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 X 赋能 X 行动
主创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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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印象：思辨和行动
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已经过去许久，但回忆起来，当年触动内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思辨与行动，是我为那段见闻总结的两个关键词。
安下心来，过一种思辨生活
在美国最先感受到的是这里的一种从容。
入住学校宿舍之时，宿舍楼正好迎来了它100岁的生日。和国内建筑寿命平均35年、建筑内部频繁翻新和装修所不同的是，这里许多建筑在日常精心的养护下历久弥新。仔细回忆一下，纽约的风貌和20年前我们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看到的纽约并没有太大区别。这种“一成不变”和国内每天感受到的日新月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无意去比较优劣，但是到了美国后，确实感觉到了心随着周围人和物的节奏渐渐慢下来，更关心当下，而不着急赶到一个叫未来的地方。
与心情的平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校园中学习气氛的热烈。说热烈，真的是因为很热闹。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过道和休息区，永远是人声嘈杂，学习小组的讨论和辩论到处都是。
辩论、争辩似乎是美国学生骨子里的东西，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在问题的讨论上，大家不分尊卑资历、不分师生老幼。
过去一提起辩论我总想起辩论赛的剑拔弩张的气势，或者一种“挑刺”的态度，但在这里辩论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生活方式。
为了获得即将发生的恐怖事件的信息，是否可以对恐怖分子动用私刑？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究竟是否有效？学校教室里的空调是否应该提高温度？大家关心着大大小小的问题，而辩论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思辨活动的交锋，剖析出各自论据、论据方法中的问题，达到一个更接近“真理”的地方。
在这里思辨活动的生命力，我觉得部分来源于社会实践和学术的统一性。一提起思辨或者学术，我们会觉得很玄很深奥。但是在美国的课堂上没有这种生活和思辨的分裂感。实用主义是这里的主导，学术思辨的成果会直接影响到实践。
我选修的《美国行政法》课上，主题就是学习各种法院判例，讨论其中各种各样的行政决定、行政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及各种论证背后的理念。这些知识和技能走出校园仍能毫不减损地用于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里面。
这门课的教授PETER L. STRAUSS，曾担任过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课堂上他也以过去的经历现身说法。在这里能深切地感觉到校园里和工作岗位上的知识链接非常紧密的，没有断层或者两层皮的感觉。
生活点滴皆行动
上学时，我的《美国宪法》和《劳动法》是同一位老师——MARK BARENBURG教授。他的课程很受欢迎，他本人关于劳工保护的评论也经常在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发表。
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当年哥大校园招聘季中，MARK BARENBURG教授发起倡议，邀请哥大许多教授联合签名，反对美国军方在哥大校园的招聘。
原因是：美国军方采取了歧视同性恋的政策，不予录用同性恋。虽然到1993年以后美国军方采用了“DON’T ASK, DON’T TELL”（不问不说）的政策（即不询问性取向，但当事人也不能表露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否则暴露了就不再录用），但仍是一种歧视。许多法学院教授都签名倡议了。也许这一倡议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会进入媒体视野，但却向法学院、美国军方和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想，正是在许许多多这样声音的震撼下，第二年国会禁止美国军方歧视同性恋的法案出台，军方这一歧视政策寿终正寝。所以这让我感觉对公益的倡导，不仅仅在大事上面，不仅仅在媒体面前，更多地是转化成一种生活方式，每天去践行。最平淡的，汇聚起来，却最震慑人心。
由于法学院的课程比较繁忙，所以在校期间除了担任一位教授的助研外，没有过多地参加美国社会生活。但我毕业后，在一家专门维护餐馆工人权益的公益机构实习，叫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s United。
这家NGO在美国多个城市有分部，也和国际组织有合作，旨在推动餐馆工人的劳工保护水平提高。工作的内容主要是调研报告、立法游说和影响性诉讼，甚至还开办餐厅，要建立良好雇主的样板。
我的职责主要是调查问卷的录入和数据分析，访谈记录的整理和参与劳工培训资料的准备。在近三个月的实习时间里，我看到这家NGO组织在各地通过对餐馆工人工作和生存状态的调研，向媒体发布调研报告，力图引起公众和立法者的重视。同时，他们在调研报告中把餐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餐馆饮食卫生条件两个变量进行比较，发现劳动条件越差的餐馆，卫生条件也越差，越容易发生食品卫生问题，是很聪明的一个策略。
我还第一次参加了对一家违反劳动法的纽约餐厅的抗议，在底特律第一次参加了游行。不过，这里的“游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和沉重，许多NGO组织各自举着自己的牌子，喊着自己倡导的口号，载歌载舞，以文艺表演或者大木偶的形式吸引路人。欢乐的气氛让我觉得这种游行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表达意见和诉求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家机构实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机构的创始人SARU，一位美籍印度人。她毕业于哈佛肯尼迪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在27岁的时候创办了这个机构。她个子不高，却充满活力，是一位工作狂，她的身上折射出了美国女性独立、自强、自信和敬业的精神。她自小生长在餐馆工人家庭，从印度移民过来的父母在餐馆工作的极度艰辛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投身于维护餐馆工人权益的公益事业中去。
在美国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就是有许许多多充满行动力的人，心中有怎样的理想，就着手去实现。由于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等，中下层的子女成长起来后，部分能够投身公益事业去推动社会变革。他们无论是进入政府还是在民间机构中，都能更好地代表中下层的声音。
相对而言，我比较忧虑国内的情况是，由于房价等等生活压力，普通民众不太能有机会去投身公益领域；另一方面是能够进入精英阶层的贫民子弟越来越少（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农村户口学生的比例锐减就是一个体现），将来为贫弱阶层利益代言的人也就更少了。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实习导师JONATHAN。他是一位菲律宾和美国人的混血儿，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甚嚣尘上忧心忡忡，为菲律宾深陷殖民主义而焦虑。
当一个厌倦了中学政治课本的中国人跑到美国，听一个美国人自我介绍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那个场景是很有趣的。但在三个月的接触下来，他在工作中的谦让、关怀，对别人的尊重和耐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显示出了一个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多么的可爱。原来，一个真正的左派是这样。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领导力也让我难以忘怀。一般看国内NGO可能是创始人或少数领导人特别有开创精神和开拓意识，但ROC这里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可以独挡一面。当他们选择了这项事业，就会想方设法促成公益目的的实现，积极提出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工作任务。
从个人到社会
对美国感触最深的是它活跃、富有生命力的公民社会。
过去我们做中美对比，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比如美国的定期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三权分立制度等。但其实离开了公民社会，离开了一个一个具有公民精神的个体，这些制度设计并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保障人民的权利。
在我选修的《美国宪法》课程的教科书中，开篇就指出“宪法”除了选举等制度以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公民日常的批评、结社等政治参与行动，只有这些日常的政治参与才能保持体制的活力，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而我看到的许多美国公民，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参加公共讨论，积极参加结社等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来自于无数个体所散发出来的积极向上的能量，是美国社会富有生气的重要保障。
权利的另一面是义务，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不仅强调权利，也认真对待自己的义务。美国公民的守法意识、诚信程度和对他人的尊重，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极大地减少了美国社会运转的成本。这一方面我觉得这是目前国内所不太强调的，其实真正的公民还应该有道德和法律上的自觉。
这段时间不长的留学生活也让我更坚定地选择了公益这条道路。回国后我加入了一家公益法律机构，现在和朋友们一起设立了致力于思维能力训练的“C计划”。
思辨、赋能、行动，期待我们一路同行。
叶明欣 ｜ C计划联合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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