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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燕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王晓燕,1980年生于打拉池,一个地处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边界的小山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伤痕》《妈妈小时候》《走向教育家》等著作。
1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名字很古怪,叫“打拉池”。
每当我给别人讲起的时候,他们总是睁着大山猫一样的眼睛问我:“是在内蒙古吗?”
我说不是。
我的故乡地处大西北。它横趟在黄土沟壑与祁连山余脉之间,正处于甘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边境,是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地方。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用黄土打垒起来的城池,充当着从蒙古大漠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通道,成为历代兵家防御敌寇的要冲堡塞。异族的马蹄在她的身上一次次飞尘而过,至今仍留有旧时古城的残垣。
有人说这个名字是蒙语音译过来的,并推测说这个地方在久远之前应该是有蒙古人住过的。
这个说法也是很有根据的。
如果时间回流,回到一千多年前,在大宋的统治版图上,这里还只不过是西北角上极不起眼的一个小点。
就像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被驯化和命名,风、沙、土、地,甚至天空和星辰,还都保持着最粗粝的模样。
那时的打拉池还算不上任何人的故乡。常年的边界争夺让它一会儿插着大宋的军旗,一会儿又沦为外族的领地。
其中有一支来自西羌部落的“党项族”,常年像豺狼一样不断骚扰着这里。
公元1003年,党项人利用大宋的军事失利,抢夺了此地。
也许是为欢庆胜利,也或是为夯实战果,党项人就此圈地打土墙新建一城,名叫“达啰城”。之后,党项人占据的疆域越来越大,他们在以距离此地不远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建立了与北宋、辽国三足并立的西夏王朝。此后多年,西夏采取联辽抗宋的战略,不断发动对宋的大规模入侵。“达啰城”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塞,被西夏统治长达73年。
有些东西,唯有失去,才懂得它的珍贵。这大概说的正是当时大宋朝痛失“达啰城”的心情。为重新收复“达啰城”,占领边防要塞,大宋国费尽心思,甚至不惜降低身姿与党项人进行主动议和,终于在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从西夏人手里艰难索回失地,重新修整,易名“怀戎堡”,取“感怀西夏使之投城”之意,透露出“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殊死相争中遗留的最后一丝气力与辛酸。
谁都不曾想到,我的故乡,一个最初在地图上连名称都没有的边陲小地,也能把命运演绎得如此跌宕起伏。到了南宋,据史书记载是1130年,这块地方又被金人占领,成了金、夏两国必争之地,期间烽烟连绵、战火不断,长达百年之久。
1234年,蒙古兵灭夏,一路攻打扩大疆域。作为必经的关卡要道,此地又被蒙古人抢占。
蒙古大军在占领的西夏领域内,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杀戮,怀戎堡所在的这块土地连同周遭在连年兵祸之下几成无人之地域。后来成吉思汗举兵西征,因兵源不足,大量征集波斯人编伍,在此地养马练兵,以备战用。这些人用波斯语叫“妥马赤”军。蒙古人叫他们“打喇赤”军,据说是对波斯养马人一种极为鄙视的称呼。这些波斯人连同随行的炮手、匠人、商人及其家属,因常年驻扎此地定居繁衍,放牧为生。因为他们的缘故,“怀戎堡”也就慢慢被改叫成了“打喇赤”。再往后,到了明清,蒙古人被迫北移,在新的统治版块慢慢形成的过程中,这里逐渐由边陲变为内地。明清朝廷实行移民实边的防守政策,从中原各地组织汉人向西北移民,大批汉人定居此地。汉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汉语发音的原因,“打喇赤”在他们的口中就被慢慢叫成了“打拉池”。
的确如人们传说的,“打拉池”这个名字是由蒙语而来的。据说这个名字在蒙语里还有“牧场”的意思,有人也把它唤为“芨芨草的海洋”,怀抱着这个美丽的名字在这里繁衍生息。
从未闻说打拉池的人,若初次听到这个名字,定会感叹竟然有这样奇怪的名字。
但对于生在打拉池的人来说,一生都要与这个名字紧紧相依,像生命和呼吸,一刻也不能分离。他只要轻轻叫一声“打拉池”,四周的山,山上的风,风中的尘,似乎就马上涌动起来,听命一般地向他簇拥而来。
似乎,它们一直都陷入沉睡,等着有人这样将它叫醒。
又似乎,它们一直都醒着,等着许多年后到来的人,依然记得它。
2
打拉池的土城墙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城里住着回汉两个民族。
那些修城的人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在这里落脚生根。寻遍土城很难找寻到他们留下的痕迹。
一种说法是,修城的人都是远离故土被奴役到这里,或随军打仗客居这里的异乡人。他们像尘土一样一层层落在这里,只为做暂时的停留,接着飘向更远的远方,以及比远方更远的故乡。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土城墙修得太低了,外面又没有护城河。外来侵略的人随便一打,城就攻破了。攻城的人和守城的人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攻进来,又一茬一茬地被赶跑了。
拉池土城遗址
最开始,西夏人执意赶走宋人在这里夯建了土城。对于西夏人来说,这里是他们实现野心的绝佳地带,夺下这里也就获得了屈吴山至六盘山峰峦的天然屏障,主道带引西北要塞——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可渡黄河直捣西域要道河西走廊。据说西夏人最初在这里只是垒起来矮矮的几段土墙,就迫不及待地插上旌旗,对外宣称这里叫做“达啰城”。在西夏语里,“达啰城”是“占领地”的意思。从这个命名足以看出西夏人当初夯建土城时是如何的欢心喜悦。
明人冯禧所所撰《钞录》中的《定远堂记》记到:“真宗赵恒咸平癸卯(公元1003年),夏筑酋达啰城,割据虏卫通道。夏谋川峡地,然无立足之地。宋御敌之谋,筑堡于香谷北洛水之丘,命“水泉堡”,遂夏人突冲川之腹地筑达啰城,国朝工部侍郎罗汝敬奏折,其名始属鲁酋至啰埔川,筑堡占据之意。”
占据了“达啰城”,西夏人“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鹖之健马,长驱南牧”的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而宋朝在失去这个西北小塞后,国防线不得不继续向后退缩,被动防御。西夏人在占据“达啰城”将近百年的历史里,从未间断过对周边及中原的骚扰和进攻。他们生性好战,用当时百姓的话讲他们“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而且又十分狡猾多变。在进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要打胜了仗就变本加厉加强对大宋的侵略。打败了呢,就马上俯首称臣,改称自己是大宋的属国。
泱泱大宋在为这块地与西夏人斡旋近70年,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气力,最后终于从他们手里索要回了“达啰城”,重新修整,易名“怀戎堡”。按照古汉语的意思,“怀”就是“安抚”“使……安抚”的意思;“戎”是当时中原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易名“怀戎堡”,就是“安抚西夏党项族,消除敌对”的意思。从这个名字里可以看出,当时这里对于大宋的军事战略何其重要,简直就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根脆弱的稻草。
但在北宋之后,“怀戎堡”又为金人所占据。宋王朝从此面临金和西夏的双重威胁,烽烟在这里又连绵近百年。
到了明朝,北方元蒙古部落不断强大,以强势姿态闯入西夏人统治版图之中。蒙古人以黄河为界限不断进犯中原,进入黄河必须途径此地,历史再次把这块土地推向了西北部搅的最前线。
每到严冬封锁大地的时候,黄河河面一结冰,蒙古人就会乘冰渡河,长驱直入,直捣河西走廊,这里成为他们伺机进入黄河的最佳通道。蒙古人生性骄勇,所向披靡,一路西征开拓新疆域,期间因兵源不足,大量征集波斯人在此养马练兵。因为蒙古人叫他们“打喇赤”军的原因,这些人所居住的地方也就被慢慢地叫成了“打喇赤”。后来汉人居民的逐渐进入,还是保留了“打喇赤”的叫法,因为汉语发音的习惯“打喇赤”又被改叫成了“打拉池”,意思是“牧场”或“饲养马匹的地方”。
许多的年代从这里经过,就像一波接一波的沙尘暴在天空动荡,来回翻卷折腾着这片干枯的大地。被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谁,叫做什么人,西夏人也好、金人也好、蒙古人也好、波斯人也好……不过是像一粒粒无足轻重的尘埃,在大地上刚刚落下,就又被卷起,然后被更大的沙尘暴席卷,带向不同的地方去。
到清朝年间,西北陕甘一代兴起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回民沿泾河而上对沿途汉民村庄烧杀抢夺。据清光绪三十四年手抄本《打拉池县丞志》载:“国朝同治元年八月回匪马兆元自下马关犯顺,二年十月回匪花三带贼攻打喇赤堡,十四日城陷烧毁殆尽。”
另据《固原地区志》记载,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盐茶厅(今宁夏海原,距打拉池九十里)小山回民田五率众起义,在清兵的镇压下,转战打拉池城。打拉池城遭到回民攻击,伤亡严重。起义回民随后进驻打拉池。
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回民就开始在打拉池城定居下来,形成了现如今土城内回汉两民族杂居而生的场面。

3
你若从未涉足过这片土地,听说它又是古城堡又是边塞渡口,名字里又带着一个“池” 字,一定会认为它是一个濒临黄河水草肥美的地方。
其实不是的。
打拉池虽然被冠以渡口要塞的美名,但与黄河还有一定的距离。那条母亲河在几乎逼近它的地方将头突然一拐,就巧妙地流进了宁夏平原,没有留给它一丝恩泽。
旱季几乎终年覆盖着它的容颜,无边的黄土是它永恒的底色。即使在雨季,大地也很少能聚起更多的水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土城中倒是流过一股很小的水,自东北向西南,细细的、缓缓的,像一根丝线把城的两头连接起来。水不大,却因稀缺显得弥足珍贵。
说起这股水,有必要提一提它的源头。
打拉池自古来一直以军事要塞著称,不仅有各朝各代在这里筑建的土城壁垒,城南不远处更是贺然屹立一道横贯东西的巨大隆起,唤名‘屈吴山’。远远望去,屈吴山像一块天然屏障立于土城之南,像是一个保护神,掠险据要,守护土城。
屈吴山主峰挺拔、气势高冷,是祁连山余脉与秦岭碰撞而成的褶皱隆起。站在土城中向南而望,常常使你难以分清,那漂浮在天际的,究竟是空中的云朵,还是屈吴山顶的积雪。每一次与它凝望,都会让人有一种坠入梦境的缥缈感觉。
由于气候和海拔的原因,屈吴山上很少能生长绿色。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上过山的人讲,屈吴山是座仙山,一山三重天,从山下到山顶,一路变化出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风貌。尤其在海拔接近三千米的顶峰,在浅雪的山层中,竟会出神异化地生长出厚厚的草甸植物、成片的雪松,其间还有野狐子、野兔、野山鸡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这些植物和雪松远远望去星星点点,透露出来的绿意真诚而又可贵。绿色最浓的地方便是这股水的源头了,但只有那么小小一块地方,也有其他别的树长在水源附近,不多,都是参天的古木,有花、有草、有鸟叫,还有不知名的虫子的飞舞……在那浓密的清冷间泛着终年不断的泉水。
屈吴山
泉的源头,故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屈吴山山神天庭应筵,一时贪婪,偷喝了玉帝的贡酒,玉帝大怒,罚他九年受尽干渴之苦。
自那起,打拉池一带便连年旱灾,不下一滴雨,不长一根庄稼。泥土干得裂开了口子,饿死了不少人,也渴死了不少人。土城的人纷纷拿起锅碗瓢盆来隍爷庙向龙王求雨,一跪就是四十九个日,四十九个夜,跪死了一大片人。
龙王大受感动,便悄悄化成一个白衣老道,手里拄着一个拐杖翩翩下凡,来到此地,在小土城转了一圈,一转眼就瞅准了城南的屈吴山,径直朝这几座大山走去,行到一个地方便停下来,口里说到:“就是这里了!”说着就把那拐杖朝地上一插,一股清泉便顺势涌了上来。
白衣道人接着就把这根拐杖插在泉眼边,拐杖立即长成了参天大树。白衣道人看着泉水,会心一笑,便拂袖而去。山泉顺着他的脚印一直流淌下来,就是今天城里流的水。但是打拉池的人却不叫它泉水,他们叫它‘神水’。泉眼边的古树也不叫古树,他们叫它‘神木头’。(每逢过节或是每年正月、初一十五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人们提着水果、花馒头、香火、花布去祭拜神木,祈福求安。这种祭祀跟上面的传说应该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根源于人们对传说中神人的感激和对神木的崇拜。)
早先土城中有一个小水池,只是人们自己挖出来的一个小水洼,聚了一池子的水。池子周围长满了‘冰草’(冰草是我家乡对一种草的一种特殊的叫法,是一种只长在潮湿地方的草,很高,狭长的叶子,叶很硬,能划破人的手指,驴和骡子爱吃)和狗尾巴草,当然还有树,大多数是垂柳,细长的胳膊一直能伸到水里面去。还有一排白杨树,笔直笔直的,只是树皮都不太健全了,全都是被来这里喝水的羊、驴、马、骡子啃坏的,要么就是被放驴的小孩剥坏的,但依旧健康地长着。这些树像是生来就没有主人疼似的,今年被驴啊骡啊羊啊啃了,明年照样还那么长着,从没有人过问它们,愿活了就再发几条新枝,不愿活就蔫蔫地枯掉,由它自己的意愿。
冬天过去很久,土城仍完全是土色,没有一丝绿意。只有靠近水池的土坡地,因为池水的滋润,土皮被渗得湿润松软,一些草提前发芽。
春天快要过去了,池水才开始泛绿。远远望去,嫩黄的,毛茸茸一片的,是池子周围的草地。树叶偷偷地冒芽出来了,一天一个花样,一天一种色彩:起初是鸭黄的,嫩嫩的,还卷着耳朵,接着变成葱绿,叶子会慢慢儿舒展开来,再往后颜色会一天天加重,像工笔画一层一层地上色,需要耐心。几天不见,它就已经变成地道的叶绿或翠绿了,闪着太阳光在空气里抖动着。而春的乐趣恰恰就在于此,你若每天都看着它抽芽,倒是觉不出整个的过程,看着城里的春天每一天,每一处,都是一个形状,一个颜色,没什么新意。但倘若你隔了四五天,或七八天没出门,忽然有一天出来,你就会惊奇地只揉眼睛,感慨地说:“今年的春来得真猛啊!这树前两天还光着哩!”
土城里的老人们在春天是最高兴不过的了,夹个小凳子坐在墙根儿的暖太阳里,掐着指头互相算着,又活过一个年头了,又熬过一个寒冬了,今年春打得早,‘人七日’日暖风和,年轻人会说:“您老又加一岁了啊,今年‘人七’兆头好!您老又加寿啊!”(‘人七日’在打拉池就是指正月初七,也被叫做“人日”。人们一般根据正月初七一日之内的的天气来预测不同年龄的人在来年的凶吉,一般是按不同时辰划分的。)
春变成一阵风,三五天之内,吹得土城到处都是。

鸡出来打鸣了,狗摇着尾巴出来晒太阳了,猪儿哼哼地叫着,从这个巷子转悠到那个巷子,跑一阵就停下来,屁股蹭着东家西家的墙根儿,自在地挠痒痒儿,蹭完了就又扭着屁股走了……这些都是没人在意的事情,自然地发生在小城的每一角落。

春耕一开始,土城就忙了起来。悠闲了一个冬天的驴儿、马儿、骡子都要光荣“上岗”了,到处是驴、马、骡、鸡、狗、猪的叫声——动物的声音,人的声音,拖拉机的声音,播种的声音,翻动泥土的声音,禾苗生长的声音……春姑娘拨动着村庄每一处的音符,奏响一曲其乐融融的交响乐。
春天短短闹过,夏天就来了。土城里的那个小水池这时就变得更加热闹了。

草色加深了,水也变暖了,狗尾巴草吐出软绵绵的穗子,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
小孩们放学后最爱来的就是这洼水池,拔猪草的拔猪草,捉小蝌蚪的捉小蝌蚪的,玩泥巴的玩泥巴的,打水仗的打水仗的……
放驴的小孩把驴放在池子边吃草,自顾自地玩去了,不料玩回来一看,驴不见了,哪里也找不见,急得满头大汗,坐在那儿哇哇直哭,天黑了也不敢回家去。
其实驴早就吃饱肚子独自回家去了,可怜放它的小主人还在池边哭着不敢回家。
这样的事情村庄发生得太多了,说上一天一夜大概也说不完。放驴的孩子和那些瑟瑟颤抖的狗尾巴草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抽着节儿都长大了。

秋天,天气一凉,池水也就凉了。冰草和狗尾巴草渐渐枯黄了,瑟瑟地在秋风里摇头晃尾,但放驴、马、骡子的人丝毫没有减少。掉落了的杨树叶漂浮在池水上面,像一叶叶小舟,自由自在地漂着,秋风一起,便在水上打着转转,极像是金色的蝴蝶。

严冬封锁大地的时候,池里的水就结冰了。饮驴的人用石头把冰砸开一个窟窿,不大不小,正好能伸进去一个驴头。过两天,那个窟窿就会变得稍大一点了,于是,饮驴的、饮马的、挑水的就都全用这一个窟窿了。

天气越冷,冰就越滑。挑水的要慢慢儿地踮着小碎步子,先用水桶把水拎到池边的硬地上,才敢放开了步子挑着走。

饮驴的也是,小心地牵着驴到冰窟窿处,等驴喝足了一肚子后,驴就冒汗了,四个蹄子不停地在冰上打滑,梗着脖子不肯走,而它的主人却因害怕滑倒生气得了不得了,拽着缰绳,一个劲儿地和驴较劲儿,口里不住骂着:“这驴,这驴!”

溜冰的小孩是偷着大人跑出来的,想着各式各样的花招来创造自己四肢的极限,甚或叫是冰上的杂技:有单腿倒着滑的,有双腿半蹲着滑的,有原地转圈滑的,有两人一组推着滑的,还有自己用小木板制作的滑冰车,坐在上面演示的……一个个穿着圆乎乎的棉袄,极像是冰面上滚动的小球:红的、蓝的、黑的、花的,滚得大汗淋漓。大人们总是怕会出什么危险,是不允许他们出来的,即便这样,危险也还是时常地发生着,天灾人祸在小土城里是自来自去的事情,象夏天要下雨,冬天要飘雪一样,是人力无法预知和干涉的事情。
时间静悄悄地在土城里流逝,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生命在重复中往前走着,等到有一天不重复了,生命也就结束了,一切就平平静静地休息了。
但该重复的还要照样重复,这是土城自古的道理。
打拉池如今的土城真的已经很老了,破落的城墙残缺不全。风、霜、雪、雨,使宽厚高大的城墙在比它更坚韧的岁月面前,颓废成一堆堆背负着沉硬碱土的土丘,俯首匍匐于大地,像一只暮年的老龟在夕阳中始终温柔地望着远方。
在裸露的黄土地与灰白色天空的背景里,你会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认识到,打拉池这座土城,这个村庄,其实就是风在地上吹成的一个痕迹,是无形的风借助黄土在大地的显形。漫天的沙尘从远处的山峦翻卷而来,卷挟着砂砾、羊粪蛋儿、甚至被连根吹起的潜伏地表的植被,狂啸着从地面向天上卷起,又翻腾着从天上向地面倾泻而下,肆意折腾着干枯无力的大地。土城默默忍受,像一头不作言语的孤兽,或是一幅石雕。风来了似乎它也在奔跑,等风经村庄后,其实它还在原地。任性的风沙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肆虐着,用坚韧而又笨拙的刀刃,雕刻了它全部的形状。
据说当年为了使城墙坚不可摧,建城者用来筑城墙的黄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先是放在大蒸笼里蒸熟,这样就可以避免土里原有的草籽生根发芽,造成城墙疏松土质;接着用大锅熬制小米糊糊,均匀地搅拌熟土,增强其粘合力;最后,几千人用背篓搬运一层一层地堆土夯墙。
据说,建成后的土城内部结构错落有致,布局考究。城内所有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以子午线为中轴,座北朝南形成中路,东西两路互相对称。城最中央处,建有一座三层楼阁,叫钟鼓楼。东北角有魁星楼,北大楼脚为隍爷庙。城内还有火神庙、隍爷庙、子孙宫、马王庙等建筑。城墙的四个角上都有围角圆土垛,垛上筑有雉堞,堞内各置土炮一门,炮口分别伸向城堡的四个方向。
据说,土城外不远处还曾设有练兵场。练兵场的荒滩上长满了骆驼刺、白刺、蓬蓬灰等各种连牛羊不屑的耐旱的草,及各种野生野长的花,老远看是一层灰蒙蒙的土绿色,装点着贫瘠而又孤廖的土城。
据说,宋夏停战时期,曾在这里设立过“榷场”,也就是贸易市场。这里曾是四方货物交汇的贸易场所。西夏人生产的羊马毡毯,衣皮食酪等,与宋人的玉器、香料、丝绸、瓷器等在这里进行贸易交换,使得这里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繁荣的街市,初入商旅食宿的伙铺、饭店、茶馆的人络绎不绝,运载货物的骡马骆驼穿梭不息,是远近闻名的街市。
据说,风调雨顺的日子里,芨芨草就会长得漫山遍野,会把土城映衬得绿意盎然。城中的居民也能小憩籍草坐,听小鸟啼啁啁,悠然地生活。
但在民国九年(1920年),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打拉池,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据当时的《中国民报》报道,这场地震使得“山崩土裂,村庄压没,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绝迹。”活了近千年的土城,在一夜之间,似乎从地球上突然被抹去了。
如今,想要寻觅古城的踪迹,除了几段破败的古城墙和隍爷庙,其他的衔市房舍,几乎从大地的记忆中连根拔除了。
土城承载过的一切,漫长却又短暂,却再也不会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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