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王志纲老师在2020·第八届智纲智库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大家好，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从2013年以来，智纲智库每年开一场智库大会（原名草根大会），我都会登台讲演，但这一次的感受尤其特别。站在舞台往下看，台下都是配戴口罩，面容模糊的听众，而且按照政府 30% 上座率的要求，原本容纳 1500 人的会场，最多坐 500 人。
这导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别人开会都是忙着卖票，只有智纲智库发愁票卖的太多，想方设法、三令五申的让人退票，劝退了数百人。即使这样，票仍然供不应求。据说这是广东省自疫情以来第一次 400 人以上的大型集会，如此戒备森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特殊的会场，就像当前中国的一个缩影。一边是疫情未消，大家依然自觉佩戴口罩，遵守秩序规则；一边是疫情之下，所有人仍然一心向前，对未来充满期许。大家能从全国各地，穿越疫情的“封锁线”，千里迢迢赶来，相聚于此，的确很感人，从这点来说，大家都是生死之交了！
智纲智库大会宗旨：交流·交友·交易
大疫之年，矛盾重重，每个人内心都或多或少地充斥着些许迷茫。如果我今天的讲演没有价值，那就是辜负大家的万水千山、不辞辛劳了。
因此，我们今天相聚一堂，就是要共同探讨、分享当下的形势，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和中国未来的见解，来探讨大家此行最关心的问题。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大国与大民》，出自我刚刚付梓的新书《大国大民丨王志纲话说中国人》，这个题目看起来太过于宏大，好像与芸芸众生并不相关，但其实它关乎每一个中国人。
可以说，这本《大国大民》是以中国千年文化为经，以我大半生江湖阅历为纬，历时三年而写成的。
作为 50 后，我有幸在弱冠之年，赶上了改革开放这场翻覆之变。在人生最黄金的 40 年里，我有幸参与、穿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全过程，也是这一部伟大史诗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
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和民族复兴，我走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也亲眼见证了中国如何从积贫积弱到一步步崛起为大国的过程。
今年的这场疫情，使国际局势变得十分复杂，中美博弈的烈度进入到无以复加的激烈状态，大国既成，大民何在？今天的我们是否能成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大民？这些都是我们站在当前的历史关头需要深刻思考的。
在这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我想借这个舞台，来和大家分享下关于“大国”和“大民”的理解，也希望大家都能不虚此行。
庚子之变——这个世界怎么了？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个说法——庚子凶年。是真是假且不论，但在就近几个庚子年上，这个说法都颇为灵验。
1840 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凿开了腐朽清王朝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万丈深渊。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狩”，中国的积贫积弱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上一个庚子年 1960 年，错误路线下激进的政治运动和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使得社会主义的探索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但如今又逢庚子年，我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也再次变得“险象环生”。
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特朗普政府不惜调动全球资源，在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与中国展开对抗，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围堵。
另一方面，我们的内部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
年初的疫情，我们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但此时长江流域也正面临着 98 年以来最严峻的洪水威胁。今年还是全面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但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也是近年来前所未见的。
这些内外部的凶险，或多或少都跟疫情这个导火索有关。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像一块巨大的阴霾笼罩着全球，原先被阳光雨露掩盖的深层矛盾，开始图穷匕见。
疫情所揭露的矛盾，最起码有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停滞。从亚太到北美，从中东到西欧，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
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暴跌近三成，全球经济增速将至少下降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进行了史上最大幅度的下调，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为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增速为预计为 1.2%，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少数的正增长。
其次是所谓“民主社会”的严重撕裂。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矛盾因为疫情爆发而变得十分尖锐。种族冲突、阶层矛盾、贫富悬殊等问题，因为疫情被无限放大。
所谓的“民主”、“自由”变成了疫情防控的阻碍，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族群矛盾这一深入美国社会肌理的毒瘤，在特殊时期被充分暴露出来，由此爆发的剧烈冲突使得美国一时难以招架。反智的民众再加上短视的政府，由此产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与此同时，中国内部也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价值观对立。“五毛”和“美分”吵得不可开交，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之声不绝于耳，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波诡云谲的舆论漩涡。
第三，则是全球化的脱钩。
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二战之后的经济秩序，促成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 也是主动融入全球化的结果。
但现在，美国先是率先在全球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接着许多西方国家受疫情影响，国内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也开始用贸易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制裁。甚至扬言要将制造业回流本国，以减轻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四十年韬光养晦，我们从“三来一补”到今天的世界超级工厂，得益于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机，实现了“工业革命”与产业升级。但这个时代已然结束了。全球化脱钩将成为西方阵营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趋势和战略手段。
在这样深刻的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当“大哥”不再是“大哥”
作为苏联解体后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已经当了很多年“大哥”。
何谓“大哥”？
不是说谁有钱、谁有文化、谁拳头大谁就是大哥。简而言之，大哥就是“出钱出力又出人”，是一诺千金，是一呼百应，是兄弟们推举出来的。
曾经的美国尽管也打越南、袭中东，在世界各地充当“世界警察”，用军事入侵、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等手段操控地缘政治格局，但终究还有大哥风范，要主持公道，承担责任，要维护一众“小弟”的利益。
于是我们看到，联合国设在了美国领土，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机构当年都由美国牵头成立。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韩战、越战扶植韩国、日本，美国人既出钱、又出力、还出人，尽管是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但也在客观上照顾了一众小弟，维系了世界的稳定，大哥地位可谓是名副其实。
美国成为世界大哥，并不是偶然。
美国立国之初，就是一个充满情怀的国度。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的国家，美国的历史不过短短三四百年。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相信自己是天选之人，为了履行与上帝的契约，来到新大陆建设一个领导世界的国度——一座“山巅之城”。这便是美国的诞生。
从华盛顿到林肯，从杰斐逊到罗斯福，美利坚的先贤们励精图治，开拓奋进，奠定了现代美国的独立、民主和繁荣。
彼时的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灯塔之国”。在政治上，有先进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大发展；在科技上，创新领先世界；在文化上，拥抱普世价值。美式自由民主从此具备了强大的向心力，尤其是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军事、金融、科技、文化领域终于建立起全方位的世界霸权，这霸权的背后，正是光耀世界数十亿人的“美国梦”。
作为全球“大哥”，美国一度也是中国的学习对象。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关系曾进入过短暂的“蜜月期”。那时的美国国力正盛，对于中国展现出十分开放与包容的姿态。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讲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令我十分印象深刻。
在一次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邓小平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而且希望立马能够得到回答。代表团当即电话打到华盛顿白宫府邸，美国时值半夜，卡特正在睡觉，朦胧间以为出了什么大的事情，接起电话来，只听对方说：“我正在跟邓先生一起讨论，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想请总统定夺”。
卡特总统的回答很简单：“是吗？当然可以，多多益善”。这三句话直接反映了美国的心态——自信、宽松、幽默。在卡特眼里，百废待兴的中国丝毫不具备任何威胁，你愿意把人才输送给我，有多少要多少，你肯定颠覆不了我的政权，影响不了美国的发展，相反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的精英们，可能还能改变你政权的颜色，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思维。
彼时的美国，开放、包容、大度，背后则是强大的综合实力做支撑。那时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上帝之光荫庇下的荣耀国度，执人类文明之牛耳。那时的美国人坚信，星条旗永不垂落。
我青年时读《光荣与梦想》，也曾被美国的崛起史深深震撼。那个时期的美国，朝气蓬勃，光芒万丈，以至于我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将美国视作人类文明的灯塔。在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美国都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移民的首选。
智库大集·优质项目交易展现场
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美国，我们竟感到如此陌生。
今天的美国，不仅不再是带头“出钱、出力、出人”的大哥，反而摇身一变，成了盘剥小弟的“恶霸”、不断“退群”的刺头。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内迎合国内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对外则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制裁打压。在移民政策上层层收紧，在国际义务上拒不履行，不出钱、不出力、也不出人，完全丧失了大国担当。
疫情之下，美国的诸多问题暴露的更为典型。本国疫情防控严重失控，却将责任推卸至中国；用冷战思维处理外交事务，对他国疫情防控毫不负责；在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陷入萧条之时，为求自保开始大肆“放水”；乱印钞票，而其后果却不可避免的由全世界共同承担。种种乱象都充分表明：大哥，不再是大哥了。
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历史学家叫许倬云，他在最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里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在美国生活了 60 年，刚到美国时，无比敬畏和向往这个国家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还有成熟的民主主义；但到今天，我看到的美国就是两句话：瘟疫横行、昏君当道。
他说美国今日之乱象，在于个人主义的偏颇。美国的起源原本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被迫寻找自由之地，那时的个人主义有信仰约束，不至于出大乱子；而今天的人们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为自私。
当财富成为统治势力的工具，所谓的民主政治失去焦点。原本人数众多的弱势阶层，因其心怀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动，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当前美国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哗众取宠的表现。
许老先生说的这个“昏君”正是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奇葩”的民选总统，特朗普既没有美利坚先贤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气魄，也没有传统美国政客的鲜明政治倾向。他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看起来很聪明，绝不吃亏，锱铢必较，殊不知商人和政治家完全是两种思维。
特朗普的种种政策，看似得到了一点小利的同时，却毁掉了美国苦心经营两百年的“大哥”形象。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成为梦幻泡影。
再加上这位老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发“推特”，从早到晚喋喋不休，最多一天发上百条推特，内容有表达自身施政观点，也有与网友和其他政客的网络骂战。
“推特治国”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特朗普团队的决策混乱和治理失能。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是远见卓识，考虑战略层面的施政方针，绝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所顾忌的肆意发表言论。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鼓励大众用注射消毒水来消灭新冠病毒的总统，究竟还有哪些控制疫情的绝招。
但话又说回来，特朗普作为民选总统上台，代表了一股汹涌的潮流。他上台之后的几大举措：减税、筑墙、“退群”，都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当前大多数的民意。
无论是对华为的极力绞杀，还是疫情之下对中国的拼命“甩锅”，抑或是国内因疫情和种族运动而愈演愈烈的排华情绪，都在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当下的美国，朝野上下，自庙堂至江湖，都充斥着“中国威胁论”的身影。打压遏制中国，已成为保守势力主导下的美国社会的共识。
美国这个“大哥”，向来有打压“老二”的传统。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战后的欧盟，九十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极力的战略遏制。在强大实力背书和天时地利人和的促进下，美国的战略遏制往往都会取得成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毫无疑问，那个中美矛盾不显山不露水，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很多人都以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国过于高调、不再韬光养晦了，但真相其实很残酷：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几乎是美国的全民共识，特朗普不靠谱，换一个总统也会同样不靠谱。如果认为美国是因为中国高调才修理中国，那真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与决心。
这背后的根源其实很简单。不仅是中国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美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以往美国的繁荣建立在它强大的综合实力之上。除了全球各地庞大的军力部署，美国还建立了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金融霸权。全球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全世界的避险资本都往美国跑。
得益于这种强大的软实力，美国人可以高枕无忧地过上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生活。因为钱花完了，印钞机一开动，就会有全世界的人民来替美国人买单。
但现如今，这种金融霸权正遭受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或将有无法维系的风险。
当“美国梦”即将梦醒，特朗普们陷入无限恐慌已成必然。
在这种恐慌之下，一通王八拳乱打尚能承受，或许还有许多想象不到的发难，正等待着我们去拆招破局。
而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韬光养晦、绥靖政策都无济于事，我们唯一能做也最应该做的只能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重新认识中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形势空前复杂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面对这个问题，总有许多种答案。有人倡导继续韬光养晦，有人鼓吹正面硬抗。这些说法或许都具备一定合理性，但都脱离了问题的本质。
古人诗有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面对越大的外部挑战，越应该向内寻求问题的答案。
要寻找应对之策，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前世今生，总结好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方能看清路在何方。而要想解答好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归本质，把握规律。
重新认识中国的第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离不开对效率与公平的再认识。
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兴与衰、发展与停滞，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到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继，奉献一生。
回顾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离不开公平与效率这个主题。
早期的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而生，从残酷殖民到血汗工厂，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几乎泯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公平、正义旗号的引导下，苏联、东欧等国家也开始了另一条政治实践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一般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一次次更新。伴随“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解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
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式仿佛成为了唯一的“真理”。
美国也从此开始一手大棒，一手圣经，雄踞世界之巅。而且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北欧各国，其社会形态反而更像社会主义。贫富差别小，社会福利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稳定，甚至走向了过分强调公平、高福利的极端。
就在历史的尘埃看似已经落定的时候，一个另类的国家异军突起，这就是中国。
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
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邓公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将追求终点公平转换为追求起点公平。
极左时期对终点公平的过分追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反而使人们陷入饥寒交迫、饿殍遍野的困境。当社会滑向绝对公平的极端，也就背离了人性和常识，必然会走向出发点的对立面。
而当社会走向追求起点公平，人们的积极性才得以被极大的激发出来，才成就了改天换地的伟业。正是有了起点公平，成千上万的农民才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在发达地区打拼，努力改变命运；成千上万的青年才俊，才因此有了参加高考的自由，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权利，才能走向未来，彻底拥抱一个伟大的知识经济时代。
注重效率，绝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相反，古往今来，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定义，都以实现公平为终极目标。但这种公平，恰恰是起点公平的体现。
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而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
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才有了扶弱济贫的资本。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日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但我们的社会也一直没有忽视对公平的追求和把握，近些年，开始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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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走过很多省市地区，有迈入发达地区行列的东南沿海，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但是我每到一个地方，与当地的官员交谈，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央财政政策的引导下，东部省份每年有成百上千亿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省份，但他们对此却毫无怨言。在他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兄长帮扶弟弟一样自然。
近几年全国上下扶贫工作如火如荼，许多东部省份对口支援西部时出钱、出力、又出人，这在西方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也是西方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
这种民族性的公平意识，或许可以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找到线索。乡土中国里豪绅大户的乐善好施，儒家礼制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传统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公平。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必备的口号就是“均贫富”。这背后或许是长期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下产生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影响，公平成为了中国人关于理想社会最朴素的思考。
换句话说，中华文化自带追求公平的基因，这来自于漫长历史积淀下的道德与文明。一个具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优良传统的民族，一定会在一个追求高效率的环境中形成自发的良性驱动。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天生具备对公平的向往，大同社会理想照耀下的民族，终究会实现公平。但这一定是建立在效率达到一定程度，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结局。
“要我做”和“我要做”
认识中国的第二点，是要解决“要我做”和“我要做”的问题。
“我要做”的本质在于人性。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国家治理，都离不开对人性驱动力的释放。
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理学家们用“三纲五常”来约束人性，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但结果却是培育了大量的迂腐文人。
在“极左”思潮支配社会的年代，社会治理的逻辑也是围绕着“要我做”进行。人人背语录、唱红歌、大跳“忠”字舞，张口闭口“三忠于四无限”，用所谓的“革命纪律”压制人性，最后产生了大量的投机分子、野心家和“伪君子”。
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伟光正”的，是看起来极为崇高且伟大的。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言：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一个伟大的出发点不一定能够成就光明的现实。恰恰相反，看似丑陋的出发点却往往在最后成就了伟大的现实。
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从诞生起便是肮脏丑陋的。无论是圈地运动、黑奴三角贸易，还是血汗工厂，都无法与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丑恶的一面撇清关系。
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但恰恰是“肮脏的资本主义”，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数次工业革命，在短短几百年内，造就了人类文明诞生数千年来最伟大的光辉与繁荣。人类文明中，现今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所有东西，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或多或少都是拜其所赐。
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原因之一，正是解放了人性。把封建农奴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彻底打破，将劳动力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原有的生产关系被彻底砸烂。资本与人性的逐利，自发的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这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大江大海四十年的峥嵘岁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见证史。
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利器。把支配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治理逻辑从“要我做”扭转到“我要做”上来。于是，山川湖海为之一振，天下苍生命运由此改写。
大破大立的年代，英雄辈出的舞台，激发起了中国人压抑了许久的精气神。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我要做”给了芸芸众生一条改变命运的“活路”，这颗种子最后却成长为累累硕果：人民群众将它变成了无数种“活法”，从“活路”到“活法”，一个灿烂的未来由此实现，一个丰满的社会由此诞生。
于是，千百万农民从田间地头走进厂房车间，摇身一变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推动了工业化；成千上万渴求知识的有志青年，通过参加高考改变命运，成为寒门贵子，跃入龙门，成长为当今社会政商学界的中流砥柱；不甘平庸的芸芸众生，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翻滚浮沉，成就了无数富商巨贾、草莽英雄。
于是，一个呈现千姿百态“活法”的历史舞台就此敞开。从此，沧海横流，龙蛇出没，传奇与落魄同存，英雄与氓流共舞。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大忠大奸，命运的强烈反弹与转折，都在这一时期的这片土地上演。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成千上万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许多草根出身的巨富。他们早年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这种强烈的愿望在鼓励“我要做”的社会环境中彻底挣脱了束缚，得到了解放。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坚韧和胆识，一步步走向财富之巅，勇立商海潮头。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对自身命运去向无所适从。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背后的本质，就是释放了人性，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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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但在华为起步的时候，任正非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这些跟如今的华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却是当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为“倒爷”的天赋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偶然一次机会，他开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试水赚到第一桶金后，他才决定走技工贸之路，扎根通信市场，最终使华为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构成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
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一位华为的高管曾对我说，华为是“同路人”文化，自然淘汰挑选，人走了不心疼，留下来的多是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华为内部称之为“一贫如洗，胸怀大志”。
伴随华为成长的路上，无数一贫如洗但又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改变了命运，成就了自我。华为在海外开疆拓土，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离不开对这批优秀年轻人的激励。
高额的海外补贴，回国之后升职加薪的机制奖励，华为的年轻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积累到远超同龄人的大量财富，获得社会的认可。许多驻守海外的华为客户经理，年纪轻轻便是所在国权贵的座上宾，惯见三教九流，出入高端场合，这种价值感的实现，非一般的平台所能及。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与他的华为帝国，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青年才俊，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潮翻涌，有太多像任正非一样的人才涌现。他们从上个社会语境下的“废材”，到支撑起整个中国社会繁荣的“奇才”，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人性的力量。这些都是尊重人性带来的结果，是“我要做”的力量。
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举全国之力绞杀华为，都未能遂愿。试想，如果当今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任正非式的企业家，有成百上千家华为式的世界型企业，又有谁能够打倒我们呢？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认识中国的第三点，是要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小平时代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一切小道理都要服从这样的大道理。
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大道理。
在这样的大道理前提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尊重和释放人性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归纳和总结，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当下中国，探讨寻找解决之道的基本方法论。
我们讲唯物辩证法，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抓主要矛盾，这就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一件事也会有很多种道理，但是在众多道理中，一定有一个是最主要的，是牛鼻子。一旦抓住了它，方向就正确了。因此，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一个好的领导人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关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就是台湾问题。西方国家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人民，会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极其强硬、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对于拥护“民主自由”的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这其实恰恰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表现。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台湾问题是民族伤疤，是近代以来民族屈辱血泪史的现实写照。因此台湾问题背后的大道理是民族情感、民族尊严、主权与领土完整，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底线。
在这样的大道理面前，其他的所谓“小民尊严”、“民主自决”都是需要靠边站的小道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左右全局的。
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只是一张打出后用来制衡和遏制中国的底牌，只作为战略筹码而存在。
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不是一张牌，而是务必要收回的领土，无论哪一代领导人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退缩，小道理与大道理，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从这个角度说，台湾问题必将也一定会解决，这是民族复兴路上的大势所趋，也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必然体现。
这些道理对于企业和个人亦是如此。我这些年走南闯北，为无数企业和区域政府做战略咨询，接触见识过大大小小无数领导者。我发现，好的领导人都是善抓主要矛盾的高手，并且勇于直面矛盾，解决问题，进而继续往前走。而失败的领导者往往遇到矛盾躲避推诿，分不清主次，在管理时事无巨细。
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小企业的董事长，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所谓董事长，要做的无非就是十二个字：看方向、搭平台、选人才、做服务。除此之外，别无他耳。
中国，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面对外部严峻的形势和挑战，重新梳理了走过的经验和教训，从现象到本质，从偶然到必然。到头来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或许就隐藏在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里。若要解读好文明的密码，必须先剥丝抽茧，以三千年大历史观为视野格局，探讨文明的本源。
这些观点，我在写作《大国大民》这本书的时候就曾深刻思考过。数十年来，我行遍了山河湖海，惯见了三教九流。南北求索之余，我不禁思考，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美国政治学者、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曾说：“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有趣的图景——在三千多年前的渭河平原上，有两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酋长，一个叫炎，一个叫黄，各自带着几百户父老乡亲，长年累月地交战、议和、会盟、通婚，慢慢走向融合。这个过程从炎黄到尧舜，最终以周克商为标志，终于彻底完成了。中国不再是若干个部族竞争的战场，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核心。
从此，这个核心像滚雪球一样，顺着黄河流域一路往下，从秦晋、郑卫、燕赵到齐鲁，滚遍了整个黄河流域。随着雪球越滚越大，从黄河流域滚到泛长江流域，周边的部族文明都被一一吸纳了进来。这就是华夏文明的雏形。
周秦之变后，秦王扫六合，荡八方，书同文、车同轨，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尔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版图，或开或合，或统或分，都离不开秦朝建立大一统框架。
汉唐气象，宋明风韵，数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千古文明一脉相承。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华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内生力。
历史上无数次政权兴替、外族入侵，中华民族不仅没有面临亡国亡种的灭顶之灾，反而凭借强大的内生力将外族融合同化，不断海纳百川，大浪淘沙，最终形成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
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几千年的共同生存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尚需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帝国主义的入侵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在 20 世纪初这场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各族人民终于意识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纷纷开始尝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对中国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
许倬云在《十三邀》中，讲到抗战时他亲眼所见的场景，令其毕生难忘。时值国家危亡之际，父老乡党们在逃难路上，头顶日机轰炸，冒着生命危险登船，但仍不忘尊老爱幼，帮扶妇孺。他从那一刻起意识到：中国，永远不会亡。讲到此处，耄耋之年的老先生突然失声痛哭，老泪纵横。情深意切，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文明的力量，在疫情之下，生动的体现了出来。
疫情以来，我观察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凡是东亚国家，疫情控制的都相对较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也较轻。凡是典型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在这次疫情中表现都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我想这是由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
这次抗疫表现较好的中、日、韩，本质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儒家文化讲究“克己复礼”，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追求秩序与和谐。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力给集体，这在中华文明当中是屡见不鲜、天经地义的事。而大一统与中央集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体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两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占据了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进而强化了这种集体主义意识。
集体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凝聚力与认同感。当国家、民族整体遭受灾难时，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就会爆发出奇伟磅礴的能量。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没有无法攻克的磨难。
西方则恰恰相反。
启蒙运动以降的西方文明，建立在对个体自由的解放之上，强调个人主义、人本主义。
个人自由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甚至于政府都无权干涉。我们看到美国、英国在面对疫情时手足失措，反智的民众拒绝戴口罩，原因是其侵犯个人自由；政府表面上宣传的“群体免疫”，骨子里却是极其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病逝者大多是老弱病残和社会底层。
人权在哪？人道主义关怀在哪？普世价值在哪？没看到。
这场疫情的泛滥，正是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的恶果。而集体主义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淡漠，进而带来了认同感的缺失。他们宁愿信奉物竞天择，也不愿牺牲个人利益施手相救。从这个角度上说，疫情之下的美国，政府防控不力，族群矛盾凸显，本质上是文明深处的弊病。美国，败相已显。
文明的本质差异，客观上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冲突。特朗普对于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根本不符合西方人的认知。思来想去，认为中国必然是撒了谎。于是，意识形态成为了其攻击中国的合理工具，在舆论场中将中国无限妖魔化成了西方政客推卸责任、转移内部矛盾的最佳突破口。
但并非所有的西方精英都像西方政客一般愚蠢。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学者汤因比，早在 40 年前，就曾断言：中国将成为世界统一的“主轴”。而那时的中国，尚深陷文革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国力与今朝今夕不可同日而语。
大师之言绝非哗众取宠，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特点之后，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性。汤因比的这份眼力与远见，着实惊人。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印度。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印度文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一条路。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那么印度，则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破碎文明。看起来像个国家的印度，实际上却是硬捏起来的。
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中，印度一直不断遭受外族入侵。雅利安、伊斯兰文明先后入主南亚，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蒙古人在这块土地上来了又去，留下诸多被蹂躏的痕迹。漫长的历史中，印度这块土地上绝大多数时间都分布着众多蕞尔小国，他们相互杀伐攻战，将不同种文明建立勃兴，尔后又撕破揉碎。仅有的几个相对统一的王朝，也都仅仅持续两三百年就分崩离析。
大一统与中央集权，对于印度来说，不过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泡影。
17 世纪英国人占领印度，这个受伤且破碎的文明才在被不断的征服中走入了近现代。直到 70 多年前，印度都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南亚次大陆上一块由英国殖民的地理区域。那时的印度，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在大大小小数十个邦里，存在几十种语言，上百个民族和几十种宗教。
英国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将它强行拼凑在一起。而殖民者在离开时，又通过印巴分治埋下了冲突的祸根。印度国大党继承了英国人的政治遗产，接手了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
印度的另一个问题是根植在社会肌理里，沿袭千年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印度痛苦文明的根源，它彻底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使得整个社会变成死水一潭，毫无生气。
种种问题，使得今天的印度在面临国内积弊已久的疴疾时，往往会选择转嫁矛盾，转移视线，这也是其近期与中国摩擦频频的原因之一。
但大国博弈的背后是文明的博弈。就文明的力量而言，一个破碎、受伤、中断的古老文明，无论如何都是难以与一个生命力极强，数千年统一延续、生生不息的古老文明相抗衡的。
同样作为文明古国，当下的印度文明建立在历史上一次次异族入侵和政权更替的废墟之上，既没有传承，也没有本质上的关联。数千年前的辉煌终究只是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这样一个破碎、受伤、中断的文明想要复兴，是极有难度的。
中国古代也曾屡遭外族入侵，但不同的是，外族入侵非但不能挫伤文明，反而最终被纳入到中华文明的版图中来。历史上无数次血雨腥风，中华文明每每到风雨飘摇之际，都能浴火重生，继而薪火相传，归根结底都是文明的韧性。
这是中华文化力量之所在，也是中华文明经久不息的源头，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走向自立自强的基石。
尾声
对比其他文明，剖析中华文明本质，今天大国既成，站在前人从未站过的高度上，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
如果我们用战略的眼光看待今天这个世界，将视角拉长来看，将美国的无形资产透支殆尽的特朗普，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那一任总统。他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美国的山巅坠落。
长歌当哭。当今的我们，站在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血肉之肩上，距离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前所未有的接近。反求诸己，向内自省，千年文明终归面临又一次登顶前的挑战。
我始终坚信，只要我们不犯颠覆式错误，继续尊重人性、尊重常识、敬畏规律、把握本质，就一定能找到古老大国复兴与突围的秘钥。
近几年我接触过许多高层的有识之士，他们都认为，只要再坚持 5-10 年，到那时，我们将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上与美国分庭抗礼，最终形成“中美国”的局面。
我相信，到那时，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都将展现出新的光芒。
这十年必然是风雨如晦的十年。当一个不想当老二的美国与一个不想当老大的中国狭路相逢，在双方各自找到最大公约数之前，暴风雨将一直持续不会宁静。但美国人最讲求务实，只有当他们无法将你彻底征服时，双方才有坐下来谈判的空间。
尽管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它们的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毫无疑问，一个合作的中美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太平洋足够宽，容得下中美两国。”这样的结果，或许并不会轻松实现，但值得我们期待。
讲了这么多，其实东西方文明并无高下之分，各有千秋，各放异彩。但区别在于我们永远是谦卑好学的好学生，孜孜以求，日夜精进，而西方世界却昂着高贵的头颅，自诩世界的中心，对其他文明不屑一顾，一俯一仰间，正是中国加速前进的密码。
放眼未来，如果说美国的崛起是一手圣经，一手大棒，一边口称民主自由，一边践行逆我者亡的张扬；那么中国的崛起则是近悦远来的大度，一如千年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谦谦君子。中国绝不称霸，而是要让世界各国从接受你，到喜欢你，再到离不开你，循序渐进，放弃无谓的傲慢和文化输出，方是大国复兴的合理路径。
真正的大民，也同样应当如是。宽容自信，大气醇和，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扎扎实实走好自己的路。我坚信，中华民族的国运是挡不住的。
国运即人运，大国呼唤大民。我们这几代人，生逢其时，躬逢其盛，如何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在这个大国已成的今天，在这个秩序与格局正在激烈重塑的当下，时代正前所未有的呼唤大民。
身为十四亿中国人之一的你、我、他，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内容整理：任书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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