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1年，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斯登堡在《地球改变之年》中告诉我们，新冠疫情发生后，地球在承受灾难的同时，人和野生动物的界限也在发生改变。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区。在中国，“进击的野猪”或许就是一个例子。面对一个频频进入人类生活并造成损失的物种，如何依法捕猎？如何通过捕猎达到种群调控目标？除了猎捕，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记者 | 魏倩

编辑 | 陈晓

猎人

一进树林，57岁的猎人李国文就把我远远甩在身后。他随手拈起一根枯树枝开路，不用攀缘倾斜的树干，穿双毛毡便鞋，稳稳当当地在雾气蒙蒙、落木湿滑的陡坡上行进。

这里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永安镇附近的一处无名山坡，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搜寻野猪的踪迹。车行在俯冲急转的山路上时，已经看到过被野猪翻过的一片玉米地，玉米收割完毕，密密麻麻的枯秆近一人高，成排竖立在林缘田地里，靠近树林的部分则毫无章法地成片拦腰折断。李国文指着田地前方的陡坡说，看来这野猪就是从那里钻出来，在玉米田里打滚后又原路返回。

12月的森林略显萧条，这时节野猪大都躲在深山里。随机进入一片山林，大概率是见不到野猪的。但这一次还算小有收获，李国文用枯枝一点，豁开覆盖在小径上的枯松针，地上露出一个巴掌大的凹窝，看过土质的色泽和落叶的疏密，“都是野猪拱过的痕迹，至少有一个月了”。

山地里的野猪脚印（作者供图）

在正式捕猎前，这样的踩点工作必不可少。进入陌生的山林，有经验的猎人很快就能找到被人或动物踏出的小径，野猪喜欢走熟悉的道路，会在植被茂密容易隐蔽的地方踏出一条固定路线。而猎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路线，确定伏击的“欠口”。

李国文的捕猎史起自少年时代。为了保护柞蚕不被林间其他生物捕食，也为了在山中自卫，和山中其他农家子弟一样，他慢慢学会了使用火枪，并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

野猪无疑是他最熟悉的猎物和对手。通江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的秦巴山系，森林覆盖率接近65%。山林大，当地野生动物资源相当丰富，不同于生性凶猛但深居简出的黑熊，又比麂子、松鼠和猕猴更庞大危险，野猪构成了山民们和猎人们对森林最具标志性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开荒造田，山中林木一度变得稀疏，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和人口城镇化迁徙，森林慢慢恢复了元气，而李国文接到的捕猎请求也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每到7、8月，李国文和猎人朋友们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来电者都是要求帮忙解决“野猪问题”。为了保护一年的收成不被野猪破坏，村民们在靠近林地的田里插满用塑料袋和破布制成的假人，用高瓦数的大灯彻夜照明，在田里放鞭炮，甚至搭帐篷通宵看守。但尝到甜头的野猪仍是不时前来，“像土匪一样，下山吃饱，原路返回”。

11月6日，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野猪捕杀专业队队员根据猎狗定位器进行搜山（ICphoto 供图）

那些年李国文和他的猎人朋友们足迹遍布通江30多个乡镇，多的时候一年要打将近20头野猪。他更是创下过“一枪双猪”的战绩。在山下，他向本刊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战利品：几颗野猪獠牙，最长的超过人手，通体洁白，尖端锐利，可以想见它们曾长在多么魁梧的一只野猪身上。

不过，李国文已经有十余年没有与这种“狡猾的生物”对峙过了。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枪支管理趋严，私人猎枪被分批次收缴，李国文为了合法捕猎还先后办过持枪证、狩猎证，但这个爱好还是慢慢远离了他的生活。2000年，野猪被正式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不再允许随意捕杀。李国文的猎枪已经完全朽坏，枪托掉下来只剩一截空管。沿着陡坡一下山，他马上变回一个寻常的中年人，在山下，他是镇上卫生所的医生，忙于坐诊开药，偶尔再进山只为搜集松针，据说，松针可以调节血压，养生保健。

猪害

这一年，全国各地与野猪相关的新闻确实不少。在河南，成群野猪下山破坏农作物；在安徽，有野猪偷吃鸡饲料，咬死了村民养的数百只鸡；在江苏，野猪闯入闹市区，引起围观；在四川广元，有农户为驱赶野猪饲养猎狗，却因猎狗咬死了斑羚而获刑……而在通江，从前打给猎人们的电话一窝蜂涌向市民热线和林业局，人们控诉野猪的种种劣迹，要求政府介入解决。

林业部门也从这些电话里发现了新变化。通江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斌告诉本刊记者，以往野猪种群多出现在高海拔山区地带，而近三年野猪事件报告则集中在林缘农田，分布范围也扩大到全县所有乡镇。2020年2月，新冠疫情让社会重新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间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通江当地非法捕猎和盗猎行为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村民们发现，森林中开始出现三四百斤的大猪，有时还会看到一窝野猪集体闯进农田取食。2021年，当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的野猪致害报告达到60～70例。

野猪泛滥，多地下发“通缉令” 图源 | 视觉中国

2021年，通江县林业局向各乡镇征集数据。基于农户目击次数和农作物受损状况，初步估算县域内野猪数量为2万头，大大超出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发布的《防控野猪危害技术要点》中规定的南方地区每平方公里2头的标准种群密度。2021年3月，通江县财政拨付40多万元，首次为居民购买了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以前就只能是做思想工作，有了保险就可以部分地降低群众损失了”。这是通江县为此轮“猪害”做出的第一个颇显诚意的应对策略。

2021年7月，通江县与其他四县共同纳入四川省野猪致害防控试点。根据《四川省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工作方案》，试点县区可以在已得知的被野猪危害农田区域进行野猪猎捕。徒弟张德告诉李国文，县里要成立猎捕队了。

根据《通江县野猪危害防控点工作方案》，当地至2021年底计划捕杀野猪750头。在媒体报道中，这个数字和2万头的种群规模一道，使通江县成为猪害集中爆发地的代表。但李斌说，750头其实是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的“控制性指标”。他们开始设想，如果全县30多个乡镇每个平均猎捕20余头，750可能是一个捕猎能力的上限。“如果捕猎队到位，但捕猎额度只有100头，那多出来的就不能打了。”

早在2020年5月，通江县林业局就曾组织过一次野猪捕猎行动。由于没有猎枪，他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捕猎方式。捕猎人员确定好受灾山区位置，放出大量猎狗围逼野猪，待野猪精力几乎耗尽，再用长柄刀将其杀死。李国文说，受伤后的野猪会猛烈攻击身边一切生物，因此这种捕猎方法相当危险。更重要的是，传统围猎野猪方法包括相当多细节技术，需要足量有经验的猎人、猎狗相互配合。但现代村庄里，这样的人和狗都很稀缺。三天下来，通江县猎捕队带去的30多条猎狗死伤近三分之一，最终只打死了3只野猪。

行动

之后，李斌和同事们确定了新的计划：在筹建本地猎捕队的同时，邀请外地有经验的猎人作示范，再从合规捕猎方式中选定效率最高的一种。

11月，四名“正规”猎人抵达通江。他们是全川唯一一家拥有持枪证的江油万宝捕猎救助中心成员。除了猎枪，他们还带了7只经过专业训练的猎狗。李斌对它们印象深刻：“看起来是普通的本地狗，但性情很猛，实战能力强，找到野猪一追就是好几公里。”

11月6日上午7点，李斌和同事陪同捕猎队抵达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救助中心的捕猎方法与李国文类似，先派其中一人登至山顶，确定猎捕范围和野猪行进路线，两人守在两处欠口，等待野猪出现，再由山脚剩余一人放狗。猎狗找到野猪后会将其一路赶向捕猎点，猎人听到铃铛和狗吠由远而近，掂量开枪的时机。这支专业队伍还让每只狗都携带定位装置。猎人们根据狗的路线，就能判断野猪的位置。

队员在给猎狗安装定位器（ICphoto 供图）

那也是李斌第一次看到穷途末路的野猪。行动时，他和两位同事一起守在林外，10分钟后一声枪响，队员叫他们进林察看。此刻突然传来狗叫声，一只野猪从离他们不到10米的地方奔来。“一看野猪越来越近，我和一个同事吓得一下子就跳到树上去了。野猪从我们身边过，没两分钟听到一声枪响。一看，它已经倒在地上了。”李斌说。

从至诚镇到两河口镇，连续3天从早7点到晚6点，这支外援捕猎队一共捕杀了8头野猪，带来的7条猎狗则一死一伤。经此一役，李国文和他的本地同行们都对江油的这支队伍心生敬意，李斌也对本地组建猎捕队的基本配置和技术要求有了新认识。

11月初，四川暴发新一轮新冠疫情，捕猎队伍也需要休整，于是暂时离开了通江。但要再请到他们就不容易了。今年冬季，靠山近林的县乡多少都受“猪害”困扰，这支专业猎捕队档期排得相当密集。离开通江三天后，他们又赴300公里外的北川县围猎“救火”。

但11月中旬，“通江县有两万头野猪”的数据经媒体曝光，倒是引发了各地民间“猎人”的兴趣。东北的老猎人要在电话里传授“拴套的经验”，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制止，顺便做了一轮普法教育——套索容易伤及其他野生动物，属于非法捕猎手段。一家江西公司提出要用“人工智能”猎捕野猪，问了半天才知道，那其实只是可以改变入口朝向的铁笼。最终，县林业局选定了一家来自贵州的狩猎队，对方提出另一种狩猎古法——网捕。

11月底，由14名队员、4条狗组成的贵州捕猎队抵达通江，同时带来了数十张大网，在近800亩的山上走一圈，根据野猪行进路线下网，再在林中蹲守，等野猪撞网后再用长刀杀死。

但整整三天，猎捕队一无所获。“他的狗也把野猪撵到了，也看到野猪了。但你叫它往网里边去，它就不去。”李斌总结，“这个方法科学性还是有的，不过外地队伍对我们山里的情况不熟。他们一听我们这儿有两万头野猪，以为就像捕鱼一样张网就能捕到。”

李国文认为，网捕的方式不现实，是因为野猪嗅觉敏锐。以往有非法捕猎者在山上设了兽夹，野猪嗅出铁味，就选择兽夹旁边的小路逃走。归结起来，传统猎捕方式的附加危害小，但对操作的队伍要求高。既熟悉当地环境，又具备山林狩猎经验，还会驯养猎狗的人已经很少了。

最终，这支贵州狩猎队在通江县待了4天，人困马乏又没有成效，无奈匆匆离去。

瓶颈

冬天是捕猎野猪的最佳季节。这时树木枝叶脱尽，林间能见度高，野猪退回深山，有时会成群活动，便于捕杀。但12月底，通江当地的野猪猎捕已经暂时停止，李斌说，他们遇到了瓶颈。

第一个坏消息来自江油。11月中旬，万宝捕猎救助中心的队员们结束在通江、北川等地的捕猎回到大本营后，便不再接受捕猎请求。李斌听说，由于异地捕猎涉及枪支弹药的运输管理，当地公安部门建议捕猎队不要继续跨县区作业。

失去专业队伍的帮忙，县里只好加快成立本地的猎捕队，初步计划组建6支队伍，李国文和他的猎人朋友们都报上了名。但由于涉及财政补助，在法人报备环节，猎捕队的人员配置就让民政局犯难。

更严重的是持枪问题。经过几次试猎，人们意识到专业枪支在野猪捕猎中的作用。张德告诉本刊记者，即使同是枪支，火枪、猎枪和警用枪支也有所不同。火枪危险性大，普通手枪装药量少，无法穿破野猪一指厚的皮肤，也很难应对它的高速运动。而专用猎枪可以形成一个密集火网，有经验的猎人还可以根据野猪数量和大小调整装填药量，力求一击毙命。李国文直言：如果没有枪，千万不要接近野猪。

《狮子王》剧照

当前中国枪支管理主要由公安部门负责。根据《枪支管理法》，只有经省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单位、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狩猎场等单位可以配置民用枪支。此外猎户在猎区、牧民在牧区也可以申请配置猎枪。林业部门组建成立的猎捕队则不在此范围之内。

枪支配置手续和持枪证申请不下来，网捕笼捕收效又不大，猎捕队的工作只能回到原先的“护农”范畴。林业部门和捕猎队都有点发愁。与省公安厅和警察局座谈后，李斌提议，或许可以成立一个野生动物饲养繁育的科研机构，再以研究的名义申办枪支。

但即便枪支配齐，以政府出面成立的狩猎队还必须考虑资金和安全等多个问题。

李国文左手上有一圈伤疤，那是野猪的咬痕。十多年前一次捕猎时，野猪迎面向他冲来，他赶忙开枪，但子弹没能穿透野猪肌肉层，那猪受惊再冲，他转身却打出一颗哑弹。当地野猪最大能达300多斤，最小也超过100斤，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在狩猎时，受惊吓的野猪冲击力不容小觑。事实上，2021年多地报告的野猪伤人事件，也往往是被追捕后受惊受伤的野猪所致。

与此同时，山林作业的其他危险情形也必须纳入考量。李国文说，七八月的护农季节，山里最多的是毒蛇、马蜂和草虱子。一着不慎，猎捕者就会被幽深的森林所吞噬。若是个人捕猎，人们自行承担风险。但在政府负责的队伍里，相关安全和赔偿协议需要更加谨慎。

野猪出没的山林（作者供图）

还有一个难题是狗。李斌和他的同事们总结，野猪猎捕需要“三个专业”——专业的人、专业的枪、专业的狗。张德说，在猎人圈里，一条素质上佳的猎狗价格在3万元到10万元。“培养一只猎狗，就像把小孩子养到大学毕业一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每次捕猎行动都会带来猎狗的伤亡，这不仅是经济损失，也会沉重地打击猎人的感情。

李斌和同事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初步行动正在陷入困局。就连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赔付也比想象中推进得更慢，由于县域面积大，受灾乡镇多，负责理赔的保险工作人员无法一一查探受灾现场，只能要求农户出具照片资料，定损甄别进展缓慢。11月底，700多件涉野猪的理赔案件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

退出“三有”与共存

野猪致害，人类能做的只有捕猎吗？野生猫科动物保护组织“猫盟CFCA”的负责人宋大昭不这么认为。

2020年猫盟发布了《野猪防护报告》，展示了他们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马坊乡的野猪研究发现。2015年，猫盟在当地成立了华北豹保护基地，作为华北豹食谱中的重要物种，野猪很快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2019年，他们确定了地理位置偏僻、更易受到野猪攻击的饮马池村作为防护试点区。

在这里，他们发现野猪造成的损失或许被夸大了。此前按照村民的说法玉米被拱食的数量超过50%，而入户详细访谈得到的数据是27.7%。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通江。李斌告诉本刊记者，一年内接到的野猪破坏农作物的报告中，大部分来电者并没有真正目击猪害。山中中低的大都是老人，野猪入侵后往往是他们的子女代为报告，加上野猪习惯在农田中央搞破坏，受害者在心理上容易夸大损失。

这也可能导致人们对野猪种群数量的错误估计。宋大昭观察到，由于偷食农作物是野猪最高效的能量来源，野猪一旦养成食用农作物的习惯就很难纠正，而野猪体形大食量大，人们倾向于认为农田的损失是由大量野猪造成，“实际上可能不是野猪太多了，而是野猪太能吃了”。

李斌也认为，由通江县目前各村和乡镇汇总得出的2万头野猪数量并不准确。

被野猪破坏的农田（作者供图）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减少农村损失？宋大昭他们在马坊乡先后尝试了两种手段，一种是2019年开始在靠近山边的玉米地设置声光设备，并根据农田不同受灾状况调整闪光灯和喇叭的间隔，当年两个村庄中玉米地被拱食面积减少2.56%～1.28%，加上当年野猪种群相对增多且遭遇干旱，声光设备的有效性应高于实际测算。

另一种被广泛提及的手段是改变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式。在通江，有的农户为避免野猪偷食，选择在靠近林边的田地里种植天麻和其他经济作物，猫盟也曾推荐和顺村民这类农田中种植野猪不食用的中药。2019年，猫盟工作人员在走访农户时发现，当地部分村民会种植刚结种就收获的青储玉米，发酵后作为饲料。由于避开了玉米成熟时节提前收割，这种玉米很少被野猪偷食。为此，他们为程家庄村购买了一台青储玉米打包机，倡导村民多种植青储玉米，希望能规避冲突，减少粮食被野猪破坏的机会。

宋大昭也提出了他的思考：“国外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让野猪害怕，让它意识到吃庄稼这件事特别可怕。比如欧洲有些国家在捕猎野猪时，就是用庄稼把野猪引诱过来，然后只在农田边打。野猪慢慢就会知道吃庄稼非常危险，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到山里去打，野猪会觉得山里田间都是一样的危险，就无法达到缓解野猪破坏农田的目的。这才是做狩猎管理的思路，而不是‘多了就消灭一点’这种简单的手段。”

12月，和野猪相关的新闻又多了两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在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中，进入名录20余年的野猪已被删除。

（插图：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专家组成员、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张明海告诉本刊记者，提议将野猪移除“三有”名录，主要是考虑到它在部分地区增长速度过快，损害农民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野猪不再进行保护。他强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物种，野猪能够很好地控制森林群落的演替。其他受访专家也介绍，野猪不仅可以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食物，促进种群恢复，其翻动土壤等习性还可以为森林中其他野生动物提供生存空间，帮助种子传播成活。

张明海提到，野猪不断入侵人类生存空间，也恰恰代表着野生动物种群面临的生存困境。与亚洲象出走类似，栖息地的破碎化可能也是野猪致害的原因之一。

2020～2021年，南京红山动物园工作人员陈月龙救助过十几只误闯入城市的野猪。他相信解决野猪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

除了大型食肉动物，和野猪食性类似的其他同一生态位小型动物也能抑制野猪种群。“如果小麂（麂子）种群数量能得到恢复，野猪面对食物竞争，其种群发展会受到影响。还有研究证明，冬天的壳斗种子的数量会决定野猪过冬的成活率，而壳斗种子数又受到当年气候影响，大自然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如果我们有更完整的生态系统，即便不是一定要有虎豹的那种完整，野猪的种群数量也不会无限增加。”

不过，野猪可能退出“三有”名录的消息还是让李斌有点兴奋。他猜测，退出“三有”名录之后，各县区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订猎捕数量和计划，减少许多手续上的麻烦。但他也担心，如果野猪退出“三有”的声音传得太广，或许会给盗猎者带来管控放松的坏印象，到时他们的工作就更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