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x学术圈 | 作为系里唯一的女性，还是有色人种，是怎样一种感受？

说X学术圈 | 走进象牙塔

精选内容

“她说x ”第一季她说x学术圈，热烈开场啦！这是一季由青行灯和阿熊一起组织的专门针对学术圈的她乡分享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会讨论学术圈生活的各方各面，为大家揭开学术圈神秘的面纱！

第一期文字稿已发布:

北美高校生存法则——Networking, Politics, 评Tenure如何应对？

在第二期，【她说x学术圈·走进象牙塔】活动里，我们会讨论学术圈内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方面的话题。这个是一种笼统来讲就是帮助少数群体发声，保护少数群体利益，一同构建学术圈内更好的学习生活的环境这一类活动的统称。

精心编辑的文字稿将在公众号分篇发送，想了解活动全部详情欢迎在Youtube和B站搜索WomenOverseas找到我们的账号收听本次分享会的活动音频。

👇精选活动录音已经上线，长按收听

分享嘉宾

Jingyi：在SoCal的哲学博士生，平时关注和参与哲学学界的diversity and inclusion organizing，包括co-direct了一个以哲学博士生为主的为少数人群倡导的组织。

袁源：毕业于耶鲁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目前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

耶仔：地球化学博士生，组织一个月度的读书会和一些其他小小的女权活动。

阿熊：正在做"not a real job"的STEM博后，参与过各种乱七八糟的DEI项目。

青行灯：刚毕业的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系内第一个非白人的女性毕业生，平时做一些informal的组织工作

00. 自我介绍

耶仔：大家好，我是耶仔，我本科读的是地质，博士读的是地球化学，现在是博士四年级。DEI 方面我没有做过很多学校内部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做的一些线上的女权活动。比较长期的活动是一个泛女权主义读书会 Read Feminism+，每个月我们会有一期不同的关于女性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读两三本书和看一些影视作品。近期做的一个活动叫做 Project Virago，一个关于女性、kinship 和民间故事的声音采集计划。

袁源：大家好，我叫袁源。我2020 年从耶鲁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现在在NYU上海做 assistant professor。和耶仔正相反，我没有太组织过社会的、学校外面的DEI活动。我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在哲学圈子里面。我做了两年minority and philosophy 的 coordinator，参与组织了一些相关的 conferences。比如其中一个conference 是 celebrate 第一个在耶鲁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女博士，另外还有关于 mass incarceration的 conference等等。

Jingyi：大家好，我是Jingyi。现在是哲学博士在读。我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认知论和物理哲学。我组织的活动也是大多数都是学术圈以内的，包括来系里面、校内、还有哲学学界的关于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倡导。我做了那个袁老师提到的 Minorities and Philosophy（MAP） international 的一个 co-director，之前也做了三年的MAP 的 international 活动。我在自己本系最近创了一个 climate committee，我到时候也可以说一下这个。

阿熊：大家好，我叫阿熊，现在是博后第四年——这么一说出来，顿时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老。我一直在基础科学做 PhD，现在在读博后。我做过的事情大概可以份两方面，一方面是系里的和学校里的组织，我有在系里做过 DEI committee member，也在学校的 post doc association 帮其他的博后和学校争取我们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在我们自己的 society——我一般是在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美国物理协会）——做为国际学生发声这样的事情。

青行灯：我今年夏天博士毕业，也是哲学博士。我是系里面第一个毕业的有色人种女性，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系里唯二的非白人女性。读博期间我做了不少非正式的事情。有一些是比较 negative 的事情，就是处理突发事件，比如说跟系内教授怼，跟系外教授怼，然后去找 Ombudsperson，跟 dean 去怼。除此之外我也做过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比如说组织一些活动，和Jingyi一起组织一个给本科生科普，怎么去申请博士的 workshop，给系里设计一个 climate survey。

01. 开始DEI工作的契机

Q: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DEI工作的呢？是什么促使你开始的呢？

袁源：跟很多小伙伴比起来，我属于后知后觉的。我可能年龄也比大家大一点。之前还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会觉得女性比较弱势，但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去试着改变的现象。我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促使我开始做DEI工作的经历，我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分享过，因为它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成长的飞跃。那年我刚进入耶鲁博士项目一年级。我是全年级唯一的一个女生。因为哲学是一个非常exclusive 的一个学科，很多年以来我是系里唯一的一个少数族裔女性。然而那一年我不仅是唯一的少数族裔女性，而且是唯一的女性。我同年级有另外三个男生。所有一年级学生都必修一门叫pro seminar 的课程，而教这门课的是两个男老师，所以教室里就是我一个外国女性对着另外五个白人男性。我当时有严重的impostor syndrome。课堂上会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 contribute 的，而且我会觉得自己反应太慢，又作为一个外国人。等我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别人都已经早就开始聊别的了。下课了之后我觉得更加的 uncomfortable ，因为下课之后他们就在一起聊得非常开心，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当他们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连站过去都是对系统的一种巨大挑战。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争取自己的空间、表达我的需要。所以每次下课的时候我就说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段时间之后，我跟我们系的另一位女同学聊到我在Pro Seminar上的不适，她说，你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和 racial minority，可能的确面临其他的 challenges。但是你作为女性，肯定在这个情况下已经遭遇了独特的、性别上的challenge。她也是另一个年级、当年唯一的一个女生。她说她非常讨厌作为一个女人，每次下课要跟在一群很高大的男人后面走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一下子就 get到她说的那种感觉。后来她组织了一次全系的女生和女教授的座谈。那次座谈让我大开眼界。很多东西，我以前以为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不够好。其实大家一分享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不是我们（女性）不够好，而是这个 system 不 care 我们，是这个 system 没有考虑我们的需求和处境。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 make a big difference。先不说它有没有改变别的人，但是对我们的 self-care ，对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特别有帮助。我们学校本来已经有一个 MAP chapter，基本上是每一年会换 organizer。上一届的 organizer 说想要找一位新的 organizer 的时候，我就往自告奋勇，开始组织 MAP 的工作。

耶仔：我一开始参与 DEI 的工作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 involvement。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个学生组织叫 StoryCORE，邀请一些学生做 discussion facilitator，组织其他的学生聊一聊学校目前正在发生的、她们比较关心的话题，比如我们学校有一些传统，它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是它的存在会使霸凌成为可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学校传统？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公开讨论的平台，对事件进行充分的讨论，把学生的感受传递给学校的管理层。

大学毕业之后我参加了一个叫做 Paper Airplanes 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目的是把 English-speaking college students 和差不多年纪的叙利亚难民配对，教配对的对象英语/代码，帮助她们写 proposals/applications 去到别的国家读书或者工作。Paper Airplanes 这个 project 还在持续进行中，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里查看：https://www.paper-airplanes.org/

我自己真正开始做女权活动差不多是 19 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参加了吕频老师组织的女权主义夏令营，我对这个夏令营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大家说到了女权活动的去中心化：因为审查的压力，可能从比较零散的个人开始发起和传播一些活动也是很好的。我就想我可能也可以开始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其实没有开始得很早，也没有做得非常厉害或者非常大，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试试做一下。我就开始了一个读书会，做读书会的目的是想要认识到人的具体的境况。我觉得互联网上关于女权的讨论很多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比如"耽美是不是厌女的"，"女权主义者应不应该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从一个做学术的背景的人来看，做课题也不会做“火星是不是一个宜居的星球”这样的课题，而是会问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火星表面存不存在液态水”。对女权议题，我也想可以更具体地去看人和事，把标签撕掉，通过读不同的书、通过和大家的讨论，去理解不同人的处境的复杂性。

阿熊：我是读物理的，物理理论上来说也是一个女性非常少的学科，我本科的时候好几年物理系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女性。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和人少但是有几个，是很不一样的。

只有我一个女性的时候，我突然就变得是那个 special snowflake，再加上我本科申请得比较失败，我的成绩相比系里其他人来说高一个等级，所以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感受到歧视。我读 PhD 的时候，因为我 PhD 上一年他们招生招得非常糟糕，女性非常少，整个 climate 特别不好，到了我这一届就开始改革，我们这一届大概招了 35 个人，其中有将近 15 个女性，所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比例了。等到我们下一届的时候就变成了男性和非男性五五开。我们作为女性虽然仍旧会经历很多的 implicit bias，但是至少在人数上我们是有一个 army 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所受到的歧视是被我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所受到的歧视压过去的。

本科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很多 summer research program 是不能申请的；读 PhD 的时候，很多 fellowship program 也是不能申请的。这件事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在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为我们国际学生发声，但是同时整个美国的系统又会告诉我国际学生是没有任何人权的。我 PhD 系里大概有 40% 的国际学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当时我们学校又投了很多钱给 DEI initiative，我们系里也要开始组建一个 DEI committee，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他的国际学生他们都没有在发声，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系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国际学生是怎么样受到 funding 和 visa 的限制的，所以我必须要去做那个 committee member。我此前有在 society of women in physics 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作出很多的贡献；我的 DEI journey 是在我代表着国际生群体踏进我们系的 DEI committee 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02. 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

阿熊：这些困难分为三种，第一个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就像我前面讲的，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我觉得我在这个学校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我在这个国家也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所以我一开始是很怕发声的。这个时候要非常感谢我们系的 graduate student coordinator，她非常非常支持我们，对我们很好，有的时候还会保护我们学生。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支持，我会一点点地试探，一点点地 push boundaries，一点点地使更多事情成为可能。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权益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足够大，我们还是可以发声的，是需要有人听见的。

第二个困难和很多其他嘉宾一样，我一开始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没有经验、自己不够 proactive，有的时候 sign up 了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人特意来告诉我要做这件事，我可能就会成为 Jingyi 和袁源老师说的那个 sign up 之后就丢掉的人，我在这里和大家道个歉。与此同时，我会觉得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过来的话是不是给你们添乱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你们是不是人已经够了、不需要我。最后自己也特别的自责，觉得我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这样的过程多了以后，我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要追着别人问。就像耶仔说的，我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发一封邮件都要纠结半天，后来也是因为遇到了特别好的小伙伴，她们很有经验，我可以跟着她们一起做（DEI 的活动），她们也是我非常信任的人，我也可以非常公开地和她们交流这些事情。她们就带着我这样一点点积累经验，我才一点点变得可以更加主动地去做事情。

第三点是我作为一个亚裔女性，在物理学科内的 minority 身份是比较微妙的。按照美国的人种分布的话，亚裔在物理学科内是个 over-rpresented minority，而不是一个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大家讲少数族裔问题的时候就会把亚裔排到一边。但与此同时，如果你真的要看一个物理系所有的亚洲人的话，大部分其实都是国际生，真正拿美国国籍的亚裔其实也没有多少。我不是很确定亚裔有没有 overrepresent，只不过美国很多时候算 demographics 非常鸡贼，就比如说我有一个从阿根廷来的教授，他自己觉得他是白人，但是我们学校统计人口的时候会把他放在 latino（西班牙裔）里面。那个教授就特别生气，说你们不可以这个样子 cheat。所以一方面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亚裔不能算 minority 了，等于说我在这方面应该是没有受到歧视，然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我又有了很多其他人没有的限制。但同时因为从小的教育，我不是很清楚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让在美国真正的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在 STEM 行业的 representation 非常低。所以我既要意识到自己的 privilege，又要为自己发声，为其他人发声；我需要寻找一个平衡，把所有不同的 groups 团结起来往前进。对于这个困难的 solution 我还没有想好，但是这两年确实读了很多美国亚裔在美国历史上被区别对待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我对自己 minority 的身份更加确信了一些，我也确信了在很多理科专业，虽然我们不是 under-represented group，我们也受到了其他类型的歧视，只不过这个歧视可能更微妙一些。

袁源：（回应阿熊）阿熊讲到的说亚裔是不是在academia已经 overrepresent了？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困境？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亚裔在学术圈内、高等教育里面的比例会比亚裔在美国普通人口当中的比例要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可以说亚裔是 over-represented。但是在学术圈里面，我们还是少数。当你在一个群体里面是少数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一些独特的问题。在考虑亚裔有没有受到某一种独特的偏见和歧视的时候，不能够仅仅从学术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社会对亚裔的 stereotype 是他们 intellectually非常强，但是他们很 nerdy，没有个性，也没有有趣的个人生活。所以即便你在学术上受到别人的尊敬，主流社会在另一个维度上可能还是排斥你或把你边缘化。他们可能觉得你不能够真正融入他们的社交群体：他们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彼此支持分享的社交群体，然而你没有被包括进去。即便他们认为你很牛，你还是遭遇了一种disadvantage。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 exclusion 的方式。学术圈的亚裔也不仅是学者，我们也要考虑我们作为一个整全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我们有没有得到充分的包容和支持。

另外亚裔本身也是一个非常 diverse 的群体。Ali Wang在一次脱口秀中不是提到Fancy Asian和 Jungle Asian的区分吗？我们作为中国留学生，在亚裔群体里基本是在 top hierarchy的。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privilege 。其他的亚裔，比方说Hmong（苗族人），往往受到很大的误会。主流社会误认为亚裔都是 model minority，家庭背景好，而且个人也勤奋优秀，以至于虽然很多在美国的苗族学生来自非常匮乏的社区，他们都申请不到奖学金，因为主流社会觉得亚裔被 overrepresented。其实他们去读大学的几率比普通的美国人还要小。在他们匮乏的生活背景下，他们能够获得很优秀的成绩往往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他们很需要支持，但是他们现在反而得不到支持，因为Fancy Asian占据了学术圈的某种光环，让大家觉得亚裔不再需要支持。

Jingyi：特别多人会sign up做事情之后什么都不做，但是她们会 take my credit。最后其实在我们系做事就是Kino（青行灯）和我在做事，我们俩基本上做所有的事情，其他人仅仅是 signing up 。

我其实至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说出来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会得到一些共鸣，我每次都特别愤怒，特别是这些 free rider 纸面上看起来总是特别厉害，做了很多事情。

事情做多了才会有一些了解，知道哪些人靠谱，哪些人就是嘴上说说。但也很难处理这种事情，说到底他们也是我们的ally。我们需要有一群人一起去跟学校的人说“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云云”。

阿熊：（回应 Jingyi）我们做 diversity 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引用我们理科写论文的方式。我们经常 debate 哪个人应该在这篇论文上算是一个 author，所以很多时候导师会跟他们的学生说，为了证明你有 contribute to this paper 你必须记下来你今天做了这些事情、和这个合作者开会了、把这个数据给了合作者。我们的 paper 现在不仅有作者的排序，还会直接写 contribution statement，要说这个组织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我听完以后就觉得我们做 diversity work 也需要开始这样的系统，每件事写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

青行灯：刚开始我特别害怕做错事。因为有很多话题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就特别害怕我做的事情是在其他人看来非常的offensive的，或者是我因为出了什么错，最后这个活动没有做好，所以我特别特别佩服耶仔这样失败之后还可以自己继续做的。

我想起上一期听到Akasa说工作之后，获得权利和话语权之后，也找到了空间，可以展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因为过去这方面教育和训练有限，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展现比较好，不知道什么决定是对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展现立场需要 willingness 和 awareness，但也非常需要 trial 和 error 。它是一个技能，是需要一点一点变好的。所以我一开始会犯错，其实现在也经常会犯错，也会很担心犯错。这个时候就需要身边有一群包容你、和你一起学习的朋友。我因为比较幸运，读博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群朋友。当身边的人很包容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害怕失败，因为你知道即使失败你这个人也不会被否定。

还有个问题，有时候你一说想法大家就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们要干这个干那个，要加这个加那个，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一个人根本就做不到，但是他们又都不会帮忙。然后一个人做又达不到那么大的期待，就感觉很失败。后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我在做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只要得一个 C。这其实是因为我本科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每次上完课结束我得 C 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做事情的时候，我就只要得一个 C 。每一个可能会把这个活动变得更好的行为，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我就不去做，那最后结果这个活动就没有它可能可以变成的这么好。但是没关系，我只要一个 C。如果做完这件事之后，有更多的人有兴趣，并且明年我还有兴趣做，我明年可能就得 C+。那如果我后年继续做，我就可以得B ，但是做出来总比没有做出来要更好，然后哪怕做出来的像屎一样，但是它反正已经做出来了，我可以下次再做更好。

03. 行之有效的和遇到阻力的活动

耶仔：我在学校里做过 sexual assault education，学校不同的学生组织（比如 greek house，honor society 等）会邀请我们去做 presentation，向学生介绍什么是 consent，什么是 sexual violence，什么是 healthy relationships，什么是 stalking。我们也会做一些谁都可以来的 open presentations。这个活动看到的一个成果是，我们学校的 sexual assault reports 变多了。

当然，有性侵害事件发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别人不可以对我、对我的朋友做这种事，如果这种事发生，我可以去找 Title IX officers、women’s center、学校的 PD、本地的 PD，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不仅如此，在 reports 数量增加后，校长也开始组织 coversations around campus sexual assault issues。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些话题的普及和打开讨论这些问题的空间，给需要的女性以知识和工具，是一件行之有效的事情。

读书会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活动。组织读书会的这一年来我读了很多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会这么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中国建国前后的女性口述史，比如《五四女性》和《记忆的性别》。通过读书，我也 challenge 了我一直以来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印象，比如通过读 Revolting Prostitutes 这本书由性工作者自己撰写的书，《知晓我姓名》这本由性侵幸存者自己撰写的书，我意识到她们也是非常有力量、有 agency 的群体。

袁源：我很同意椰仔说的要读很多书，看很多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重审原有的很多想法。跟别人的对话也特别有益。当你发现别人有非常不一样的想法，比如，不管是对 disability 的认识，还是对 transgender的认识也好，你就去多听一听。经常我都觉得我大脑在发生革命，当我听过别人的lived experiences 之后，我常发现我原来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些 normality（规范），我原来以为是很 innocent 的东西，其实有很多 oppressive implications 。我在组织 MAP 比较有效的就是大家一起阅读、一起观影什么的。

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帮助少数群体自我观照和提升大家对我们的困境和挑战的理解的 awareness group也很有帮助。我当时设想的 GAP (Gender and Philosophy) 是女性学者（博士生和faculty）周期性地聚在一起。既讨论学术，给彼此一些建议，同时也可以分享系里系外的性别氛围，大家的积极或负面的性别体验等。

虽然我们没有建立起来 GAP，但是我们有一些 informal woman mixing 的活动。我觉得那些活动就已经非常有效了。即便我们没有在一起讨论学术，我们会讨论，比方说我们作为teaching fellows 受到的一些 implicit bias。学生们在给我们写邮件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基本的称呼。做了教授之后，经常会有人会叫我 Mrs Yuan我而不叫我 Professor Yuan 或者 Dr. Yuan。叫我 Ms袁也比叫我Mrs袁强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冠夫姓。我觉得这种patriarchal norms 太强大了: 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的话，你就应该是附属于男性的。所以女性在一起可以讨论这些、相互理解我们的这些困境，有这些 social mixings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她比较担心女性建立一个小的 group 是因为男性有了他们的 boys' club 然后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我们的 club 加剧了相互的 exclusion。

但我们建立女性group并非报复性的。从因果的角度，女性在目前的非理想的条件下需要这样的group。事实上，男性先有了比较 exclusive 的分配资源和机会的内部小圈子，但是我们建立women’s group 并不是想说我们要把资源（比如教职和发表机会）只留给女性，像他们那样子只相互 promote。我们需要是一种女性之间的共情和互助：分享彼此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遭遇的exclusion是制度性问题；同时，为彼此提供鼓励和建设性建议，让我们获得集体的自我治愈。最终我们想要的是一种真正的 equal society。在理想的平等社会里，可能既没有男人的小圈子，也没有women’s group。但是在这个现实的非常non-ideal的情况下，女性往往只有在这样的一个solidarity group 中才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care and support。

Jingyi：我个人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把一群人聚起来开 consciousness raising session。开始讲一些平时可能觉得挺正常的事情，但是一起说出来就会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大家可以群策群力给这个事情冠个名字，之后大家就有专门的名词指代类似的事件，于是会受到更频繁的讨论。

之前我在 MAP的时候也做过一个 How to Run a MAP Chapter 101，也有很多 MAP chapter representatives点赞这个活动，并且在线分享自己做的事情。

有阻力的原因一定是触及到了别人的既得利益。事情会变得非常麻烦，但有时候我心里会有爽感，终于触到了一个你的既得利益。Some people will support you until there’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然后他们会抛弃你。其实这种时候也是试验某个 mentor 的试金石，如果他们依旧站在你的身边帮你去推动这个系统，那这样的人可以去相信。

阿熊：对我来说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当我自己要搞 seminar series或主持 workshop 和 conference的时候，会选一个和我想法类似的合作者。于是我们就能愉快地在全球找 speakers，努力做到最大的 diversity representation。至少每次我按照这个标准来选我的 speaker list 的时候，都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活动，大家都讲得特别好；一般讲得不好的都是有很多白男的 workshop。

这样我们组织的人开心，我们有做出努力让这些 speakers 被听见；参与者很开心，因为她们听到了很多很好的 talks，多方共赢又不需要花很多钱，至少在学术圈是一个行之有效且非常 cost efficient 的方法。

遇到阻力最大的行动是和学校讨论我们博后的利益。博后非常非常 underpaid，我需要提高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每次我们和学校讲这件事，学校就从一个院长推到另一个院长，另外一个院长怪起这个系，这个系又怪另外一个系，最后变成一个互相甩锅大赛。互相责怪几个月之后，我们这件事情就被 drop 了，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子。所以实际要钱的事情是最难做的，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证每个人都能生存下去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每次要钱的时候都会变着法地处理我们的数据，让它变得更有说服力一点。但目前还是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

青行灯：我觉得组织活动，做 service，做 DEI，需要有更多的分工意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某一个活动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发生的。但是我只要一想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头大。有的时候我还是会逼着自己去做，因为我会觉得我不做谁做？或者是我不喜欢做，那别人也不喜欢做，我不能把这个就推到别人身上。如果我最后做不出来，就会特别有罪恶感。

但是后来认识了很多其她的组织者，会发现其实大家真的是有不同的偏好的。有的活动我非常喜欢，会很兴奋，比如说组织这种 panel 邀请嘉宾什么的。有一些其它的活动，比如Jingyi做的一些活动，我想一想就心累，特别不想做。所以我现在就尝试着训练自己，不去强迫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只做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总是会有别人去做，这个总比我逼着自己去做不喜欢的，最后什么都做不成要强。

这个回答可能听上去有一点跑题，但是我想说，哪个活动行之有效，哪个活动会很艰难，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因为对你来说会有很大阻力，可能对其他人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04. 如何识别和回应microaggression

袁源：我自己也经常想什么是 microaggression，我们怎么去判断它？

我们系对博士生有一个语言要求：必须要懂英文之外的一门语言：德语、法语、希腊语或拉丁语。平时我的研究，用英文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是很想再学其它的语言。我就跟系里说我可不可以用中文。但刚开始，我们系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德语、法语、还有意大利语这些都是可以，为什么中文不行？我们有其他的留学生如果是从德国或者法国来的，他们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母语。但是从中国来的我用中文就不行！我问为什么？系里解释说因为中文跟哲学研究没有太相关。我（大概是）说：“什么？你的言下之意是中文没有哲学价值？中国哲学几千年，你凭什么认为中文跟哲学研究不相关？”我当时就想，这背后有一种 cultural hierarchy，潜台词是中国哲学不是哲学。我跟他们 argue 之后，他们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改掉了这一个规定：中文也可以作为 second research language。

识别microaggression 的关键是要去想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它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潜在地蕴含了对有一些人的 exclusion 和 underappreciation？比方我起先提到的被叫成 Mrs.袁，背后预设了已婚女性对丈夫的从属。很多时候它体现的是那些人的意识盲点，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在鉴别 microaggression的时候，更多的不要去想别人的出发点到底是好是坏，只要想它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不是内含某种 exclusion 和 devaluation。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识别 microaggression的方式。

耶仔：我觉得骂回去也不是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前面时计在讨论里说这个时候她会问他们 what do you mean 然后让他们解释。我很同意这样的处理办法，如果遇到类似的 microaggresion，或者一些伪科学的或者反智的言论，我会问他们 what do you mean by xxxx。这样做一方面把解释和回应的压力从你身上卸下来然后转移到对方的身上了。作为被歧视被冒犯的一方，是不应该被要求作出回应的；另一方面也给对方重新思考这件事的机会，就像袁老师刚刚说的，这些歧视都在一个 subconscious level，这些人平时可能满嘴都是尊重、diversity、social justice，但还是存在一些下意识的偏见，如果反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可能也会引发他们的反思。

还有就是，我们做 sexual assault education 也不会教育大家做 primary prevention，不会要求被伤害的人临场做出恰当的反应，也不会要求受害者要做好一系列的事情防止自己被伤害。我们会要求所有人都做一个积极的旁观者（active bystander）。大家在脑内演习这些场合的时候，可能可以不预设自己被 micro aggression 影响，而是预设你在一个社交的场景里，目睹有人被歧视了，你是这样一个站出去帮她说话、积极介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言论不是针对你的，你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你是可以作出反应的。你不断地为别人挺身而出，别人也会为你、为其他人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