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 X 赋能 X 行动
我们想做一件比改变世界更难的事
回国整整一个月。
每次聚会,必然都是话题之一:你到底要准备干什么。
对啊,还是原来的那个想法呀——要做一个教育机构呢
这个想法,在过去的几年间,跟无数朋友聊起过。
我经常会讲到做记者时跟过的一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一帮人,气势汹汹,要找政府“讨说法”。
大院里走出个官员,要求这群人选出个代表,可以对话。
代表站出来,一二三四提出诉求。官员于是也心平气和,一二三四,一一作答。
但经常,才说到“二”,人群里就会有人跳出来,情绪激动地指着官员:“别尽扯这些没用的!我问你,那啥啥啥到底怎么弄?”
这手一指,现场画风立马跑偏。
“有话好好说,你别指我。”“我就指你了,怎么着?”“你再指着我试试看?”“我就还指了,你信不信?”
而后的场面,自然就是各种难看了。
每每讲完这些小故事,总有人感同身受的附和。
有的小伙伴会给我看他们小区的业主群。几百个人在里面,要群策群力更换物业公司。结果每天都是各种拉帮结派,阴谋诛心。领头人丧气伤心,群内乌烟瘴气。
有的会讲孩子家长群里的故事。不过一起商量给教室买个空气净化器,或给校园捐赠个秋千。简简单单一件事,只要一商量一讨论,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扯皮。
但凡稍带公共性质的讨论,永远都充满毫无逻辑的骂战与毫无意义的冲突。
相比理性的表达、协商、就事论事,人们似乎更热衷于站队、诛心、人身攻击。
所谓公民素养的缺乏,不过如此。
我逐渐有了做公民教育的想法。
现代民主社会需要高质量的公民参与,而公共参与的能力、知识与意愿,都需要长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讲了那么多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的大道理,没有扎实的公民教育作支撑,最终一切等于零。
做记者的几年间,公民社会一直是我的条线。我留心在看民间关于公民教育的各种实践,利用记者的身份去接触、观察不同的机构——从不同维权群体的组织赋权,城市业委会的自治实验,再到边远农村的民主自建。
这两年在国外,又多了很多体验和对比的机会。
去年秋天,我专门去了一趟菲律宾,在一家叫做“菲律宾公民教育与民主中心”(PCCED, Philippine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and Democracy)的NGO访学了三个多月。我很好奇,在这样一个被我们视作落后、奇葩的转型国家,公民教育究竟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PCCED做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从传统的学校教育,到社区的参与式预算。很多做法,让我很受鼓舞。
例如它从美国引入了“公民计划”(Project Citizen)。基本的框架,就是让高中生以社区内的实际问题为研究课题,进行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倡导。在这其中,既要了解相应政策的基本常识,又要锻炼协商、合作能力;更有信息素养、写作、演讲等具体技能的操练。
这样的形式,有趣,可操作——而且在中国的不少学校,已经就有类似的社会实践了。
在菲律宾的最后一周,我参加了一场地区性的showcase。孩子们就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报。
问题出来了。
一口气听了十多组报告。一半在研究校园禁烟;另一小半,则在研究如何减少上下学路上的摩托车事故。小朋友们非常认真。一开始选课题,就做两轮调研。制定政策建议时,几乎全都去拜访了镇长、市长办公室。
但另一方面,仔细看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都非常简单粗暴。
他们会发现,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有相应的法律应对。例如,公共场合禁烟,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又例如严禁未成年人骑摩托车。当这些已有政策执行不了时,几乎所有小组提出的方案都是:惩罚——提高罚款额度,加大打击力度。
后来我也和PCCED的教授们聊起这个话题。他承认,孩子们提出的政策方案,普遍质量不高,流于表面。要做一个好的政策建议,关键在老师——能把实质性的讨论引到哪个层次。所谓的公共政策,每一个背后都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公正的讨论,关于个人自由的限度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这个层次的思考和讨论,最考验学生们的思辩能力——而在菲律宾的传统教育中,也是最被忽略的一环。
“公民计划”的形式很好学,但培养公民素养的核心——批判性思维,却是最困难的部分。
菲律宾的中学生在进行研究项目展示
当我把注意力转到“批判性思维”后,再留心日常里的各种困惑、疑问、论断,就觉得更是有意思。
昨天在出租车上,听到一个热线节目。
主持人小哥专门为大叔大妈们解决生活困惑。
小纸片上30%的金融产品,能不能买?婆婆重男亲女,我要是生一个女儿可该怎么办?给侄儿代购了包,侄儿却不提给钱这一茬,我该不该主动找他要?邻居在楼道里堆杂物,我是直接跟他说还是去找居委会?
……
真是为难主持人了。
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听得人又好气又好笑。
就这么些破事,自己独立地做出分析和决定,很难吗?
很难。
在过于强化教师权威、强调知识记忆的中国课堂,我们并没有接受系统而充足的思维训练。充满信息管控和舆论操纵的大环境,也没有给独立自由的思想以友好的成长空间。
所谓的非理性,幽灵一样笼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个人决策时的盲目从众;是人际交往中随处可见的标签、诛心,妄加干涉与指责;是无处不在的偏见与歧视,更是公共讨论时的无边谩骂、人身攻击和哗众取众。
在公民教育这么大的一个概念里,我发现,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口。只有当一个人有能力实现真实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在彼此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公正包容的人际对话,再进一步,方得构筑所谓的公共理性。
我先遇见了郭兆凡。
她从清华经管毕业,先在高盛工作,后来转入公益行业。在伦敦政经攻读完人类学硕士后,将精力放在教育创新的研究中。看过国内外无数教育机构,她反而更加笃定,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解决诸多个人、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她又专门前往美国批判性思维协会研修,希望把一系列成熟的课程和技巧带回到国内。
而后加入我们的,是叶明欣。我和明欣认识了好多年。她从北大和哥大的法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做劳工法律援助和政策倡导。
2010年,我们一起在香港开会。在地铁里,她问我,以后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说,以后想做一个公民教育的NGO。她说,等你创业时,叫上我。
今年年初,我从巴黎给她打了个电话。就这样,我们有了第三名主创。
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们都在密集的讨论、开发核心工具、小范围内部测课。
最初的规划,不断调整修改。到今天,算是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框架。
我们给这个小小的机构起了名字:C计划
C计划的C,说的是Critical Thinking,Civic Education。
我们想要面向所有的年轻人——所有依旧渴望学习、渴望成长的人,搭建一个共同提升批判性思维的平台
每次我在饭桌上讲起,小伙伴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样的年轻人会主动来你们这学批判性思维——听着就这么无聊,反正我应该不是你们的目标客户。
我说,例如你想要以强有力的姿态批驳你老公直男癌的时候呀。例如看着同事伶牙俐齿对老板的方案提出好多建议你却只能默默点头的时候呀。例如每次遇到要做决定的时候就纠结地不知所以事后又悔恨不已的时候呀。
如何敏锐地识别、驳斥身边无所不在的谬误谬论;如何寻找提取最可靠的资讯,并迅速形成独立判断和决定,进一步拿出行动思路——无不是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必须的能力。关键是,我们的机构,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人们培养这些能力。
我们把“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进行了彻底的拆分。针对批判性思维的每一个要素,开发出独立的课程。
例如,我们第一个系列的课程,是“破”——堵住思维漏洞。这些奇奇怪怪的思维漏洞——例如过度概括、二元思维、诉诸动机、偷换概念,等等等等,它们的逻辑陷阱如何建立,而我们又能怎样有效破解。呐,就是和人撕起来时,让己方可以有理有据有路数攻他个体无完肤。但另一方面,将这些无处不在的思维谬误显性化,我们才可能真正对它们保持警醒。
另外两个系列,则在于“立”——建立于公正价值观之上的复杂思维能力。
一方面,关于何为公正,我们会设计一系列的主题讲座与读书会;另一方面,复杂思维能力涉及到一系列具体的技能,从信息搜集、分析、评估到推理论证,每一项都有专门的方法和技巧来练习培养。
所有这些知识、观念、技能的内化,都需要在具体的案例、情景和议题中被不断运用、强化。每一个课程,我们都设计了大量的极其贴近生活的习题、讨论,希望通过社群化的学习,改变传统的、单向的知识输入。
我们会以微信为平台,辅以直播与在线讨论工具,组织线上的工作坊;我们也会陆续与不同城市的青年空间合作,开展线下的活动。
呐,这就是我,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社会创业的圈子里经常说,自己要做的事,是change the world.
而我们,想做的,却是一件比改变世界更难的事:change your mind.
所以,我亲爱的伙伴们,不管是来参加课程,来我们的平台分享你的知识、见解、经验,或者直接加入我们这个初创的团队——希望你能见证、关注、陪伴我们的成长。
蓝方 | C计划主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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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的C,是指Critical Thinking,Civ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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