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那场带走288孩子的惨绝人寰大火，今天还有几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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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那场大火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这场惨绝人寰的火灾，今天不知多少人还能记得，或者说，知道。

1994年12月8日，一场大火，325人殒命，其中288人是中小学生。他们中，最小的6岁，最大的14岁。

那一年的K城，干燥了几乎一个冬天。往年，这个西北油城，一到十月底，就开始飘雪。

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69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

汇报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歌笑语。

欢迎领导的孩子们

观看演出的验收团

被选中上台表扬的小朋友，是K市最漂亮最会唱歌跳舞的孩子。台下的几百个孩子，也是尖子生好学生。

他们中有曾在全国获得过儿童舞蹈节目奖的，有在自治区获得过钢琴、数学、英语等大奖的，他们几乎全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大多家境优渥，受过很好的教育。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K城，是国内人均GDP仅次于深圳的城市。

这是第一个节目最后的造型动作。据了解情况的朋友说，拍完这个画面，摄像机就没电了。当摄象师离开现场赶到礼堂前厅换电池的时候，大火就发生了。

第二个节目《春暖童心》开始时，悲剧发生了。

6点刚过没多久，一个光柱灯烤燃了幕布，烟花般的火花，向下飘落，观众们以为是演出效果，无人离座。

前排的领导也闻到了糊味，但他们也没动。

光柱灯长时间炙烤着幕布

直到一块巨大的幕布火球一般掉下来，现场的人才意识到，着火了。

舞台上的工作人员慌忙想扯掉那块燃烧的幕布，但是巨大的幕布被固定在钢管上，很难扯下来。此前，友谊馆已经发生过一次火情。那次气功报告会上，也是幕布被灯烤着了，好在电工立刻启动机关降下幕布，将火灭了。但是这一天，友谊馆仅有的两名电工被派去出差了。

大幕被关上，想等火灭了之后开幕再演，毕竟领导在台下坐着，发生这种意外很难看。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而致命的决定。

舞台上，一堆未经过阻燃处理的化纤品，很快就被全部引燃。由于大幕的阻挡，舞台区域迅速被高温占领，氧气的消失使得舞台区域成了高压区，幕布膨胀得像一个气球。

台下，众人开始骚动。

初二学生金素敏曾对南方周末回忆道，学生们当时都站起来了，一个女领导站在领导席前面，拿着话筒要求大家不要乱，坐下来。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幸存者的证实。

孩子们都想为学校争得“纪律秩序好”的荣誉，然后就都乖乖坐了下来。

只有两个平时就很调皮的男生没听女领导的，一下子溜走了。他们成为金素敏班上惟一两个全身而退的孩子。

不听话的孩子，活了下来。

会场里大部分都是学生

“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金素敏说。

当时坐在后排的苏浩（化名）视野开阔清晰，他这样描述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据南方周末《一个轮回后的真相1994－2006年：克拉玛依大火》）

火灾事故之后的克拉玛依友谊馆中间走廊的景象。

也就在这个光景，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没有任何组织，人们在恐惧的驱赶下，凭着本能疯狂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求生的通道。

最初一批逃生的人成功的由友谊宾馆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断电后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而此时其它几个供人逃生的安全门却全都死死关闭着，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友谊馆顿时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大火炉，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距离事发现场数百米的克拉玛依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接警后赶到了现场，但因为没有相应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到了现场才发现所带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开紧闭的大门。

克拉玛依电视台的记者在火灾发生后记录了英勇的家长和市民们在友谊馆的外墙窗户上隔着坚固的铁栏杆捣碎玻璃的场面。但他们的举动只能给里面的大火提供更多的氧气，却不能解除孩子们的威胁。

一直到清理现场时才被推掉的这两扇门在记者1994年12月22日拍摄的时候还被这只没有开启的锁连接着。钢铁铸就的东西已经是这样的面目，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孩子们那些老师们的血肉之躯在那座炼狱里会是怎样的模样？

消防队员赶回驻地拿来所需要的工具，几经反复终于打开了紧紧封闭的死亡之门。大门打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让一名参与了整个火灾抢救、善后工作的女警察，至今难忘。

火灾之后友谊馆后排北侧座位的状况。可以看出来，墙体上的软性装饰物及座椅上的软包装均被烧毁。也就是这些东西释放出的有毒气体，让很多学生和老师命丧友谊馆。

“仅仅看了一眼，只一眼我就差点瘫了下去。大门里面热气腾腾，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体，一个摞着一个，足有大半个人高，全都是些戴红领巾的孩子，有男有女，有的还在喘息呻吟。在拖出来的女孩儿旁边，已经小山一样堆了二三十具烧焦了的尸体。天已经黑了，整个现场雾气腾腾，烟雾弥漫，人们的影子在呼喊着，奔跑着。”

“我的面前，两个消防战士正用力从黑烟缭绕火炉般灼热的友谊馆大门处拖出来一个女孩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依稀可见她的脸上有很好的妆容，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她的下半身赤裸着已经变成了炭黑色，有浓厚的血水不断往外滴落，而她的胳膊在战士的手中已经整张蜕下皮肤，长长的秀发披在地上一路划过，随风飘舞。”

实际上，大火只持续了20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克市八小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年龄最小的小学生坐在离逃生出口最为遥远的前排——领导席的左右两侧，其任务之一是向领导行礼献花，结果100多个孩子大多殒命。

这张照片上有1994年克拉玛依第八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大部分学生，照片拍摄于大火发生前几分钟。这个班有43名学生，“12.8”实到42 名。唯一的幸运者是一个女孩，因为当天到校时没有按规定穿着校服而被老师打发回家。这个孩子家境不好，在郊区的家也没有电话，她和她的家人那个晚上甚至都不知道友谊馆那边发生了什么。

这张图片右面的座椅就是上面照片里三年级二班同学们的座位，左面那片光亮就是礼堂南侧靠近舞台的太平门。那片耀眼的光芒告诉我们外面的自由和宽广，但在大火发生的时候，这扇门是锁死的。

危急时刻，很多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大火中，在场的40多位老师中，有18人以血肉投火，选择永远和学生在一起。

起火时，K市一中校长倪正性坐在最后一排，几步就能跑出去，但他勇敢逆行，冲进恐慌的人群中，指挥疏散。他倒下时，手还伸向一位为演出献花的学生。

八小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时，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家长说：

“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张艳是当天第一个节目编排辅导老师，1965年10月18日出生，有一个幼小的儿子。火灾中，她和台上一起表演的16个小姑娘全部被烧死。

八小三年级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十佳教师，扑灭大火后，人们发现她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

死难学生的家长在为孟翠芬送葬时，对着她的遗像说：

“老师，是您没有让孩子的面容和身子被火烧，我们感谢您，老师。孩子在学校交给你，我们放心；在地下，孩子跟你走，我还是放心。”

一小辅导员李平将12个孩子平安带到门外后，她又以百米冲刺速度冲了回来。“疼疼，我的疼疼。我的孩子还没出来！”她发疯一样地踢门砸门，但是没有用……

疼疼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十岁

七中政教主任周健，肩抬着往下掉的卷帘门，让学生往外逃。后来，他又三次跑进去救学生。等到人们找到他时，唯一能辨认的标记是领带夹。他已领结婚证，婚礼定于元旦举行。

几年后，泰坦尼克号电影在中国上映，人们为英国绅士们的行为感动。在K城大火中，那些勇敢的中国人，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那个傍晚，没有任何组织，全城市民几乎都赶了过来。

人们拿起任何可以使用的工具，用力劈向坚固的卷帘门。缺乏工具，他们就用肩去撞铝合金门，又抬起门板撞击防盗门。防盗门下部被撞弯后，他们扳起一根根钢条，让里面的人钻出来。对付铁栅栏，救援人员用榔头砸，用钢条撬，砸开铁栅栏把孩子拉出来。

人们徒手去撬门救人

更多的是绝望。那种亲人在火海里，和自己近在咫尺，却又无法拯救的绝望感。

这种绝望感，伴随了很多当时在场的家长一生。纵然在梦里，他们也时常能听到那声声凄厉的呼救。有人因此饱受折磨，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跑出去报警的毕建国回忆说：

可是我和几个小伙子使出平生的力量就是搞不开。我们手无寸铁。这时我从浓烟里隐隐看到了我的女儿，她爸爸呀爸爸呀一个劲地喊我，可是我进不去，进不去呀。我与她近在咫尺，却不能救她，我真无能，无能！我拚命地搬呀砸呀，手都被发烫的门烫出了一个个血泡。孩子的哭声让我心如刀绞。

我急得用头撞门。十几分钟过去了，消防队为何还不来，我又冲到电话亭去报警，他们说：‘来了，来了，就来了。’我放下电话又飞奔到铁门边。这时，有两个小伙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锤，一顿猛砸，门终于被砸开，然而一切都晚了，我的孩子已被烧得无法让我认出来了。300多孩子的尸体都被人领走后，我才从剩下的最后5具尸体中把她辨认出来，她的小嘴上还有一点点口红……

消防队离友谊馆只有500米，但是大概过了45分钟消防队才到。而消防车里没有水，也没有消防斧和防毒面具。

大火之前的11月27日，辽宁阜新发生过一场特大火灾，死了200多人。当时多部门联合下发了谨防公众场所火灾的紧急通知，7号K市接到这个通知，但是没有下发，8号就发生了大火。

导演徐辛说，有一个家长一听到他的小孩在里面参加活动，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了，他说“根本逃不出来”。他非常埋怨自己，他之前就觉得这个封闭的场馆有安全隐患，他说应该早向上面汇报，非常后悔。

最终，有300多人永远没有活着走出来。

街上所有的车辆都自发运送死者和伤员，很多司机都是泪流满面。在K市职工总医院外面，围了上万人。整个K市，当时不到20万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或熟人在火灾中丧生。

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无比。

来认领的家人都是一大家子一起来的，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以及各种亲戚。他们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老人哭了几声就晕了过去，然后被人七手八脚抬出来。

而父母则会抱住孩子再也不放手。一个父亲紧紧握着烧焦了的女儿的小手，独自坐在冰冷的地上，没有眼泪，无人陪伴，就这样坐了整整一天，陪着女儿走完人世间最后一段艰难的旅程。

送葬的母亲和亲属悲痛欲绝

有一家祖孙三代前来认尸。那是个极其美丽的小女孩，五官精致，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好像睡着了的仙女。因为待在一个角落里，所以没被烧到，是被熏死的。家人怎么也不相信孩子死了，年迈的奶奶甚至跪求重新检查。为了安慰亲属，法医们流着泪破例为孩子重新进行了一次尸检。

有一家人凭着看到孩子腋下残缺的毛衣，哭喊着将孩子抱走。后来，他们又将孩子送了回来，因为回家后他们发现孩子脖子上挂的钥匙打不开自己的家门。

K市电视大学的刘志军，是当地有名的摄影家，身材高大，非常英俊，比现在的很多当红小生还要帅。火灾中，他救出过一个学生。

这个孩子后来回忆：我想我完了，我想起妈妈和爸爸，我大声地哭，一边哭着还一边寻找着出路。我看到一个两米多高的窗口没有铁条，我就拼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就在这时，一双大手卡在我的腋下，把我举起来，我吸进了第一口新鲜空气，我见过他，他是为我们拍照片的叔叔。他把我送出来之后也开始往上爬，但快到窗口时他爬不动了，我眼睁睁地看他僵持了好长时间，然而还是没有撑住。他强壮而高大的身体缓慢而沉重地倒向剧场里边，他要是再使一点劲就翻出来了，哪怕倒向窗外也好。然而他把那点劲给了我……

刘志军烧得只有一米多长，膝盖以下部位完全没有了。在他烧去半截的皮带上，未损坏的呼机响个不停。呼机时断时续地响了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直到后来没电了才安静下来。刘志军是有名的孝子，家中只有残疾的老母。那个夜里，他的母亲无数次拨打电话呼叫儿子。

“让领导先走”，这是克拉玛依大火中最大的标签。

“让领导先走”，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日后二十多年里，在舆论场里被反复提及。

到底有没人说过？当时的K市副市长赵兰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否认有人说过。几位幸存者则证实，确实有女领导说过这话。

起诉书指责这些领导：“你们中有些人不顾数百名师生的安危，抛下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不管，只顾自己苟且逃生，对由此造成的惨重伤亡后果，你们不是没有责任，而是罪责难逃！”

被广泛认为喊出“让领导先走”的况丽

演出的报幕员、当时9岁的女孩周雅静事后回忆道，“在通道里，一个爷爷用力推开我们往前跑，我认识他，他就是演出前我给他献鲜花的那个爷爷。”

不过23名区教委验收团成员，也有17人在火灾中罹难，包括两名正处级督学。

有人指出，有些领导没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当时喝了太多酒，火灾发生时有的领导甚至是睡着的。

2011年，走访70多位遇难者及家属的纪录片导演徐辛曾告诉凤凰网文化：本来演出定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但是市委领导陪省里领导去喝酒，拖到北京时间6点多，领导才摇摇晃晃、满脸通红地来了。我片子里记录到一个遇难者家属就是当天管领导的接待，在哪吃饭，喝的什么酒……都能一一指出。

而学生和老师们一点半（当地时间）就入场等候了，将近3个小时，灯一直烤着幕布，结果表演了大概两个节目以后，那个幕布就被烤着了。

曾到现场采访的央视记者陈耀文的文章《迟来的报道》中，分析当地领导们是因为地形熟而逃生，而不是因为提早逃生。

当天，他们都是从朝西方向的友谊馆正门进入的，落座没多久火灾就发生了。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左手十几米远的地方，礼堂北侧东段，也就是靠近舞台的地方，有一个太平门通往北侧的回廊，这个们没有上锁，因为回廊里有两个面积很大的卫生间。
而当地的那些领导，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看演出，路线熟，意识清，又不用关顾那些在无序中混乱的孩子们和外地人……”

而据长期追踪这一事件的调查记者的说法，“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是谁在什么时间说了这句话，只是个别幸存者回忆提到类似的话”。

所以，到底是谁提出了“让领导先走”，有没有这回事，目前都还只是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12月9日，火灾的第二天，干燥了很久的K城下了一场很大的雪。这场雪，整整下了三天。

寒风里，白雪中，悲伤的人们全城出动，送葬的车队排了有二十多公里。

孩子们魂归之地是一个叫小西湖的地方，这里离市区约5公里。墓地四周是戈壁山头，三百多个新坟兀立在这片天地间，风声凄厉，魂魄哀嚎。

一个痛失妻子和女儿的丈夫，蹲在雪地里一直守着两口棺材，哭干了眼泪，不停地念叨，用头撞棺木，血洒在棺木上，见者无不落泪动容。

埋下孩子时，不少父母悲痛欲绝地用头撞击坟穴的水泥盖板，鲜血洒满墓地。他们把孩子们生前的书包、玩具、衣服，乃至钢琴、电子琴、电脑学习机，一同埋葬或焚烧。那两天，商店里的玩具柜、文具柜、绢花柜及花圈作坊，生意非常好。

火灾过后的前几年，每到12月8日，会有几百人一起来祭奠。后来，前来祭奠的人越来越少。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人埋进来。

这里是那些孩子们的天地。

每个墓碑上都有一张照片，寂静里，孩子们笑容依旧，稚嫩依旧。

生者的世界里，判刑的判刑，喧嚣的喧嚣，消防也有了改进，很多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这些总归都与孩子们无关了。

12·8的人

在1997年的前后，有五十几户人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明园小区落户了。

这五十几户人家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两口之家没有孩子，而且夫妇都在四十岁上下，都提前退休了。

虽然这些人很少和外界接触，非常沉默，但是后来人们还是很快知道他们就是12·8那场大火的遇难者家属，所以后来在小区里人们对他们有一个很特定的称谓，说他们是12·8的人。

新京报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6岁地史忠福抱着大女儿史玲（右）和小女儿史姗铭（左）的照片。

只是，10岁的史玲永远的定格在了烂漫的10岁。大女儿走后，史家夫妇从各方渠道收集大女儿的各种片段，制成光碟，想女儿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只是这些年，他们越来越不敢看，看到女儿像活宝一样的唱歌跳舞，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插在了他们的心里。

新京报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4的张永琴看着10岁的儿子陈伟的照片，哭泣起来。

她一直在抱怨自己为什么在儿子走的前一天要因为儿子考试成绩不佳而打孩子，她更加怨恨自己的是，出事当天，她为孩子包了一顿孩子最爱吃的韭菜肉的饺子，然后给他穿上一双新的白色旅游鞋送孩子去友谊馆参加演出，一别竟成永远，她总是有这样的幻觉，要是儿子还在，也有27岁了，也该结婚了吧。

新京报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9岁的李惠在注射胰岛素。她94年大火失去了9岁的女儿何欢，5年后因车祸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

目前，她一人带着17岁女儿何佳美惠。丧女、丧夫的打击，令李惠头发花白并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

一个月2500块的养老金让她捉襟见肘，她只买个头最小的橘子和西红柿。

女儿特别的懂事，她主动放弃了考取高中的机会，上了幼教的中专，她想早一点工作帮母亲分担。

新京报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5岁的田学英想着再次生育遭受的痛苦就泪流不止。

由于遭受了丧女的巨大打击，田学英内分泌紊乱，没有了例假，为了生孩子，40岁的她在北京、廊坊、成都看过病，怀孕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住院，在手术台上大出血，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大年三十的时候，别人都回家了，她一人在医院住院。田学英离了婚，她现在一人带着艰难生下来的女儿。

田学英对自己这16年得生活就说了一个字：累。

新京报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9岁的唐玉英拉着6岁丫头小甜（化名）的手。

小甜是唐玉英从亲戚那里保养的孩子，小甜喊唐玉英奶奶。她说，丫头养大了，可能我也不在了。

和唐玉英同样的是，12·8的人大都再次生育或者抱养了孩子，由于和孩子的年龄悬殊过大，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往往会以为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生活。

12·8的人见到了外人问起大多会主动说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少数人会带有些语气的说晚婚，这是我孩子。

幸存者杨柳

在乌鲁木齐的明园医院，病人和医生们常常会听到在一楼拐角处的那间病房里会传出阵阵的歌声，这歌声时不常地在医院响起，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十几年里，歌声从一个稚嫩的小女孩的声音，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的声音，而且这种歌声好像已经成了医院里的背景音乐，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2006年秋天，杨柳正在病房里唱歌。

唱歌的人叫杨柳，是克拉玛依火灾中烧伤最厉害的孩子，全身的皮肤几乎都被烧坏，属于一级伤残，能活下来被很多人称为奇迹。她曾经是全市著名的小明星，弹一手好钢琴。

2013年，32岁的杨柳，依稀可见她当日的美丽。大大的眼睛上是烧伤后层层的褶皱，高高的鼻梁末端被火狠狠地拧了一下，下巴烧坏的皮肤凸起，像括号一样围着她的嘴巴。只有嘴唇，依然鲜润，还有她的嗓音，清澈雀跃。

她和一直在医院里陪伴她的退休的父母，还有在大火之后出生的妹妹始终住在一楼拐角的房间里，一家人在十几年里很少回克拉玛依的家，实际上那个家已经空了十几年，杨柳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真的不知道究竟哪里是家了。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摄

在大火中受伤最重的杨柳望着她的妹妹。她曾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可这12年来，她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

13岁以前，她是一个天才，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10岁时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为特训班学生；13岁时，她是一个英雄，她留下来找到三个小伙伴，带他们离开，结果走在最后的杨柳被热浪扑到；13岁以后，她是一个被逐渐遗忘的人。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摄

杨柳这双曾经在钢琴键上飞舞的手，和妹妹的小手一起轻轻弹拨的情景，催人泪下。

不到半年，杨柳做了25次手术，“当时她全身皮肤溃烂不能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站起来练习走路。”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写字，重新学会用被烧坏的眼睛看书看报，只有原来的音乐天赋没有被大火夺去。

活下来的杨柳就这么坚定地成长，22年无比漫长的路途，在她的心里，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祖国的城市像天上的星河，明亮的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星河里闪烁着克拉玛依，我爱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爱我……”

这首22年前在友谊馆没有机会献唱的歌，这些年里杨柳经常唱起。唱歌的时候，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仍然能漾出微笑。

在如今的克拉玛依，穿过灯火辉煌的街道，猛然间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突兀地立在面前。

1997年的时候，克拉玛依打算炸掉友谊馆，建“人民广场”。但很多市民提出抗议，后来这个计划稍做改动，把友谊馆的前门整修、刷白之后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建筑还是炸毁了。

至今，人民广场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

保留下来的友谊馆二楼，如今是个乒乓球训练基地。放学时间，这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切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