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自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究竟有多民主？| 南亚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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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莫迪时代，“民主”该如何定义？

本文共7130字

阅读预计18分钟

作者 | Sadanand Dhume

编译 | 王晶顾青子

审校 | 顾青子穆祎璠

编辑 | 陈安澜王娇杨

导言

9月25日，印总理莫迪在联大发言中称“印度拥有数千年民主传统，是‘民主之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民主之母”是否仍符合西式自由民主标准，却出现越来越大的争议。本文通过评议知名学者杰弗洛特对印度教右翼的研究，对莫迪2014年执政以来印度的“民主衰退”进行了全面评估。杰弗洛特严厉声讨莫迪治下的印度已日益成为“族群民主国家”，即将占全印约1/5的少数群体贬为“二等公民”，来实现印度教右翼票仓的团结。同时，文章指出，在莫迪时代，印度教右翼力量进一步渗入政府、教育、媒体等领域，严重腐蚀印度的权力制衡机制，使莫迪在操弄权力时更为无所顾忌。最后，作者表示杰弗洛特所述“印度教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可能为时尚早，因为莫迪在继续打造体制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阻碍。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此文，供诸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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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在印度肆虐的新冠疫情将一个全世界关切的重要问题推入人们的视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民主？

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在全球各机构发布的民主健康指数中的排名就不断下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全球民主排名”已从第27位降至第53位，下降了26位。2021年3月，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智库将印度民主评级从“自由”调整为“部分自由”，与厄瓜多尔、莫桑比克、塞尔维亚等国同级。更有甚者，瑞典民主多样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组织2021年3月宣布，印度不再是“民主选举国家”，而是“独裁选举国家”，这仅比“完全独裁国家”略高一级，而比美、日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国家”低两级。民主多样性组织曾公布“过去十年内曾经历民主衰退的国家”，而印度在被点名的十国中排列第七，其民主衰退程度虽比玻利维亚、泰国轻，但却比匈牙利、土耳其严重。

在印度2019年大选中，6亿多人参与投票，这约占印度具有选举资格总人数的2/3。这表明印度选举参与度较高，因此在许多印度人眼中，西方国家声称“印度民主衰落”是蓄意轻慢印度。例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3月在一次媒体发布会上表示：“有人想从这种‘民主与独裁’二分法的报告中找到真实答案？这简直是虚伪至极。”

在印度这样民族主义情绪盛行的国家，充满火药味的强硬回应往往广受追捧。印度独立以来，就有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国势力”的倾向，显然莫迪政府正在娴熟利用这种情绪。但无论如何，苏杰生仍没能回应核心关切：印度曾因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巩固民主制度而被视为后殖民世界的一股清流，但现在印度民主又为何黯然失色？

一、印度，一个族群民主国家？

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杰佛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的新书，或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杰佛洛特高度关注莫迪政府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他指出，莫迪治下的印度已嬗变为“族群民主国家”，将约占人口总数4/5的印度教民众等同于国家主体，同时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民众贬为二等公民，将他们排除在国家共同体之外，任由与执政的印人党紧密联系的狂热分子对他们肆意伤害。

这种族群化进程包含诸多方面。首先，在中央和各邦，印人党通过了各种保护印度教及其象征的法律。例如，印人党统治的几个邦已加重对“屠牛”行为的惩罚，因为牛在虔诚的印度教徒眼中极为神圣。再如，印人党还限制改宗自由，以阻止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显然，这些做法都违背了印度宪法中关于世俗主义相关的规定。

同时，为攻破左翼和世俗主义的思想阵地，莫迪政府大肆任命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拥趸执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等著名学府，并大力打击在印活动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去年，“大赦国际组织”关闭其印度办事处，理由是“莫迪政府正利用虚假指控、机构突袭检查、媒体恶意信息泄漏以及恐吓等手段，进行有组织的恶意抹黑运动。”

二、印度民主为什么突然黯然失色？

莫迪政府力图为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缩写为RSS）寻找合法化。作为一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志愿者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具有准军事特征，不仅为印人党培养出最高领导层，还塑造出其独具特色的世界观，并培训其最忠诚的干部队伍。2014年以来，印国家电视台“全印电视台”（Doordershan）连续多年向全国转播国民志愿服务团首脑的年度讲话。印人党在邦级选举中屡屡获胜，使国民志愿团骨干得以进驻不同层级的政府，这显著侵蚀印度常设公务员体系的独立运转。

随着印多个邦政府提倡“重写教科书”，以及“改革历史教学”，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已蔓延至教育领域。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眼中，印度历史是与中世纪伊斯兰统治者斗争的历史，而不是冲突与合作多元交织的万花筒。

最后，杰佛洛特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与政府合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印度公共领域”。简单的说，这意味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狂热拥趸在政府和执法机构的庇护下，被放任攻击那些他们眼中的“叛国者”。例如，在大学校园里，包括RSS旗下的学生组织“全印学生大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在内的的右翼青年团体，就时常公然袭击骚扰那些同情克什米尔分离主义、或拒唱印度教民族主义赞歌的其他学生。

三、印度民主大倒退

那些暴力倾向最显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例如“印度牛保护组织”（Indian Cow Protection Group)和“印度教青年力量”（Hindu Youth Force）也许并不直接听命于RSS，但他们显然能够在印人党执政的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肆意妄为、逍遥法外。自从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暴民已私刑处死了至少37名穆斯林，后者往往只是被指控宰牛或将牛运往屠宰场。这类事件大多发生在印人党执政的邦。类似的暴力行为在印度推特上也随处可见：任何被认为批评莫迪或者质疑印人党文化复兴大计的人，都会遭受大肆攻击。印人党信息技术负责人曾在媒体上夸耀，印人党有一支120多万人的“志愿者大军”，致力于传扬印人党的攻势舆论。

与土耳其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匈牙利奥尔班（Viktor Orban）相仿，莫迪已经架空可能制约其权力的机构。杰佛洛特在书中展示，莫迪政府曾大肆利用联邦执法机构，如国家调查局（NIA）和中央调查局(CBI)骚扰政敌。与此同时，如果反对派转意加入印人党，那么他们面临的各种法务麻烦就会奇迹般消失。曾以独立性为傲的印最高法院，现在已成为莫迪政府的“橡皮图章”或用以回避争议的工具。例如，莫迪政府2019年忽然宣布取消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就有滥用司法机构职权的嫌疑。有时最高法院甚至拒绝执行人身保护令，而人身保护令是印度所遵循盎格鲁-撒克逊法系的基石。

尽管印度媒体界曾在亚洲最活跃，也最具影响力，但莫迪政府仍致力于严加管控印度媒体。莫迪政府一方面多管齐下恐吓新闻界，手段包括税务突击检查、暂时封禁电视频道、以商业利益施压媒体巨头解雇顽固记者等。另一方面，莫迪政府还以巨额广告预算诱惑媒体以影响政治报道。一些亲莫迪政府的新型宣传频道也全天候攻击反对派高层，并为莫迪大唱赞歌。2016年以来，印度在“记者无国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中下跌9位，目前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42位。

无论印度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和媒体所处环境如何恶劣，在评价印度民主时，选举本身始终是最重要的闪光点：长期以来，印度规模巨大的票选活动不仅选民参与率极高，其活动全程还得到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的指导监督。然而，杰佛洛特认为，印度现已屈服于“选举威权主义”——尽管其在形式上仍是多党选举，但却缺乏“民主实质”。例如，印人党往往通过任命拥趸进入选举委员会，或打压委员会内的反对势力，以此左右选举游戏。

另外，印人党也比竞争对手拥有更雄厚的竞选资金，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新引入的竞选融资形式：选举债券（electoral bonds），这种模式使捐赠者能将捐赠资金直接打入政党账户。与现金捐赠等形式的竞选融资不同，选举债券的信息可被受政府监管的国有银行所掌握，这使得反对派背后的大金主更易遭受执政当局的报复。

据统计，印度2019年大选耗资86亿美元，超过2020年美总统选举约66亿美元的花销。而印度民间发起的监督组织“民主改革协会（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报告称，2017-18财年印人党的收入占全国性政党公布的总收入的近3/4，总额相当于国大党的五倍，而后者已是财力与印人党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四、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民族主义之争

民主倒退可能是近期现象，但莫迪大肆利用的意识形态之争却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以前。被追随者称为圣雄（Mahatma）的传统印度民族主义旗手甘地（Mohandas Gandhi）曾领导印度独立斗争。众所周知，甘地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他在独立运动中却竭力团结不同信仰的印度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1909年他在《印度自治》中指出，“如果印度教徒认为印度只能容纳印度教徒，那么这个印度只存在于他们梦中。”甘地最重要的追随者、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创建了一个大致符合世俗主义基本标准的政体：印度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承认所有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平等。但与法国不同，印度没有将宗教信仰和政治分开，或者说没有推动社会彻底世俗化——当代印度的世俗主义不在于回避宗教，而在于平等对待所有宗教。

杰佛洛特对比甘地的“宗教多元主义”与被称为“族群民族主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后者类似于具有排外性质且风行全球的“本土运动”。杰佛洛特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源于印度教徒缺乏自尊心。这一方面源于长期根植于印度教徒记忆中19世纪殖民统治者塑造的“弱小”印度教徒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人口的此消彼长，也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引发印度教徒成为“垂死族群”的恐惧。

印度教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维纳亚克·萨瓦尔卡（Vinayak Savarkar）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崭露头角。他曾列举国家认同所具备的四个标志：种族、领土、语言、文化。对萨瓦尔卡主义者而言，只有那些将印度同时视为祖国和圣地的人，才能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一观念自然会引起针对印度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怀疑，因为他们信仰的圣地都在南亚次大陆之外。另外，在萨瓦尔卡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甘地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非暴力”只不过是软弱的代名词。

印度建国四十多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始终处于国家政治光谱的边缘。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印人党一举崛起为印度主要政治力量。印人党曾在印度北部城镇阿约迪亚（Ayodhya）发起一场为印度教大神罗摩（Ram）重建神庙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罗摩出生地被一座建于16世纪的清真寺占据，而这是当年穆斯林侵略者强占建寺的结果。1992年，一群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徒将这座清真寺夷为平地，这在印度多地激化了印穆冲突，但同时也提振印人党的胜选概率，在人口众多的印地语中心地带犹是如此。尽管如此，当时许多专家却认为印人党的执政理念与印度政治主流相去甚远，因此难以掌权。

1998年，印人党组建由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的联合政府。在瓦杰帕伊执政的六年里，他暂缓了诸多具有印人党标志的文化攻势，如复建罗摩庙、取消印度唯一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区自治权、形成统一民法典，以取代伊斯兰教法 (Sharia)在穆斯林社群婚姻、离异、继承等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等。杰佛洛特将1998年到2014年从瓦杰帕伊当选到莫迪执政的这段时间称为“被迫温和”期，因为在此期间印人党被迫与20多个地区性和以种姓为基础的政党结成联盟，而穆斯林选民是这些政党的关键票仓。

五、莫迪狂热

2014年，莫迪在大选中击败属于中左翼的国大党，并领导印人党取得印度30年来首次一党单独执政的成就。他的崛起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政治智慧的认知。莫迪领衔的印人党展示其能够通过深耕占印度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群体，以从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中获得足额选票，以抵消印人党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低下的支持率，并让其不再需要与其他政党结盟。一些政治学家提出，选举政治能将“激进政党”转变为“更温和的政治行为体”的“温和论”，但杰佛洛特指出，莫迪通过行动证明这种理论其实难以成立。但在2002年，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1000多人死亡，其中穆斯林占绝大多数，这一事件成为莫迪在全印政坛登场的开端。

莫迪在政坛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首先，他得益于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扩大该党基本盘至传统上层种姓之外。莫迪本人的种姓属于“其他落后等级”（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印度复杂的社会群体分类中，这是一个人数占多，但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歧视地位的种姓类别。莫迪的贫民身份——曾在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火车站售卖茶饮——与曾经主宰印度政坛的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显赫背景形成鲜明对比。正如杰佛洛特援引专研民粹主义的学者皮埃尔·奥斯蒂古（Pierre Ostiguy）所述：一群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印度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莫迪“与他们相似......但又是他们的理想”，换句话说，莫迪是他们渴望成为的人。和这些人一样，莫迪没有显赫的家境和教育背景，英语也不流利。然而，他现在却与世界领袖们侃侃而谈，并统治着那些自认为社会地位远高于他高的人。

莫迪通过一个名为“心里话”（Heartfelt Thoughts）的广播节目与追随者直接沟通，试图建立杰佛洛特所说的“领导人与人民间亲密、相互信任的关系。”同时，他还发起了一系列民粹色彩浓厚的政府倡议，彰显展示其对底层人民的关切，包括“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Abhiyan）、“总理人民财富计划”（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和“总理清洁燃气输送计划”（Pradhan Mantri Ujwala Yojana）等。这些倡议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巨大，但同时对民众尊严关切有加。“清洁印度运动”建造了6600万个家庭厕所；“总理人民财富计划”为穷人开设4.255亿个银行账户；“总理清洁燃气输送计划”则向8300万户家庭以补贴价格提供烹饪用煤气，以替代之前的粪便、木柴、木炭等燃料。

与此同时，莫迪也倾力打造杰佛洛特所述的“世俗禁欲主义”人设。杰佛洛特指出，通过给自己披上神秘主义外衣，“莫迪试图复刻印度政治中的典型形象”，其中圣雄甘地是最重要的先例。莫迪的个人经历和民粹主义烙印大大增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选举号召力。

对于生活在印度的2亿穆斯林少数人口而言，印度从一个世俗民主政体嬗变为族群民主政体势必产生深远影响。印人党统治的几个邦已通过立法禁止所谓“爱情圣战”（love jihad）——臆想中一种穆斯林男子以爱情为名劝诱印度教女子改宗的社会圣战行为。在印度最大的邦北方邦，印度教僧侣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担任该邦首席部长。他建立了一支反穆斯林民兵组织，并以许多针对穆斯林的残酷言论，例如他曾称穆斯林为“必须被阻止的两腿动物”。即使阿迪蒂亚纳特言行极具刺激性，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刺激性，他的威望快速上升，并为其在北方邦赢得众多拥趸。正如杰佛洛特所说，在北方邦“阿迪蒂亚纳特一人已集政府首脑、精神领袖、民兵首领为一身！”

在莫迪第二任期内，他干脆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区的自治地位，并通过公民法修正案，明确将来自印度三个邻国的穆斯林排除在快速入籍的优惠政策之外。长期以来，穆斯林在印度军队、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的代表性不足，而印人党的崛起则进一步加剧政治领域穆斯林的边缘化趋势。1980年至2019年，穆斯林通过直接选举成为人民院议员数量下降了近一半，2019年人数为26名，仅占人民院议会总席位的4.6%，但穆斯林占印度总人口中的比例同期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达到14.4%。另外，印人党麾下303名人民院议员中没有一名基督徒或穆斯林。杰佛洛特指出，“穆斯林很可能被视为当代印度的‘不可接触者’。”

六、威权主义的种子

杰佛洛特的最新著作有力声讨莫迪政府和莫迪领衔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倾向。然而，如同印度民主制度一样，这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一些知名人士出现名字拼写错误，几处讨论也转向了阴谋论。例如，莫迪执政期间，印度最高法院权力已大幅削弱的观点有其道理，但杰佛洛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揣测“政府对法官的威胁勒索”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另一码事。

再者，杰佛洛特认为印人党的崛起反映旧精英群体的“印度式保守主义革命”，这种提法可能并不尽然。印人党可能已经在印地语中心区取得了比各地方种姓政党更大的影响力，但印人党的抓手主要是多样化自身领导层的种姓背景。这样看来，印人党已不再只是一个婆罗门种姓和商人巴尼亚种姓为主体的政党。此外，印人党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印度传统强势的英语精英。从这几个层面看，印人党仍是一个暴发户的党，而非特权的党。因此，宣布强硬印度教民族主义已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

最后，杰佛洛特似乎把印地语中心区作为整个印度的代表。事实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可能远低于他的设想。北方邦的基督教徒或穆斯林可能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暴民心生恐惧，但这并不能反映印度东部和南部地区宗教少数群体当前的状态。2021年5月，印人党在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西孟加拉邦选举中惨败，这显示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仍受制于地理因素。

简言之，杰佛洛特对印度未来并不乐观，指出印度已从“事实上的印度教国家”（de facto Hindu Rashtra）转为“印度教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authoritarian Hindu Raj）。莫迪已经认识到，在印度“领袖的魅力高于责任” 。他的民族主义民粹思想的特质不仅使印度转为“族群民主国家”，也为其进一步实行威权主义奠定基础。

杰佛洛特的推断似乎是其底线思维的映射。在过去7年中，印度显然与自由渐行渐远。但当前，莫迪仍面临着巨大挑战，经济低迷、疫情肆虐、邦政府不合作、与中国边境紧张局势，以及拜登对人权问题史无前例的关注，都使莫迪推行强硬印度教民主主义仍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尽管印度的自由民主可能岌岌可危，但当下做出印度民主进入倒计时的论断还为时尚早。

作者简介：萨达南·杜姆（Sadanand Dhume)，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华尔街日报》南亚专栏作家。其政治游记《我的朋友是狂热分子：同激进伊斯兰教徒的旅行》（My Friend the Fanatic: Travels with a Radical Islamis）已在四个国家出版发行。

本文编译自"Foreign Affairs"杂志2021年9月/10月刊文章，原标题为How Democratic Is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原作者为Sadanand Dhume，编译者为王晶、顾青子

本期编辑：陈安澜王娇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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