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 无聊才读书：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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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茶

编辑｜渡十娘

启蒙于中国百姓人家不曾见识过电视机的年代，不知是幸或不幸。

小时候，每到溽暑难捱的夏天，夜里最让人们兴奋的事情，就是学院在露天电影场放电影。每当听到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或尖利或昂扬的男女声报出“电影消息”，节日的气氛就开始在院内各角落里酝酿。人们对那些不知看过多少遍的样板戏，似乎总是兴趣不减。

那时，文革最激烈的武斗时代已经过去，政治气候也有些宽松了，至少大人们已经不用天天开会、写大批判文稿。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又还没招进来，各系的老师们白天都到院办农场干些农活，体力上虽说有些劳累，可精神似乎有些轻松起来，开始有了点娱乐的心思。

学院的露天电影场建在草丰水美的池田边上，是乘凉的好去处。场内一排排的水泥长凳间隔很宽。刷得雪白的水泥大屏幕下有个宽大的露天舞台，院里的大会、宣传演出都在那上面进行。每到放演电影的夜晚，人们都早早吃了晚饭，然后摇着扇子，游哉悠哉地沿着芒果树夹道的水泥路散步到电影场去。买张五分钱的门票进场，趁电影开映前找熟人朋友聊天儿，传播小道消息，是那个年代里人们特殊的交际形式、无望的日子里权宜的消遣；而各家的小孩子们，总以占位子为借口，比大人更早地溜进电影场去。在灯黑之前，水泥舞台上常常黑压压地挤满了各家的孩子。他们带着欢声满场飞跑，台上台下追逐，总是跑得身上单薄的衣裳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到了电影正式开演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喘息，等着换片的空档，再开始下一轮的游戏。而电影场外的冰棍车、酸品摊，也是孩子们最爱光顾的。

那时放的电影都是八个样板戏，因为看得多了，大家对里面的台词应该都可倒背如流。可灯黑下来，全场还是很安静的，周边的人们看上去都非常专注地盯着屏幕。今天想来，肯定是那时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家里又没电视机，能看看彩色的人影晃晃已经很有趣了，何况样板戏里的男女角色还是形像周正好看的，声音唱腔也不错，虽然戏里都是革命，斗争，男女都是单身，也聊胜于无。

另一点也可能很重要，就是电影开场前会先放的《新闻简报》。那时都没电视，大家都是从《新闻简报》里才能看到会动的党国领袖。他们开会，接见来访的外国元首，比如西哈努克，金日成之类，或到各地视察。这对大人们来说，可能也有点意思。我们小孩子等的，是中场休息时又冲上舞台乱跑。那时的电影是跑片形式的，就是邻近两三个单位同一个夜晚放电影，影片轮转，有时下一截片子没到，又是我们小孩短暂得的好时光。

我的父母却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那样的场合里。可以说，我没有他们带我去看露天电影的记忆。母亲是个敏感独立的女人，加上常年身体不好，性格忧郁悲观；善言的表象下，内心相当孤独。加之家庭出身不好对其个人前途的负面影响，使她对那样的时世，心里存着极深的隔阂和怨忿，表现出来，是一种无谓的消沉和隔离。另一方面，她是持着对苏俄电影里女农庄员花俏布拉吉的羡慕、听着《敖包相会》那样的歌曲度过她的大学时代的，样板戏电影里激昂奋勇的画面，跟她的口味格格不入。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她宁肯在家里做些零碎家事，也不去凑那份热闹。

至于父亲，则是个在家中无论是躺是坐，都一册在手的书痴。纵是屋外风雨飘摇，在家里泡上一杯浓茶，叼根香烟跷高了腿，将诗书读到得意处，照样会无所顾忌地发出悠长怪异的唱读声。所以学院里批判他的大字报上，曾经画满了渲染他如何迷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腐朽文化的漫画。持着如此的口味，面对现代的革命文艺，他自然提不起精神。虽平素里对我宠纵，为了让我坐上我喜欢的红色公共汽车，他可以在寒风里陪着我站在车站上，看着一辆辆其它颜色的车子来去，直等到天黑；可是在看电影的这件事上，他却不愿让步，总是以对成人的口吻，劝我放弃看电影的念头，“不要浪费时间”。

可是小孩子的时间，不就是用来浪费的吗？我在心里嘀咕着，心里对父母颇有积怨。可自己却不是个性独立的小孩，想浪费时光，却也还得仰仗别人的帮忙。如果邻家的大人或大孩子发善心愿意带上我，我就能也凑个热闹，加入到那满场飞跑的孩子阵仗里去，那是多少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都不能忘怀的美好时光。可有不少时候，邻家的大人也不大要去的，而我那种遇事颤颤兢兢的性格，也不时会惹大孩子嫌弃，每到这种时候，跟尾儿的份就没了。那时候年纪毕竟过小，特别缺胆量，如果没有人带，绝对不敢自己走去看电影，只能巴巴地躲在昏暗的灯影里抹泪，让父母哀其不争。

每到这种时候，黄昏和长夜一样漫长难熬。平日里楼前人们纳凉的空地上，只有野猫和老鼠神出鬼没的踪影。我常百无聊赖地趴在二楼的栏杆边，看上去楚楚可怜──有时候也是故意要表现出那种可怜，希望能够引来父母的同情，让他们觉得内疚，心里想他们或许因此能有所改变，也能像别家的父母那样，常带孩子去看看电影，凑凑热闹。

可是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父亲从书里抬起眼睛的时候，竟是一声声的叹息。我宁肯他是骂我的，可是他不骂，我再不听话他也不骂。可他的叹息，比骂更让我难受。因为我不愿意让他失望。

这样的对峙以父亲一次和蔼的约谈结束：“我发现你已经认识很多字了，很不错。你可以学习看书了，你会知道，读书是很有意思的。念书多的话，将来走出去，人家会很尊重你的。”这样的话，虽然听起来有点一厢情愿，但我比较听得进去──有表扬，有鼓励，而且有美好未来：人们会尊重我。我那时正被大孩子打压，潜意识里对被“尊重”特别向往。而且闲着不也是闲着吗？我当即表示我愿意学习读书。而母亲，也正为如何打发没地方去就缠着让她讲故事的我而发愁，一听说我愿意读书，马上行动起来。很快，家里就出现了很多的连环画册和儿童读物。

我那时候所识的字，其实只够看简单的句子。连环画下的文字解析，正合我的水平和口味。那时的小人书，虽然革命意味也很足，但是毕竟还是要考虑儿童的口味，所以画面都很生动，文字也浅白。象《半夜鸡叫》、《刘文学》、《收租院》这一类的图书，我看得津津有味。这些都是带着浓重时代色彩的儿童读物，无一例外地宣传着阶级斗争。作为一个儿童，我并不具备分辩是非的能力，比如就不会想，那个为了让雇工们早早起来干活而在大冬天的半夜里爬起来装鸡叫的地主周剥皮，自己不也很辛苦？也不会意识到那个为了保护生产队公共财产而被偷青椒的地主下毒手掐死的少年刘文学，死得多不值得。至于那个万恶的修有水牢关押交不起租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是到了几十年后才知道是虚假的构陷。我只会全盘接受，隐隐地还生对自己生活在新社会的庆幸。我那时还不会查字典，有了生字就去问父母，他们的耐心竟然特别地好。很快，我的识字能力长进很快，跟比我年长的孩子在一起，竟还有了明显的优势，于是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浓。

慢慢的，我便不太愿意离开我住的那间西向的小屋。我的屋里靠窗放着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平时我就在上面写作业，缝纫机旁是一张大竹椅。有一个小柜，一张圆形的饭桌，一张我睡的小木床，床边搁了两只木箱，以前我是一有空就要往外跑，到了吃饭时间也不见人影的。现在却坐得住了。邻里们很快就注意到了我的变化，看到这样一个年幼的孩子，能够坐得住看书，大人们都觉得非常惊讶，来来往往的时候，便会夸上几句。糟糕的是，他们回到家里，又向自己的孩子提出来，让他们也学学，不要一天到晚只会疯玩。这样一来，“被尊重”的目的没有实现，更引来了大孩子们的新一轮打压，学院里放电影的时候，更是没有我跟去的份了。而到了这时，我已经学会了自处，早早吃了饭，到外面转一轮回来，无聊之际，只有读书了。

母亲也是从那时开始，为我订了杂志。像《连环画报》、《故事会》、《少年文艺》等等那个时代时髦流行的少儿刊物，都会定期在我屋内的缝纫机台面上出现。

相信是在读到《一块银元》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为文字击中。我是从连环画册里读到那个故事的。那本书的画面特别美，里面的人物每个人都有一双很大、很灵活的眼睛。故事是由一个男孩的口吻讲出来的。小男孩家里很穷，家里仅有的一块银元也被村里的恶霸地主抢去了，全家陷入困境，大冬天里饥寒交迫，男孩的姐姐还病了。母亲为了给女儿寻一条生路，忍痛将女儿卖给了地主。地主来家里将小男孩的姐姐抓了去作小丫头，说会给她治病，管温饱，扔回了上次从小男孩家里抢去的一块银元。有一天，小男孩跟他母亲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锁呐声声，他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地主家给老地主婆送殡。小男孩挤进人群中一看，大吃一惊，因为他的姐姐和一个年龄相当的一个男孩，分别坐在一个被人扛着的纸扎出来的莲花座上，手里各执一盏莲花灯。小男孩看到姐姐穿着非常漂亮的衣裳，红衫绿裤。

小男孩夹在人群中，朝姐姐大叫起来，可是他的姐姐目不斜视，毫无反应。小男孩的母亲在一边却已经昏倒过去了。原来，小男孩的姐姐成了地主婆的殉葬品，给活生生灌了水银，然后放到莲花座上，要给老地主婆陪葬去了！到了那时，我的阅读能力已经让我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故事的文字意思了。而这样一个残忍的故事，给一个年幼孩子所带来的震撼，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我含着泪水拿着这本书向母亲奔去的时候，身后是一片汗水。那个夜里，我一直不能入睡，反反复复在为那故事里可怜的孩子一家难过。任母亲怎样安慰，那惊吓都不能消失。

父母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向我解释。他们的家庭成份都是所谓的地主，祖上家里的确都有房产田产，可是母亲的祖母──当然就是地主婆了，十八岁上就守寡，为了扶养独子成人，也同样要在田间劳作。到了人生的晚年，母亲的祖母在天灾人祸里，备受饥寒、羞辱，最后惊吓而死，哪里有金童玉女陪葬的风光？可是这一切，怎么跟一个孩子说呢？又从哪里说起呢？

而作为孩子，父母的支吾其辞很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我从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知道了它跟电影一样，同样能够带领人走进一个精神世界中去。它可以是完全虚构的，但却能让你真实地陷进去，然后卡住你的脖子，让你大汗淋漓、坐立难安。

这便是我对精神生活的最初体验。它开始于无聊时代里的无聊事件，却让我拥有了一件对付后来人生里无聊情状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