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每年大概要毕业十几万到二十万MBA，符合企业预期的凤毛麟角。真正的优秀的经理人是不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的学校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专业学位。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管理人才中才能选拔和培养管理人才，在一帮毫无经验的学生当中既无法选择又无法培养出管理人才，何必费这个劲呢？
所以，美国本科的教育是通才教育，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优越的环境视野来自我探索、自己认识、发展批判性思维、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大学毕业后学MBA也不迟。
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鲁大学校长，上一位任满20年耶鲁校长的还是1899年就任的亚瑟·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
为什么世界一些顶尖的企业领袖，本科都是文科出身？因为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探索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什么专业能够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主持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由美国大学委员会，可理解为美国高考）对于那些立志读MBA的人有明确的建议：
  • 第一，商学院招募的专业可以来自任何专业。商学院固然对学生的本科课程有若干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全可以在工商管理专业以外完成。
  • 第二，商学院一般喜欢接受那种完成了广泛的、多面的、有挑战性的课程的学生，并不会以某个专业优先。甚至对那些本科学工商管理的学生，“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也鼓励他们在头两年主修要选微积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计算机和统计学、写作等课程。
  • 第三，大学的专业不重要，成绩和结果重要。哪怕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或一个所谓烂专业也无所谓。这三条仅仅是一般商学院的要求，越是精英的商学院，对学生的广泛的人文背景就越看重。
早在2002年安然公司垮台之后，亨利•明茨伯格说，你不要去读MBA，那是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向错误的人传授没有用的知识。学习永远不迟，但有时却嫌早。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管理者而非MBA》，对此作了精彩而详细的论述。《学习型组织》作者彼得•圣吉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比亨利还要尖锐。我认为应该把商学院彻底毁灭。商学院对管理所造成的伤害可谓无出其右。2010年世界管理学院大会上，商学院对社会是有害的问题，被广泛的讨论。
在明兹伯格看来，“管理不是科学”，“管理不是专业”，“管理更多时候是一种艺术”，是建立在眼光、远见、直觉、经验基础上的实践活动。而传统工商管理教育的症结恰在于将管理作为一种专业和科学研究活动，将之扭曲为一种定量计算（过度的分析）和英雄主义（假装的艺术）。
但是，问题在于组织行为主要是“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具备人际关系交往技巧的领导者，而不是拿着学院证书的执业者。特别是在大公司里，成功更多地依赖于管理者帮助他人做了什么，而不是取决于作为资源分配者和决策者的他们自己做了什么。” 
针对传统MBA课程设计弊端，明兹伯格明确指出：“管理不等于市场加财务加会计再加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与这些东西有关，但并不能等同于它们。把这些颜色各异的职能倒入一个称作MBA的空容器里，轻轻搅动，你会得到一组特殊的条纹，而不是一个复合型的管理者。”但
商学院教育突出的却是“专业”而不是归纳综合能力，关注的是“商业职能”而不是“管理实践”本身，以至于MBA变成了“靠分析来管理”（Management by Analysis）的代名词。应该明确“综合是管理的真正精髓”，将管理简化为“决策”制定、将决策制定简化为“分析”、将分析浓缩为“技术”的做法是荒谬的，这样会使学员陷于“工具困境”——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其荒谬的情景，正如一位已拿到MBA的公司首席执行官所调侃的：想当年我们上这个课上那个课，我现在的问题是：当我面对难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正在上哪一门课！
琳达•希尔在他的著作《上任第一年》（Becoming a Manager）中提到一项研究，在这次研究里，几乎三分之二的商学院毕业生报告说：“它们在第一份管理工作中很少或是根本没有使用它们的MBA技巧。”——恰恰是这些技巧最应该派上用场的时候。
当问道MBA应该改进的方面时，回答者回呼吁传授更多的“软性技巧”。但可惜的是，商学院精于传授“硬性知识”，不在乎“软性知识”或是根本无法传授它们。要知道核心竞争力都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地方都不叫核心竞争力。一流的企业从来都不怕被人模仿，就像王羲之的书法从来都不怕被人临摹一样。
20世纪初美国一个了不起的女社会工作者玛丽•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在《动态管理》中所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个问题都进行分类。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心理的、伦理的或经济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有着和你一样的在心理、伦理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问题的人的问题。”
显然，福列特这个小女子的话是很有雄见的。但是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商学院教授。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就是这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大咖，他说，商业与社会目标毫无关系，实现社会目标政府的事情，企业不要多管闲事，还是各司其职吧。
如果世界像经济理论那样黑白分明的话，那该多么方便啊。可惜这样的世界不存在。在制定决策的真实世界里，经济与社会彼此纠缠，密不可分。所有的社会性决策都要耗费资源，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够说经济决策不会产生社会后果呢？鼓励他们在经济收益上为所欲为，同时轻轻松松地把社会后果从他们的账单上划掉，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吧，它意味着公司制造损失，却由社会埋单付账。
安然公司鼎盛时期一年招聘了几百个MBA，那种气魄简直吓死人。结果呢，安然公司就是这帮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搞垮的。
所以《屋内聪明人》这本书也是尽讽刺嘲笑只能事：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打死的都是会拳的。
愚蠢不是智商低，而是用他们的所有聪明才智去努力干一些不需要干、或不应该干的事情。
所以，愚蠢不是傻瓜的代号，而是聪明人的专利。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无数的小的陷阱，最后就是为了落入一个巨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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