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出生将带来什么，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在西雅图养娃

冬梅住在美国西雅图。

很多年前，她曾经和我合作出版过几本书，《痛》、《蒙克与摄影》，我策划，她代表出版公司做责任编辑，从设计到发行前方方面面来照顾一本书。前几年，她和先生去美国了。结了婚，生了娃，偶尔在朋友圈看到她的日常生活。

我邀请她写一写在当地的生活，分享在美国的带娃经历。

文/图：陈冬梅

(前图书编辑，新闻译者，三年前由北京迁至西雅图，即将加入美国西岸互联网打工者行列)

两周前我顶着疫情和烟霾去考驾照。

刚出停车场，戴着黑色棉布口罩的考官指着后座的儿童座椅问：

“你家孩子啊？几岁啦？”

我说：“啊，我家女儿，两岁多了。”

“两岁啊，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还行，只是睡前总要闹一闹。”

他说：“那是必然的，这个年龄就是要不断地试探你，来建立他们的认知和规则。”

这下好了，这位隔着口罩目测不到四十的壮硕男人打开话匣子，全程对我宣讲育儿经，甚至有两个丁字路口还是经我询问才告知转向。

我一边提醒自己要眼观八方，一边提防着刹车油门不要踩反，一边还要不时地回应一句以示礼貌。他的话几乎完全没进耳朵里去，只记住了回到停车场后的一句话：

“总之啊，就是能由着就由着呗，你得放自己好过些。在我们家，叫停的标准就是——闹到要花自己或医保的钱了，再叫不迟。”

在西雅图，很少有人这么跟我大授育儿经。

怀孕时，虽然不停听到这样的警告：“你的世界就要天翻地覆了！”但到底怎么个翻法儿，我却混沌不知。当时我们跟婆婆一起住，而她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教导”。

她常说：“四十年前的事啦，我都忘了。况且潮流变化太快，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最新的说法。你知道吧，我们那个时候，哺乳期还鼓励喝啤酒催乳呢！”（现在，餐饮场所的洗手间都张贴着警示牌，告诫孕乳期喝酒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产期临近，她通过朋友安排我们与一对刚生孩子的夫妇见面，希望我们取取经。结果就是两对小夫妻大眼瞪小眼，光是几位老妇人拉家常了。

孩子出生后，我们按照医嘱让孩子睡在床边的小摇篮里。婆婆也觉得稀奇，她告诉先生：“你们一出生就自己睡一个房了。”

婆婆坚持“教导”我们的只有一点：不要窝在家里，出去！带孩子出去，要晒太阳，要锻炼！我和女儿从医院回来第二天，她就鼓动我带她到附近的湖边去晒太阳。

婆婆是美国大西北登山爱好者的典型代表，各种装备一应俱全，最喜欢的户外用品店的宣传语是：“没有不对的天气，只有不对的装备。”她希望我们明年能把孩子送去附近植物园的学前学校去，那是面向个三到五岁孩子的全户外学校，为期一年，风雨无休。

她常开玩笑地说起先生小时候的一件事。我先生五岁时，婆婆让他自己每天去绕湖走一圈，也就是五公里。有一天他说不舒服，但她看他不像生病的样子，还是催促他去了。结果他冒雨绕完湖回来发了烧，得了肺炎。

婆婆这种磨练孩子的意志和身体的精神，在前两年里对我们来说全无用处。

因为这两年里，被磨练意志和身体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啊。

无奈之下，我们去报了医院的新手父母课，跟另外七对一起在课上练习阵痛呼吸法、伴侣按摩，用塑料娃娃练习喂奶和换尿布。最后一节课上，老师发下来一张表，表上列出了各种照料孩子的任务：除了共同的睡眠时间，新生儿需要18个小时的陪伴，你们之间如何分配？

这张表瞬间带来了真实感——我们俩几年来一直是自由职业的状态，作息几乎没有规律，平常安排自己的日程就够头疼的了。一个孩子的出生将带来什么？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这一问题还未得到回答，孩子便来了，之后的一年几乎就是在手忙脚乱和疲于应付中度过。我甚至怀疑有时生产和哺育期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创伤，并产生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效果，比如产后抑郁。而我的表现症状则是，仅仅一两年，对生产和第一年的记忆就模糊不堪了。

然而尽管慌张茫然，我们还是感到很多来自外部的支持，给我们鼓励与安抚。

我们参加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张罗的新生儿父母小组，连续两三个月每周聚一次，交流体会。虽然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养娃如何辛苦的情景，让我不由觉得这是一个“受害者互助小组”，但这些聚会确实带来一些慰藉——知道受折磨的不光是我们；也有一些提醒——比如伴侣之间要记得相互鼓励，而不是相互抱怨；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是小组让我们知道，夜里并不是她每次醒来都要换尿布（捂脸苦笑）。

作为文化行业自由职业者，我们的收入相对较低，但孩子享有免费医保。在频繁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的日子里，我们都希望医生作为权威能给我们多透露点信息：孩子到底怎么样？身体正常吗、大脑正常吗？她抽搐式摇头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她不喜欢看镜子是不是认知有问题？她摔了也不哭是不是痛感有问题？我们父母这么做那么做对不对？我嚼东西给她吃行不行？我喂她肉泥了是不是太早了？我是不是不该让4个月的孩子坐着吊椅跳？

也许是习惯了中国权威式教育，我恨不能医生给孩子和我们打个分。但每次不管我们提出什么问题，医生都微笑着说：“这样的情形是有的，并非不正常。”或者：“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各方面的发育速度可以相差很大，这很正常的。”而且，每次都反复告诉我们：“她发育得很好，你们做得很棒！”

亲友还有亲友的亲友纷纷送来各种二手用品，衣物、玩具、喂奶枕、推车、移动床，我们也在社交媒体的邻里旧物互赠小组和附近的二手婴幼用品店搜寻所需物品。除了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孩子用的几乎都是旧物。我爸得知后，在电话里严肃地说道：“少给孩子穿旧衣服！”在他看来，这与“生活水平”和尊严相关。而我则庆幸对于这些快速消耗的婴儿物品，我们没有浪费更多资源、制造更多垃圾。

但有一次我可能过了头——我去邻居家拿了一个旧的汽车安全座椅。在网上研究怎么安装时，才得知这样有安全隐患。安全座椅一旦发生过车祸便被视为不安全，交管部门建议父母购买全新的座椅，或者只用知根知底的亲友赠送的座椅，并且建议去消防队或者其他组织找经过培训获得证书的人员，学习如何安装。

我不愿意扔掉这个看似一切正常的旧座椅，只好愣头愣脑地去问这位邻居：“这个座椅没发生过什么意外吧？”邻居回复：“没有！谢天谢地！”

在新生儿父母小组时，志愿者大妈曾经看着我们一圈人说：“我相信，你们所有人，或者至少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从小到大都还没受过这种苦吧？”

所谓受苦，主要是作息的紊乱和缺觉。当下的美国社会相对于中国来说，也许代际家庭之间的凝聚感还是弱一些，爷爷奶奶也乐于帮助照顾新生儿，但不被默认为是他们的责任。而每晚两百多美元的夜班阿姨费，不是普通家庭愿意承担的。

但我认为熬过第一年，真正的磨练才开始。孩子的作息日常要求规律，一点点改变都可能带来睡眠和情绪的波动，这难坏了我们两个随性的大人。与孩子交流要求百分之二百的耐心，憋坏了我这个急性子。孩子既需要你倾听和尊重，又需要你给他们树立权威，如何拿捏尺度？

女儿快一岁时，我们开始搜寻附近的托儿班。比那些孩子未出生就开始报名等候的家庭晚了一大步，但运气很好地在几个月后排到了。带孩子去“试读”时，学校的负责人对我们说了一个小时的“治学理念”。“避免对孩子说‘不行’，”她说，“用积极的语气与孩子对话，向他们解释或者牵扯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感受鼓励和爱护，而不是否定。同时，这样在必须说‘不行’时，才有力量。”

我自觉很少能有这样的耐心，“不行”还是挂在嘴边；当下如坐针毡，感觉她不是在向我们讲解学校的理念和环境，而是在教育我们。环顾身边的家人，只有孩子的后奶奶有这样的耐心和技巧。而她不仅对孩子不急不躁，对成年人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