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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储蓄资本基础，结果在90年代末通过高速公路、电网、通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中国的钢铁产能迅速达到美国的800%，每年仅过剩产能就轻而易举地远远超过毛泽东时期靠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所能达到产量的几十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 作者：文一
前文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前三十年的贡献不可磨灭（上） | 文一
中国工业革命路径与西方的“同”与“不同”
观察者网：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工业革命，是从建国以后就开始的，一直持续到21世纪？因为这经历了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大发展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场工业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全社会参与的，只是78年之后，速度陡然加快了。从您与西方工业革命路径的比较来看，中国与西方其实有共同之处，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请您讲讲？
文一：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国革命》一书就是企图去发现和揭示这个普遍规律，并用这个规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和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但是每一个国家因为自己的国情、文化、地理、历史、政治生态和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的不同，引爆工业革命需要的条件也就可能不同，具有一些特殊性。
比如大英帝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是在君主制下开启工业革命的，美国是在有限的精英民主共和体制下开启工业革命的，日本是在军国主义政体下复制工业革命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是在独裁政府的共和体制下开启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
这个工业化的普遍规律我在书中称为“胚胎发育”规律，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理论”。因为我在书里和其它讲座文章里对此有系统的描述和讨论，这里我就不过多重复了，只是选择性地谈一谈，因此不系统。
简单说来，人类（发达工业国）目前为止经历了至少两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把它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就看怎么定义）。我对工业革命有自己的定义。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大英帝国开启的，发生在1760-1830之间，其基本特征是用机器（甚至木制机器）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以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体制来规模化生产各种轻工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这是一场“用机器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由大英帝国开启的，从1850年左右到1900年初步完成，马克思亲眼经历了那场革命。其基本特征是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来规模化生产几乎所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包括钢铁、机器、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和各种基础设施。
这是一场“用机器生产机器”的“重-化工业革命”。美国是在复制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等一会我会谈中国如何在成功复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超过美国。
两场工业革命都涉及到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煤炭的广泛开采和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石油的开采和电力的广泛利用。
人类目前正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20世纪末的IT产业引发，其基本特征是把所有生产、消费、运输过程信息化、智能化，无论是轻工业、重工业、农业，或是服务业。这场革命由电子产业、信息产业、超算和云计算、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量子通信、人造生命等领衔，由新一波全球化铺垫。
每两次工业革命之间都由新形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与通讯的“工业三位一体”衔接。比如衔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煤炭-蒸汽机-铁路和电报，在1840-50年代爆发，很多年以后升级为石油（电力）-内燃机（电动机）-高速公路和电话。
衔接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是锂电池或太阳能-可控热核反应驱动装置-外太空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连网与量子通讯。
而从农业社会为起点来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起跑阶段，叫做“原始工业化”阶段，大概发生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北欧和英国，其特征是农产品迅速商业化，在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参与下，各种乡镇企业和工场手工业全面兴起，这些原始制造业都为满足远距离贸易和全球市场需求为目的而生产的。
启动这个阶段是人类摆脱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马尔萨斯陷阱、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必经之路。
英国在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历了200年左右的乡镇企业大繁荣，至少从1550年开始至1760年代珍妮纺织机出现为止，而且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乡镇企业仍然是英国制造业盈利和国民收入的重大来源，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形式。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很顺利，也是因为无意中采纳了正确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培育路径，在80年代产生了一次乡镇企业大爆发，进而才在90年代引爆了一场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以远距离贸易和海外市场为目的、以农民工远距离迁途为条件的“轻工业革命”。
这场革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复制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中国制造”冲击和占领了全球的小商品和轻工消费品市场。
毛泽东和邓小平
这场轻工业革命的开启和完成使得中国有能力和财力在90年代末引爆一场以能源-动力-基础设施建设为领头羊的“重工业革命”，以煤炭、钢铁、水泥、石油、化工、汽车产业的崛起为标记，以三峡发电站、全国高速公路网、全国高铁网的全面建设为指针。
这场重工业革命才使中国今天具有了全球最为伟大的重型机械、隧道、桥梁、公路、铁路基建能力和钢铁产能，有能力和财力开启“一带一路”的新一轮全球化时代。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产业升级和市场培育的顺序正确，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十分顺利，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储蓄来自我支撑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在不依靠殖民掠夺和巨大国际援助（以及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引爆（复制）了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正在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
伴随这场（或这一系列）工业革命的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水平和家庭收入的连续不断的极大提高。
这里面每一个阶段的启动、引爆和升级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和正确的产业政策的诱导，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产业升级、技术发明、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分工程度和量化生产规模的提高，都是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为前提，都需要以更大规模和广度的市场扩张为条件，才能够使得这些技术创新有利可图，使得产业升级能够自负盈亏。
因而投资的扩大再也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靠牺牲消费为前提。由于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每一次扩大都只有通过集体力量才能够实现。
因此无论是大航海，还是人工运河网络的建设，还是全球市场与殖民地的开拓，还是每一次的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升级换代，都是以国家力量的形成为条件，以政府投资为主体，以产业政策为依托，以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为向导。
而且政治稳定、社会信任、社区安全、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规模化大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与保障。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介入和投入。
比如欧洲历史上是用皇家海军和武力殖民来为本国的制造业开辟全球市场和维护殖民统治的。
当年的日本帝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产品开辟中国和东亚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的。从1894年的第一次清日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见证了日本近代50年在重商主义和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武力崛起。
以十多亿人口的巨大规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史无前例的崛起，其拉动世界的力量是当年大英帝国的100倍，美利坚合众国的20倍，但却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的。
我对工业革命的定义不仅是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更关键是能够循序渐进地建立这样一套工业基础，它能够使得社会生产力出现爆发式增长，从而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出现爆发式提高，生产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广泛的竞争力。
二战以前和二战以后独立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好多国家，都进行过工业化尝试，而且都采用过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且曾经一度都使得国内工业产值在GDP里面的占比获得过迅速提高。
但是这些工业化尝试被时间证明缺乏使得投资和消费同时按比例不断增长的潜力，以至于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和政治危机。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80-90年代普遍采纳的经济改革就是例子。
又比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也轰轰烈烈搞过工业化尝试，建立了160多个大型现代化企业,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开始在上海问世。之后，在洋务运动的驱动下，第一只华商股票，由轮船招商局发行的，于1872年底开始交易。
接下来，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等现代工业企业、矿业企业相继发行股票。1881年，外国商人创办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其股票也供不应求。清政府也搞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包括组建北洋水师，还选派留学生出国，终止了科举考试等等。
但是这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它忽视了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农民──这个唯一能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孕育市场力量的巨大源泉。清政府没有能力和意愿去组织农民，帮助广大农民发财致富，因而也无法富国强军。
正因为晚清精英阶层用了半个世纪无法解决中国90%以上人口的贫穷落后问题，无法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结果朝廷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成为泡影，沦落成为一个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半殖民地。
这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尝试。这一次是从高层政治制度上着手解决工业化问题，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
辛亥革命提出“天下为公”的进步思想，当时的中国精英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进一步吸引西方资本，搞金融自由化市场经济。
在上海和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政府新建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和国防工业，还有十里洋场和各种灯红酒绿的租界。但是这场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仍然没有触及农村这个中国社会的庞大基础，没有触及土豪劣绅的利益，没有能力动员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进程，结果还是没有能够在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40年之后，农村仍然是一片赤贫，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官僚买办政府的倒台。
其实辛亥革命依据的经济发展思路正好就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东西，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和专制统治，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保护了地主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外国资本的利益，工业化就能顺理成章了。然而并没有这样。
国民政府统治40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民不聊生，被列强宰割的中国。晚晴末年农村的贫穷景象并没有因为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包容性政治体制而发生任何改变。
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只有企业和组织起来的劳工才能获胜；同理，在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中，只有国家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获胜。
因此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只有一个群体或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一个统一的工业化意志下统一行动，才有能力完成，因为工业化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工程所涉及和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太多了，分散的小农个体和原始市场机制远远不充分。
湖北孝感农民鲍国华（左一）经过多年努力，在武汉买了新房，一家人在小区楼下眺望新家（湖北日报记者倪娜摄于2016年2月）
工业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民生活逐渐改善的革命。因此工业革命必须是在一个统一民族国家框架下由一个有为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产业升级过程，这个过程既能充分运用国家财政力量又能利用市场力量吸收深厚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获得巨量的经济增长和持续不断的爆发力。
这样你才不仅能够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和他作为中国革命久经考验的政治家的智慧，也才能同情毛泽东时代企图通过农村集体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引爆工业革命的战略思想，体会到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国家政治基础对改革开放以后成功引爆一场工业革命的意义。
毛泽东时代把农民组织起来了，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基础、基层农民之间建立的信任和组织能力，农民通过社队企业学会了自己创建工厂办企业，因而在邓小平时代，乡镇企业才得以满地开花。乡镇企业的前身就是大跃进期间涌现出来的社队企业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街道工厂。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如果没有两个世纪左右的以出口世界市场为目的的乡镇企业和工场手工业繁荣，工业革命不可能产生，而当年哪个欧洲国家乡镇企业搞得最好，就最有机会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
当然英国搞得最好。荷兰一开始也是搞得很好的，但是后来政府没有继续支持，尤其是没有支持它的纺织业，因为这个产业对劳动力（包括妇女和小孩）的吸收率最大，代替人力的机器也最容易发明，其产品的世界市场也最大，运输成本也低，所以依靠香料贸易和捕鱼业发家的荷兰就落后了，没有占领纺织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和制高点。
第二次工业革命荷兰也落伍，没有占领钢铁和汽车这个重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而美国、日本、德国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抓住了钢铁和汽车。毛泽东时期也想抓钢铁和汽车，但是由于缺乏轻工业革命所产生深厚市场基础和储蓄资本，你勒紧裤腰带也无法成功。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储蓄资本基础，结果在90年代末通过高速公路、电网、通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中国的钢铁产能迅速达到美国的800%，每年仅过剩产能就轻而易举地远远超过毛泽东时期靠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所能达到产量的几十倍。
日本当年明治维新之后也是首先大力发展农村的工商业和乡镇企业，靠他们出口手工业品赚外汇，进行原始积累，在国外购买机器，继而发展轻工业，再后来才支持重工业。日本一直到明治末期，重工业才开始发展。
如果日本当时自然资源很丰富，卖煤炭石油等天然资源就能生存，它很难走上正确的工业化道路。
（未完待续）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为2017年6月25日”观天下讲坛第七期”文一教授讲座前，观察者网对文一教授的专访。本文于2017年8月26日发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8_26_424506_s.shtml），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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