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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虹坚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黄虹坚，作家，现居香港。曾任职中学教师、电影公司编剧、出版社编辑、大学教师。作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儿童文学、专栏多种，曾获内地、台湾和香港多项文学奖。
母亲与父亲，青年时代
母亲去世一年多了。
在这之前我不论多忙，每月都必从香港返广州一两回，看望在那儿的老母亲。一个高龄老人，全身上下都有伤病，时日无多了。我能多陪她一会儿就一会儿，哪怕只是坐在她身边沉默。
母亲去世时九十八岁，双目失明多年。后来几年已不爱说话，听人说话也表情冷淡，常常就只是默坐，用十指去感触身边的事物，那事物通常是几张纸巾或一根牙签。她也只能凭着气息感觉来人。我就一遍遍地揉摸她青筋纵横的双手，传达着爱意与悲悯。
母亲是名奇女子，出身澳门富户，其爷爷代理丹麦面粉生意，人称“梁百万”，那时的百万家财想必也算是富豪级的了。他在“大三巴”后面的富人区置下了带花园的两层大宅，那宅子到今天仍坚如磐石，看去不失气势。开饭时饭厅上上下下坐满了三张饭桌，孙辈要先向长辈请安。
太平洋战争一起，“梁百万”订买的一船面粉沉到海底，血本无归，家道中落。但烂船也还有三斤钉，母亲上的是英国名校圣罗撒女校，未来本该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少奶奶的日子。但日本侵华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从抗日歌咏团的热血少女，变成了拿枪的抗日战士。一次，抗日游击队驻在番禺植地庄，遭叛徒告密，被日军重兵包围。母亲在突击时受了伤，被日本人的炮弹震晕过去，日本人当她是尸体让她躲过了被俘捕。她腿上一直留着伤疤，里面深藏着取不出来的炮弹散片。最大的一块伤疤有近巴掌大小，表面紫黑麻糙。我小时曾害怕触碰它，哪怕只是看一眼。
母亲也被视为女中英豪。
她的母亲，我的外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未必多通晓家国情怀，但对女儿的选择从不阻拦，并以母亲的大爱暗暗支持爱女的行动。有时母亲外出开会夜归，外婆便守着大门等她归来。澳门大三巴的大宅，也常是地下党碰头、开会的地点。外婆就睁一眼闭一眼，从不阻止这些有可能惹来拘捕坐牢的活动。
母亲的爷爷破产后，外婆就随舅舅生活在香港，最后住在西营盘第一街。母亲多在内地活动，五四年后在广州工作。外婆一年一度坐船到广州探望我们一家，我还跟母亲去接过船，外婆低下头在舷窗叫着我的乳名寻找我们的画面至今还很鲜活。她总是大包小包地带来吃的穿的，记得我那时最爱吃她带回来的罐头“番茄黄豆”，至今甚至仍保持着这口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婆不间断地从香港寄回各种罐头，以帮助有六个儿女的母亲渡过难关。那时我和哥哥读中学住校，到邮局取邮件的差事就落到了三妹头上。现在说起，细节和感慨都还同在。
中年母亲
“港澳关系”在内地极左思潮中一度等同“特嫌”，母亲也因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的日子里，连同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揪斗”。但记得就在那些日子，她说过一句话：外婆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很长时间内，母亲被困在单位“劳动改造”，一度失去自由。
外婆就在这段日子里去世。香港舅舅来电报说外婆的棺木已放在了殡仪馆，请他的姐姐，我的母亲过去主持盖棺下土的大事。母亲身不由己，覆了无奈的电报，大意是：未可赴港，万事请弟代办主理。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旧事了。记得那时我和哥哥在北京上大学，母亲拍了电报告知外婆病重，我们到了海淀区一家电讯局打长途电话，还要通过街道公共电话传呼母亲前来。母亲告知外婆已在昨夜去世。电话线路极差，双方都提高了声量，一场通告亲人病重病亡的电话，成了一场断断续续的口号般的呼叫。
母亲去世前两年，我如常按时回广州看她，那时她已长住医院，正步步逼近油枯灯灭的大限。
那是个夏日下午，病房流溢着空調的清涼，母亲刚由护工洗过头，灰发柔顺地伏在头上，面容比平时显得丰满和精神。我进病房时叫了她一声，她扬起了双眉寻找声源，神气有些雀跃，好像盼我很久很急切似的。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母亲的教养令她说话一直都很文雅，说话很慢，气息温和，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女。
我忙应道：“妈，有事尽管说。”
“你帮我把外婆的棺材盖上盖儿，再找个地方把她好好葬了。”
我惊愕，一刹那间还有些悚惧。但母亲神情平静，丝毫不像在说谵语。她绞着十指间的纸巾，平静地说：“桘材盖儿老开着，外婆的尸首都变绿，长毛了，还是要早些入土为安。”
我眼前即时出现了一具棺木，那里躺着我的外婆，正呈现着母亲描述的情态，形状十分恐怖。
我慌了：“可是……可是又到哪儿去找外婆的棺材呢？”
“元洲村。”母亲平静地、清晰地吐出三个字。
我在香港住了多年，只在坐巴士时见过“元洲村”的地名，它深藏在二战前未经严格规划的深水埗街道里，既不现代，也不豪华。母亲年轻时跟外婆在那住过，它那时或许与殡葬有关，甚至只是一条乡下的“村”。
母亲在最后的日子，想起了“文革”的往事，深刻地记得她不曾履行长女的孝道，为五十年前未可亲自为外婆盖棺，在脑海里绘画了一幅奇幻、甚至有些诡异的画面，急切要完成一桩念想。
我决心帮母亲了结这个心愿，应道：“好，我回香港就办。”
告别时，母亲又吩咐：“看看要花多少钱，你先记下，由我来付。”
二十多天后再回广州看望母亲。刚到医院坐下，母亲就带一点迫不急待问：“那件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我一时发蒙。
“外婆的棺材呀。”
我只当那是母亲一时不清醒的委托，早把它丢到脑后了，这会儿只好慌乱应答，“哦，那事啊？都办好了……”
母亲的口气竟有点紧迫：“棺材在哪儿找到的？”
我已把母亲说的“元洲村”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便胡言以对：“就是……在你说的那个地方……”
“元洲村吗？”母亲又把那三个字说得字正腔圆。
“对对对……就是元洲村！”如果母亲的眼睛能看到我，一定能发现我撒谎的狼狈。
“找了你仔舅父帮忙吗？葬在哪儿了？”
仔舅父是我的表舅。除了我，他是母亲家族在香港唯一的亲人。母亲与仔舅父小时在澳门一起成长，情同姐弟，甚至比亲舅舅感情都要好。
我的谎话已越说越自然，虚构得天衣无缝：“没去惊动仔舅父。找了两个工人把外婆葬在一个山岗边……妈放心，那儿很清静，不会有人来打搅外婆的。”
母亲说话素来“牙齿当金使”，又提起了旧话：“花了多少钱？你到三妹那儿取吧。”
三妹替她管着账。
我决心把谎言进行到底：“五千……妈，钱由我付吧，外婆自小就疼我，就当是我的孝心。”
我的眼泪已渗了出来。
母亲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好了，不用总惦着这事了。”
这以后我每次去看她，她都还会提起棺木下葬的事。我津津有味地重复着同一段谎言，有时还随意加添些细节，我们共同堕进一场认真编述故事的心动中。有时说起外婆生前对我们的关爱，都真心地感动。母亲还不时重复说：外婆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时间长了，母亲不再提起这事，再后来，她平静地走了。
一年多来，我对母亲的怀念随着日子流逝越发强烈，但我也庆幸能与母亲共同编写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它让母亲放下了五十年的内疚和遗憾，替曾出入枪林弹雨的女英豪成全了一桩卑微的儿女心事，也替她完成了最后的念想。这念想的关键词是外婆、香港，那是母亲一生中重要的人与地，是母亲最后时光的慰籍。
晚年母亲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8日上海《新民晚报》。经作者增改原文，授权“渡十娘”推送。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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