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被家庭绑架的一生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对女性如此苛刻。

社会文化对男性的要求，只是工作能力出色，能养家糊口，而对女性，一面要求她们独立、理性；另一面又要求着漂亮、甘于奉献。

一句话，就是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工作、家庭两头抓。

顾家，是这个时代强加给女性的枷锁，也是无数女性心中无法言说的痛。

社会对女性，比想象中严格

记得作家张燕霞曾在自己的书里写道：“要知道每个女人都曾想过当个家庭主妇，看书浇花晒太阳，带着娃悠闲散步。”

可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女人做了家庭主妇以后，面对自己的，就是一地鸡毛的生活。

所以，“中国女性是世界上牺牲最多的女性”，这句话毫不夸张。

你要是全职太太，每天一睁眼就已在战场。服侍老人，伺候熊孩子，家务活全包，别人一年365天风风火火精彩纷呈，而你却像只活了一天，重复了365次。到头来熬成黄脸婆，丈夫也出了轨。不离婚咽不下这口气，离婚了，只熟悉鸡零狗碎的你，连找工作都成问题。

你要是职业女性，那问题更大。孩子不是扔给公婆就是交给保姆，每晚见到他的时候，他早已酣睡多时。你涂着口红踩着高跟鞋，日复一日地开会、加班、出差，躲明枪防暗箭，却还是要被三姑六婆冷嘲热讽：这么能干有什么用，还不是没尽到妈的责任。

即便是没有步入婚姻的女性，所面临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要是大龄、单身的女青年，那摆在面前的就是焦虑的父母以及比你更着急的七大姑八大姨，“女人过了30岁就只能嫁离过婚的了”、“再拖下去，给你介绍的人都没了”等让人感到无比烦躁的话。你如果没有结婚，就好像欠了亲戚一屁股债似的。

这是每一个中国女性都心知肚明，但也难以挣脱的困境，而这些种困局的形成，大多来源于家庭。

原生家庭的性别偏见从出生开始

得益于近几年来影视剧、媒体和社会各行业的教育洗礼，大家对“原生家庭”这个词并不陌生了。

原生家庭作为一个带有时间色彩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称子女在结婚成家之前，与父母共同构成的生活单位。然而，这一术语一旦与童年创伤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的影响就可能延伸、覆盖子女们的一生。

《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帮哥哥背着房贷，还要养活一家人；《都挺好》里苏明玉，妈妈为了让哥哥复读，情愿卖房，而到自己补习班的学费都不想交，考上北大却被要求上免费师范；《安家》里房似锦，妈妈为了让她早早的嫁人，把录取通知书撕了；还有《完美关系》里邦尼……

在有“重男轻女”陋习传统的中国，像苏家这样的原生家庭可能不在少数，有着明玉一样童年隐痛和被原生家庭伤害的女性，也绝不仅仅只有这些。

性别比，是指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数。国际上公认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间通常为103到107。

在中国很多非独生子女家庭里，性别比严重失衡。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3.5，第一胎和第二胎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向正常区间靠拢，但第三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达到148.5。

一些家庭的“男孩偏好”直接或间接推高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某些省份。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份仅有7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而广西、湖南、广东等省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119.0-122.9)。

代际传递下来的性别观念：女性就该多干活

柴静在《看见》里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重男轻女的问题，也并没有止步于家庭。

性别比，仅仅是中国父母们对“重男轻女”的一个缩影。

对于那些在“男孩偏好”家庭出生的女孩来说，受到的委屈可能从她们可以拿起“扫帚”就开始。

中国家庭中女孩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男孩，她们从小就会被分配更多的家务劳动。

为什么女孩更容易成为父母工作繁忙时的家务替补？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模仿律”理论认为，模仿是社会学习重要形式。孩子非常善于模仿父母的行为，原生家庭中的性别意识会被子女们所接收，家中的女孩往往会模仿母亲承担更多家务。

长大以后，中国人每天平均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女性为126分钟，男性为45分钟；居民家务劳动参与率男性为40.4%，女性为75.6%。

好像大家从骨子就认为育儿、家务就是女人的责任一样，做好了是本分，做不好就亏欠了所有人。

之前看过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至今印象深刻：

金智英姐姐求学时期被父母要求报考师范类大学，理由是以后找的工作更适合女性且更能照顾家庭。

高中时期上补习班被异性尾随骚扰，却被父亲斥责是自己裙子穿的太短。

大学恋爱时期因为和男友分手，被学长嘲笑是“过期的口香糖”。

职场时期，因为金智英是女性所以即使工作能力再出色，也在职场上得不到更好的提拔和机会。

婚后做了家庭主妇，要被年轻的职场男性和女性嘲笑是游手好闲只会喝咖啡的“妈虫”。

在中国，全职太太的比例虽然不像韩日那么高，但是生完孩子还上班的女性也不在少数，既要面对的丧偶式婚姻和婆媳冲突，又要忍受社会舆论引起的焦虑。可以说，金智英的人生，也是当代社会绝大多数平凡女性的缩影。

女性之难，难在抉择与取舍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做女人是一种什么体验？”

有一个高赞回答，让我特别心疼。

她说：

“当着双面人。”

何为双面？

一面认为早点找个好人嫁了是侮辱，一面又会焦虑自己到30岁会没人要;

一面渴望事业有成，一面又得为了家庭牺牲事业；

一面坚信女性的魅力不在外貌，一面又耗费精力财力变漂亮…

从小到大，每个人中国女性都活在男女平权和男权社会两套标准之中，当按着新时代的要求去独立上进时，旧时代思想的人又指手画脚，社会对优秀女性的期待仍停留在“贤惠持家”上。

当代女性之难，就难在抉择：社会总要求女性在家庭、自我和事业中做出取舍。

如果你为了家庭回归做全职太太，又有人说你不够独立是个寄生虫；

如果把孩子托付给老人帮忙，又会被吐槽老人并没有义务帮你带孩子，太过于自私不考虑老人。

如果你真的靠自我努力奋斗事业有成，别人必然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演员马伊琍曾被问过，女企业家张泉灵曾被问过，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男性这个问题，因为社会默认男性是不需要去平衡的，男性只用拼搏事业。

而恰恰最重要的是：家庭和孩子是需要男女双方共同去承担的，这是双方的责任，同样也需要彼此换位思考。

被啃食的女性未来：不婚不育保平安？

身为女性，到底该怎么活？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很重要：中国女人要想活得轻松，最最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在舆论洪流中坚定地做自己，敢于打破限制。

因为中国女人不是被哪个人的哪个词就轻易被定义，外界的条条框框，该挣脱的时候就得挣脱。

近几年，“不婚不育保平安”这句话，在网络上越来越常见。

当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惧和嫌弃，犹如大坝泄洪一发不可收拾，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1.2%受访者存在恐婚倾向，8%的人坦言自己的恐婚情绪极度严重。针对恐婚的男女比例，《广州日报》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30.1%的单身女性恐婚，恐婚的单身男性是19.3%。

对于女性来说，家庭与事业僵持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因此，很多年轻女性只能通过不婚来实现职业梦想。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低欲社会中“期望差距”的一种表现——正因为看不到未来，才进行自我阉割。

这对一部分女性来说，又何尝不是遵从内心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