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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从真正客观的、遵从一般社会历史规律的角度，对社会历史事实给出了全新解读。
《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封面
在《科学革命的密码》出版前，文一教授将书稿寄给了我，请我提些建议。承蒙文一教授如此厚爱，我一口气读完了书稿，感觉是眼前一亮，心潮澎拜，非常震撼和兴奋。在社会科学领域，要真正获得一个全新的科学结论是非常难的。原因却很奇怪：在社会科学领域，要提出一个“新观点”实在是太容易了，人们往往是遇到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就可以给出一个似乎有道理的解释，遇到另一个，又可以轻易地给出另一个看起来也很有道理的解释。但是，能够在严格遵从基本社会科学原理基础上，对社会历史事实给出统一的解释，这才是最难的，并且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科学的。“李约瑟问题”是个老话题，但大多数的研究已经陷入我称之为“吃后悔药”式的解读之中。失败了，就什么都是错的，一切都是罪过，一切都是教训，一切都是可以进行讽刺挖苦的对象；而一旦成功了，就什么都是对的，说什么都有理，全都是值得歌颂的。这些是社会历史问题研究最容易犯的错误。
文一教授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历史科学家
但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却是从真正客观的、遵从一般社会历史规律角度，给出的全新解读。我个人认为：这是大历史研究的一个顶尖之作，与汤因比《历史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等属同一类历史著作，也属同一水准。即使在这一类大历史研究专著中，《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也应属上乘之作。
首先，作者展示了具备研究相应历史课题的深厚、广博的科技素养。历史研究是一个看似简单，似乎只要认识文字，谁都可以来说几句的领域，但事实上又特别困难。其困难之处首先就在于：如果只是研究工业文明之前的农业社会相对还好，但要想从历史中总结出一种规律，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话，事实上要具备把握一切人类文明成就的知识结构的能力。因为真要想理解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必须要能理解所有历史时期的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前因后果。如果不具备全科型的知识结构和基本素养，就无法理解相关的课题，更别提从中找出真正的规律。因此，绝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者，其主要工作只能满足于发现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考古证据。贾雷德·戴蒙德之所以能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他本人的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进化论等领域的深厚专业背景起到非常基础的作用，他自己在书中也特别提到自己专业知识结构对写这本书基础性的价值。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历史研究就只能到工业革命之前为止，很难走到今天。《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科学革命起源的战争原因，而且将这种规律的描述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般历史学研究很难做到的。之所以说《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即使是在大历史研究的杰出专著中也属上乘之作，原因就在于这本书所涉及到的问题，相关的知识结构支撑需要作者对整个科学具备接近通晓的能力，否则很难去准确把握这个研究主题。该书的副标题“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显然可以看到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影子。文一教授在写作本书的方法论上也可见到贾雷德·戴蒙德的启示。
林毅夫、张维为、罗振宇、赵建和我为本书写的推荐语
再者，该书的基本论点可以说是基于一个公理级的历史命题：社会需求是推动社会创造的基本动力。那么，基于这个公理，可以得出的直接推理就是：越是强大的社会需求，其社会创造、尤其科技创造的推动力就越强大。没有什么比死亡对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推动力了。因此，与生死最直接相关的战争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创造的推动力之一。并且，该书将这一动力从火药引入欧洲之后，对科技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一直清晰地阐述到了今天，给出了极为丰富、翔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参加港科大红鸟论坛时，文一教授曾坦言不赞成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吴国盛老师的看法，后者把科学看作是源自古希腊“自由”思想驱动的结果，并且不具有任何实用性。当时我在参加红鸟论坛时是不完全理解的。我知道吴国盛教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观点。古希腊人的确把科学看作是有闲暇的人考虑的事情，而且特别反对科学的实用性。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说，科学之所以起源于古埃及，就是因为那里的僧侣阶层特许有闲暇。但看完《科学革命的密码》书稿、并且看完在上海交大的学术演讲视频之后，对此疑惑不仅完全释然了，而且产生大量新的想法，对相关问题可以说是豁然开朗。
李约瑟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在拥有强大科学创造基础的前提下，未能发生现代科学革命的原因时，也提到中国社会太注重实用性，一旦农业社会的实用性得到满足，科学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文一教授重新把社会需求当作科学发展核心动力来解释其原因，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本书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清晰剥离了人类因其自身弱点而给大量社会历史问题罩上的光环。人类都有一个弱点，一旦成功了，就都习惯于把成功的原因解释成自己独有的，最希望标榜的东西 —— 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甚至是自己的种族、基因等。但凡成功了，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例如，美国把自己的成功解释成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其实，说一点关系没有当然不是，但要说根本上就是取决于它们则太过夸张。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将美国的成功解释成宗教原因。但是，这一切只不过都是不同的神话而已。当其他人通过其他途径成功，并且原来的成功者又衰落的时候，原来的神话就到了该破灭的时候。文一教授在这本书可以说是把安插在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头顶上所有的神话全捅破了。
中国早就有无数人看到过苹果落地，被苹果砸了脑袋的人也有无数。仅仅靠这种刺激就让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无法解释真正原因何在的。只有总是遇到炮弹砸在脑袋上，并且人们普遍想把炮弹砸到别人脑袋上，才会发现万有引力和牛顿三大定律—— 不是苹果砸到牛顿脑袋上，而是炮弹砸到无数英国人脑袋上，才会产生极致的牛顿力学。古希腊人讨论的物理问题有无数，为什么伽利略单单对落体问题如此痴迷，只是因为欧洲人太多需要知道炮弹是如何下落的，这涉及到的不是砸死敌人，就是被敌人砸死的问题。苹果怎么下落无所谓，但炮弹怎么下落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了。只是归因于民主、自由、特定宗教等等，更让人云里雾里。不能说它们一点影响没有，但如果只以这个作为原因，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解释。作为一种科学的解释，它必须具有普遍的解释力。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早就有，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产生科学革命？基督教也早就有，为什么直到近代才成为生长科学的土壤？只有从更为一般性的社会需求角度来理解，这一切才能统一到单一的历史公理体系之中。也有人把当代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这同样是一个神话而已。儒家文化都2千多年了，怎么没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中国近代落后的时候也是儒家文化的时代。
按照“社会需求是推动社会创造的基本动力”这个公理，也可以有效解释其他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历史过程。古希腊之所以产生极致的数学和逻辑，也与一个特殊的社会需求高度相关，就是其辩论传统。古希腊的学者们大多是教授辩论术的学校老师。古希腊的辩论非常野蛮，如果在辩论赛上输了，是有可能被杀死的。这还是证明了本书核心论点所基于的公理：社会需求是科学创造的动力，需求越强烈，创造的推动力越强大。只有生死攸关的事情，才会产生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与李约瑟的解释也可以统一起来。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把科学推向极致，的确是因为需求没有普遍地走到生死攸关的地步。这样，很多表面看似矛盾的现象，就全都统一到单一的公理体系中了。
现代科技最核心的创造是信息技术，其最核心的成就是电子计算机。而真正第一台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是普遍认为的美国的ENIAC，而是英国的密码机。但是，英国的密码机是二战中为破译德军的密码，美国研发ENIAC的目的就是为美国陆军计算炮弹的弹道。从伽利略的斜面落体实验到ENIAC，都是为了解决炮弹的弹道和落体问题,这也是证明该书基本论点的一个很好案例。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是想全面发展民用科技的，但是海湾战争把中国人彻底惊醒。虽然我们判断新的国际形势下，会有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但战争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今天中国大量科技装备的突破，也都是战争的刺激而立项和开展。我们爱好和平，但敢战方能言和，能战才能逼和。中国今天也必然面对一场国家统一的战争，这是刺激中国科技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当然，科技发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与战争有关。因此，并不否认其他社会需求也会成为科技创造推动力。甚至科学家个人的好奇心等也都是，只是推动力有强有弱。与生死相关的必然是推动力最强的，而战争是与生死最普遍、最高度相关的驱动力。疫情带来的病亡同样是生死相关的。中国对疫情带来的生命安全极度重视，带来了相关的医疗科技的快速突破。而欧美等对疫情给人们生命带来的危害极端漠视，使得这种疾病生死问题对科技创造的驱动力直接被丢弃了。美国因疫情已经死亡80多万人，超过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死亡人数。如果对这样规模的死亡都无动于衷，那么它对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就接近于零。相当于把大量石油资源直接倒进海里一样，不仅浪费掉能源，而且污染了环境。如果如此规模的生死都不能变成科技进步的驱动力，无疑会使科技创新的动力极大降低，影响未来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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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汪涛，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本文2021年12月11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对科学革命全新视角的解析——读文一教授《科学革命的密码》有感），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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