重型化”运动。

•21 世纪伊始，不少省市级政府就凭借通过土地批租获得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即用海量投资建设以造大城为主要内容的“形象工程”和以“产业重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工程”，逐渐形成为全国性的热潮。

面对这种形势，又一场争论爆发。吴敬琏说：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大手笔的投资将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另一种观点则忧心忡忡，认为这将促成工业化道路的偏离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恶化，并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后果。

•我介入这场讨论，提出了要防止重回高指标、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必须走效率优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一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更多听到的则是反对的声音。于是，我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提出了我的政策建议：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这次大讨论的积极成果，是在有识之士达成共识的条件下“十一五”（2006~2010）规划重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知易行难

知易行难，是官员任期制和每个微观主体的“个人理性”所决定的。正如凯恩斯所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这一点，中外皆然。吴敬琏说：

•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和这些决议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无遗憾的是，随即在本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后期出现了质疑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社会潮流。一些地方继续用大量投资进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粗放增长方式导致的各种消极后果也日益积累。由于苏式发展理论和政策在干部队伍中遗存的影响力，还由于权力和利益的推动，反复出现传统增长模式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回潮。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到 2007 年开始呈现出阶梯式下降趋势。

•2007 年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 年，中央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并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加上想用强刺激政策应对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的困境。

面对产能过剩、债务压顶、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压力，中央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十三五”（2016~2020）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发展基本思路：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中国改革战略演变

制定正确改革战略的前提，是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把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错、探索、讨论乃至斗争。

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长途跋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这种改革难以突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吴敬琏说：

•“体制下放”非但没有取得充分发挥基层积极性、创造性的预期的成效；相反却使计划经济所必须的资源配置纪律遭到破坏。为了保持计划的集中统一性质，中央政府收回了若干原来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然而中央集权又造成僵化怠惰风气的滋生，于是只得再次下放权力和利益。这样一来，改革过程就形成了一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70 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参见：1978，伟大的“睁眼看世界”），使朝野有识之士从市场经济国家良好的发展业绩中看到，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挽救危亡和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吴敬琏指出：

•贯穿往后几十年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的一条主线就成为从计划制度到市场制度的体制转轨。不过，尽管历史发展的大逻辑决定了国家的体制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然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有深厚的思想沉淀和社会基础，因此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它不免时常出现曲折、反复和回潮。特别是在本世纪初期，由于改革推进不足出现的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某些社会问题引起大众不满时，代表旧体制和旧思想的社会力量就趁机鼓动把改革拉向后退，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和对企业的微观干预，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国进民退”开倒车的潮流。

•直到 2012 年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和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吹响了阻断开倒车逆流、重启改革的号角。“吴市场”在2003年有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

•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历史照亮未来之路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足的进步，在 2010 年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最后一公里，前进的阻力越大。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一蹶不振的教训，尤为值得借鉴。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