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33）追忆我的父亲（三）

（前排右二为作者父亲）

追忆我的父亲(二）

梅子｜文

十一、

父亲一生爱读书，离休后将珍藏的一些中外名著，重新读了一遍。平日除了看书读报，没有其他活动，没有爱好，也不懂得锻炼。他们那辈人的特征，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了工作，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生活。

《古文观止》是父亲手头常读书。李密的“陈情表”，他能全文背诵下来：

“……,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

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父亲把对爷爷奶奶的愧疚，深埋心里几十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时日不多，发病的前几个月，我下班回家，常看到父亲望着窗外萧瑟的秋景，嘴里念念叨叨，他说过，这篇“陈情表”是他对父母愧疚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

离休后的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从工作的惯性中解脱，即使住院治病，也常常写稿子往省报市报投稿，有些采用，更多的退回来，拿着退稿信，眼里流露出是落寞的神情，父亲明白属于他和他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

让父亲感到欣慰的就是姐姐女儿的出生。这是父亲的第一个外孙女，她稍大些，父亲就推着小车带她去公园玩，有时不知疲倦地会步行到迎泽公园，那是不短的路程，父亲乐此不疲。

每次玩回来，都要给我们讲许多他和外孙女的事情。那时的父亲就是一个充满慈爱，充满生活乐趣，完全进入到放松的生活状态中父亲。

十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肝病隐隐地发展加重。从1979年离休到1981年11月去世。父亲住了三次医院。

第一次病重住院时，省里为父亲请了全省最好的消化道专家徐大毅大夫为父亲会诊。开始认为是胃病，通过检查，最后确诊为“肝硬化”，与长期营养不良与劳累有关。

父亲住进山大一院的干部病房，开始中西医结合治疗，由一位姓张的女大夫接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父亲身体有了明显好转，一个多月后就出院回家休养。但中药不能断。

那时我总认为，父亲的病会好起来的，有母亲哥哥姐姐们，四处寻医问药，起码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事与愿违，在父亲得病的第四年，打破了我的幻想。

11月份，天气降温，非常寒冷。一天下午，父亲说身上和嘴里燥热得难受，想吃个梨。家里平时为父亲备有一些简单的水果。母亲把梨洗净让父亲吃下，吃过后说舒服点了，然后躺下休息。

冥冥中，我的心一直处于忐忑惶恐中，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仿佛意想不到的事会突如其来地出现你面前一样，可又说不出是什么。

那天晚上父亲休息的早，我们也上床睡觉。熄灯后，我瞪着两只眼，小心听着里屋的动静。父亲不时轻咳几声，是长期抽烟落下的毛病。他一会儿出来上卫生间，不一会又出来上。我的心已按捺不住咚咚跳得非常厉害，感觉到事情不妙。

果然，父亲第三次上卫生间时，母亲跟了过去。一会儿母亲回来对我们说，你爸便血，我陪你爸上医院去，你们好好睡觉。我和妹妹哪还睡的下，颤抖的手三下两下穿好衣服，等候在那儿，惊恐地看着母亲。母亲说，你们好好睡，我陪你爸去去就回来。母亲是在安慰我们。

父亲病的这些年，母亲成了半个大夫，她懂得，肝硬化最怕的结果就是大出血，一旦出现征兆不可逆转。那天晚上，父母出门赶上最后一趟4路公交，去了山大一院。

进了医院，父亲被送进抢救室，第二天严重到上吐下泻，经过抢救，父亲的病情暂时稳定，胃部已插上止血管，不能进食，身边需要二十四小时有人照顾。

我们姊妹开始分工，姐姐的女儿还小，主要照顾孩子与母亲，妹妹给全家人做饭，忙家务活。姐夫，大哥和我，主要照顾父亲。我在白天去医院，姐夫在晚上，大哥不定时的顶替我们。全家人安排有序，想尽最大的能力挽救父亲，出现奇迹。

住院的前两天，因为用过药，较稳定，虽不能进食，输的药物和营养液体起了作用，白天还能坐起来说些话。张大夫看到父亲精神稍好一点，就主动与父亲轻松地聊聊天。

之后我明白，父亲也感觉到自己这次凶多吉少，那天与张大夫说了很多，说到他这一生的不易，说到他不怕死，但放心不下两个未成家的女儿，我在一旁为父亲能说这些话感到高兴，可听到他的担忧，不由地自责，我一时难以平复自己的情绪，在父亲和大夫面前哭起来。

说到家庭的事情，父亲对张大夫说：张大夫，恕我直言，你是尽职尽责的好大夫，可也要多考虑个人问题，要赶快成个家了，你看，像我老了病了，全靠老伴和孩子们来照顾。

张大夫听后，脸有些微红，她说，您病重还关心我个人的事情，我太感动了，我会好好考虑的。这位女大夫，戴一副金丝眼镜，短发头，知性优雅，四十六岁还是单身，父亲看病的这四年，与她打交道多，知道一些她的个人情况。

住院的四五天后，父亲几乎不能再坐起来。这次发病，不能进食，水也不能喝，嘴唇起了一层层干皮，痰也稠的咳不出来。

开始，大夫说尽量不要上吸痰机，只是不定时的上一下喷雾，湿润后，再人工拿上棉棒帮助父亲清痰。所以不管轮到谁照顾父亲，主要任务是不停为父亲清痰，用棉棒湿润嘴唇，还要与父亲说话，即使父亲不说不听，我们也要说。

那时我怀着满满的信心，等待父亲好转。轮到我白天在医院，我会和父亲说许多话，希望他能与我回应，希望他能说几句，那时我就是不相信，父亲的病会治不好，怎么能治不好呢，父亲怎么会离开我们，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第七天的早晨，我一到医院，就让一夜未合眼的姐夫赶快回去休息，整整一个星期，他每晚都是在医院，彻夜不眠地服侍在父亲身边。

姐夫走后，我给父亲清过痰，父亲精神很好，和我说了些话，起身将身体靠在床头上靠了靠，一会儿说累了，又躺下。这时我发现，因为睡了一星期，很少挪动身体，关节挤压的红肿。我认为这个问题好解决，只要父亲精神好，就有希望。至于红肿，回家做几个小棉垫，父亲睡觉躺着的时候，垫在红肿的地方，帮助父亲多翻身活动就可以消除。

正好，下午大哥过来，我立刻骑车回家，告诉母亲，我爸精神很好，今天说了许多话，还坐起来了呢，就是需要几个小垫子，全家人七手八脚就很快做好，我拿起这些垫子，满怀希望骑着自行车就往医院赶。

记得六点左右，大冬天，天已黑漆漆的，但一路上我充满着希望，感觉不到寒冷，一心想着父亲今晚用上这个小垫子，一定能睡的更舒服些。

可当我兴冲冲赶到病房门口时，病房里挤满了医生护士，大哥见我来了，赶紧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恐怕不行了！我瞪大眼问，什么不行了？盯着大哥看了半天，然后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向病房冲去，被大哥和一个护士给拦下，我欲哭无泪，悲痛欲绝地蹲在病房前的走廊里，站的力气也没有，感觉天塌下来的无助恐惧。

半个小时后，噩耗传来，父亲真的离我们而去了。这时的我，找到那几个小垫子，好像反而冷静下来似的，走进病房，看见父亲就像在熟睡中一样，我把棉垫给父亲垫在红肿的地方。我整个人在崩溃中，不知今夕何夕，不知道大哥怎样与医院商量的安排，不知单位家人都是谁赶到了医院。

十三、

那几天下了场大雪，冰天雪地。第二天清晨，父亲被几位老战友从太平房抬出往灵车上放的时候，失声痛哭的我，挡在灵车门前。

不能让父亲走，不能让父亲进入那冰冷的世界，父亲还没有好好过几天舒心无忧的日子，还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就要到一个无情的世界去。刚刚二十六岁的我，怎么能没有了父亲……

现在想，安静的送别也许是对故去亲人的祈祷与祝福的一种方式。离开，不是消失，不是没有，而是一种重现！

随后在为父亲开追悼会的事情上有了分歧。父亲1959年的处分，虽口头早已撤销。因没有正式文件，对59年的事情难下定论。于是追悼会搁置下来。母亲坚持要有明确的定论，才开追悼会。

母亲和姐姐，找有关部门协商，父亲的老战友都帮助我们，与市里到省里的各部门协调，最后拿出定论，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有关父亲58年的事情，是这样说的。

（这段文字是对作者父亲五八年处分的重新定论）

十年后，在二哥的操办下，我们送父亲回归故里。

十几岁的父亲，怀着理想与梦想，远离家乡，六十多年后归故里，已是一盒骨灰入黄土。

那天上午阳光灿烂，父亲的儿女们，父亲的孙子及孙子的儿女们，还有乡亲们，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绿树环绕中的良楼沟村最大一块墓地前，鞠躬默哀。沁水湖掀起的微澜，是我们深深地祝愿，愿父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