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由安非锐写的这桩谋杀案发生在2013年的西班牙。受害者名叫阿颂塔(Asunta),原名永芳(音译),在不满一岁时被西班牙一对上流社会的夫妇收养,却在13岁时遭到谋杀。这起案子是西班牙近年来最受瞩目的案件之一,小姑娘的惨死,引发了西班牙举国的义愤和国际性的关注。然而,这起案件虽然早已结案,凶手也已经被定罪,但因为动机不能确定,案件的真相至今仍然笼罩在迷雾中。
(本文字数:7,358)
精英夫妇的“善举”
2001年6月下旬,在一架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并排坐着一对西班牙夫妇。妻子名叫罗莎里奥·波尔图(Rosario Porto),是个身材娇小、一头黑发的女律师,紧挨着她的是她的丈夫、记者阿方索·巴斯特拉(Alfonso Basterra)。
虽然已经在飞机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罗莎里奥依旧坐立不安,她从手提包里,颤抖着取出一个印着“Orfidal”的药盒,囫囵地吞下一粒白色的小药片。
(Orfidal是西班牙一种常见的处方药)
Orfidal是西班牙一种处方药的名字,活性成份为劳拉西泮(Lorazepam),在其他国家,这种药还被称作 “安定文”、“阿提凡”或者“罗拉”。Orfidal主要用于焦虑症的短期治疗,它会让人感到平静、安详和放松,最大的副作用是嗜睡,眩晕和步态不稳。
如果不将它和酒精或者其他药物混用,这种药还是相对安全的,然而在12年后,正是这种药,成了一场命案最大的“帮凶”。
飞机降落之后,罗莎里奥和阿方索来到了贵州省贵阳市福利院,两个月后,他们完成了所有手续,正式收养了一个名叫“永芳”(音译)的中国女婴。
(罗莎里奥和永芳)
永芳生于湖南省永州市,一出生就被遗弃了,经过一番辗转,被送到贵阳市福利院。这对西班牙夫妇打算收养她时,永芳只有九个月大,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比同龄的婴儿都要瘦小很多。也许是因为收养正式生效那天,正是天主教中的“圣母升天日”(8月15日)前后,罗莎里奥和阿方索为她取名“阿颂塔”(拉丁语的“圣母升天”),他们还保留了她的本名,所以这个女婴,便有了一个超级冗长的新名字(西班牙姓氏一般是父姓+母姓,简称时直呼父姓):阿颂塔·永芳·巴斯特拉·波尔图 (Asunta Yong Fang Basterra Porto)。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这对西班牙夫妇,要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领养小孩?
其实,从上世纪末开始,西班牙的跨国领养就相当普遍,到2004年,西班牙已经成为跨国收养的世界第二大国(第一是美国)。仅2005年一年,就有2,750名中国儿童被西班牙家庭收养,这些孩子中,绝大部分在2周岁以下,95%是女孩。
(2003年中国领养机构在报纸上刊登的“寻亲启事”,希望孤儿们在进入收养程序之前,还有亲人愿意认养他们)
跨国收养兴盛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西班牙国内生育率急剧下降,可供收养的儿童数量“短缺”;另一方面,这种跨国收养的目的地国,一般是相对欠发达的亚洲、拉美和非洲,这也会给领养人带来“行善”的成就感和更多的关注度——前提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至少10,000欧元(相当于现在13,000欧元左右)的收养手续费和旅行费。
不过,这笔钱对罗莎里奥和阿方索根本不成问题,这对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的夫妻,是当地不折不扣的“贵族”。
加利西亚自治区(Galicia)位于西班牙最西北部,濒临大西洋,南部与葡萄牙接壤。这里的经济以渔业、畜牧业和水产加工业为主,属于西班牙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相对封闭的地区。
(加利西亚自治区)
罗莎里奥和阿方索生活在加利西亚的首府圣地亚哥(全称Santiago de Compostela),这里是天主教的朝圣圣地,总人口只有9, 3000人左右(2000年)。
罗莎里奥出生于圣地亚哥一个精英家庭,父亲弗朗西斯科(Francisco)是当地著名律师,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还曾出任法国驻圣地亚哥名誉领事(兼职外交官),母亲玛丽亚(María)则是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知名的艺术史教授。
罗莎里奥出生于1969年,是这对夫妻的独生女,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在日后的采访中,她声称自己真正想学的是心理学,然而迫于父母的压力,她不得不选择了法律专业。读本科期间,罗莎里奥曾到法国交换了一年,不过她只读了几个月就不再去上课,因为“这里谁也不认识我,而在圣地亚哥,所有老师都对我百般关照”。
从左到右:玛丽亚、罗莎里奥和弗朗西斯科(2006年)
在那段时间里,罗莎里奥开始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不过她还是顺利地毕了业,之后又前往英国深造。在律所的线上简历中,罗莎里奥称自己就读于英国伦敦法学院(London High School of Law),但其实英国根本没有这个学校——估计她想伪造的,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那里拥有世界上最领先的法学院之一。
不过罗莎里奥确实在伦敦的什么地方培训了一年, 回到西班牙后,罗莎里奥女承父业,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又继承了他法国荣誉领事的职位。
1990年,罗莎里奥经人介绍,认识了《加利西亚邮报》(El Correo Gallego)的记者阿方索,两人于1996年10月结婚。
(罗莎里奥和阿方索)
据说在阿方索之前,罗莎里奥曾有一个在铁路工作的男朋友,这位男友的具体职务未知,不过,罗莎里奥的父母显然认为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坚决地棒打鸳鸯,让两人分了手。
阿方索并不是本地人,他出身于巴斯克(Vasco)自治区的首府毕尔巴鄂(Bilbao)——巴斯克自治区位于西班牙的中北部,与法国接壤。这里是西班牙的重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西班牙独立意识最强、最有优越感的地方之一。
这位阿方索就是一个“骄傲的巴斯克人”,他出身富家(但他父亲早已把钱挥霍一空),同事们都形容他举止清高,颇有点自命不凡。不过他这样的出身和职业,倒是令罗莎里奥的父母相当满意,他们买下了圣地亚哥最上等住宅区的一套顶层大公寓,送给女儿女婿,作为他们的新房。
婚后第三年(1999年末),这对夫妻决定领养一个小孩。之所以选择领养,是因为罗莎里奥声称自己患有红斑狼疮(然而并没有相关医疗记录),害怕会遗传给下一代(其实红斑狼疮虽然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概率并不高)。她日后又说,自己根本就不想要小孩,只是迫于父母和丈夫想要孩子的压力,才选择“比较方便”的领养。
(罗莎里奥在律所工作)
不过在领养机构看来,这对夫妻称得上是“完美领养人”,不但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好,而且还有极佳的隔代影响(指罗莎里奥的父母)。领养机构的心理医生在评估报告中写道:罗莎里奥“友好、善于表达和合作、适应力强而充满爱心”,阿方索则“耐心、随和、善解人意有幽默感,性格坚强又有决断力”。他们很快就正式进入了领养程序(2000年),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成功收养了阿颂塔,而一般这样的跨国收养,都至少要经历2年半、甚至是3年半的时间。
“田园诗家庭”中的“神童”女孩
2001年秋天,罗莎里奥和阿方索将不满周岁的阿颂塔带回了家。
那个时代,在西班牙的大都市(比如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里,收养一个外国小孩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在偏僻的加利西亚自治区,阿颂塔是第一位被领养的来自中国的孩子。
再加上罗莎里奥的父母,本来就是当地名流,所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媒体的热切关注。罗莎里奥也高调地在采访中表示,“收养是一生一世的承诺”,自己和丈夫会关爱阿颂塔一辈子。阿颂塔六岁那年,她还做客加利西亚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
(罗莎里奥在采访中表示:“收养是一生一世的承诺”)
在节目中罗萨里奥表示,阿颂塔是一个天才儿童,自己为此阅读了许多相关书籍,以保证她能够快乐地成长。小姑娘也似乎符合对华裔小孩的所有刻板印象,她成绩优异,甚至跳了一个年级,她很早就开始学习英语、法语、汉语和德语,还有芭蕾、小提琴和钢琴。
(阿颂塔和养父母)
据她养母说,阿颂塔唯一不够“早熟”的地方,是她对异性毫无兴趣(对同性也没有),直到遇害之时(那时她已经年满12岁),她从未有过自己的“primer amor”(指那种两小无猜的小男友)。不过考虑到阿颂塔过于丰富的“课外活动”,她似乎也无暇他顾。
据说阿颂塔每周六的安排是这样:
早上7点起床,学习两小时中文,之后去上芭蕾私教课,下午则是法语课、小提琴课和钢琴课。到了晚上,她还要和母亲一起参加一个名叫“Ateneo”的文化沙龙,内容包括座谈、辩论或是音乐会。
罗莎里奥说,学习这些课程,都是阿颂塔主动要求的,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虽然阿颂塔的确很聪明,但她的“天赋异禀”,更大程度上是(被迫)勤奋的结果,换句话说,她是一个被塑造成的“神童”。有一次,一位朋友去做客时,听见母女二人因为课外课程发生了争吵,小姑娘抗议地大喊:“我上这些课,完全是因为你喜欢!” 
(阿颂塔和养父阿方索参观博物馆)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阿颂塔是一个乖巧文静的“好孩子”。她和自己的养外祖父母感情很好,外祖父弗朗西斯科经常会在芭蕾课后去接她,两人一起穿过公园步行回家,一边喂鸽子一边聊天。外祖母玛丽亚则教会了小姑娘游泳,她去世时,阿颂塔也一直守在她的病榻前。
到了12岁那年,阿颂塔的个头,已经比养母罗莎里奥还要高出5英寸(12.7厘米)。不过和已经普遍发育同龄人相比,阿颂塔依旧像个小女孩。因为平时“太忙”,阿颂塔的同龄朋友不多,但仅有的几个,都彼此相处得不错。她和保姆卡门·冈萨雷斯(Carmen González)也很亲密,还曾在假期去拜访她的乡下老家——总体来说,这个小姑娘虽然有点孤单,但在情感和人际交往方面,完全正常健康
(有点“假小子”气质的阿颂塔)
在外人看来,阿颂塔无疑是个幸运的女孩,她从一个被抛弃的孱弱孤儿,一跃成为精英家庭的掌上明珠,养父母不仅对她宠爱有加,还充分发掘和培养了她的天赋,就像保姆卡门形容的那样:“在我们看来,那简直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家庭。” 
罗莎里奥的“叛逆期”
不过,这个“田园诗般”的家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不那么美好的裂痕。
2009年,罗莎里奥跑到一家私人精神病院就医,她自称感到内疚和情感淡漠,并有自杀倾向。她觉得自己无时无刻,都要和性格强硬专断、仿佛“割草机”般的母亲玛丽亚竞争,而养女阿颂塔(那时她八九岁,还没进入所谓的“叛逆期”)也很叛逆、很烦人,令她心力交瘁。当然,这些话只是罗莎里奥的一家之言。
(阿颂塔与养父母)
虽然情况听起来挺严重,然而两天后,罗莎里奥就出院了,之后也只回来进行了一次定期检查,并没有继续治疗。到了2011年夏天,罗莎里奥自称已经“走出了阴霾”,并开始为阿颂塔筹划为期一年的英国交流项目,她说此举是为了提高阿颂塔的英语水平,以便确保她“不辜负自己天生的才华”。然而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罗莎里奥的家中就出现了变故。
首先是罗莎里奥的母亲玛丽亚,在2011年底突然去世,八个月后,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也患急病身亡(两人都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虽然这两位老人,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但平时都很硬朗,所以对他们的离世,亲友们都感到有点猝不及防。
(罗莎里奥的父母弗朗西斯科和玛丽亚)
按照罗莎里奥的说法,这段时间是她生命中的“至暗时刻”,而她应对双亲的突然离世的方式,就是将他们为自己规划的“理想”前半生全部颠覆,开始了迟来的“叛逆期”。
罗莎里奥先是辞掉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荣誉领事职位,因为这个工作属于义务劳动,没什么收入,罗莎里奥也看不起自己的同僚,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沽名钓誉的俗人”。接着,她又关闭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律师事务所(自从她接手以来,律所就生意不佳,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边缘),自己也不再做律师,而是转行做自由职业的法律顾问。
罗莎里奥转行后不久,一位名叫曼努埃尔·加西亚(Manuel García)的富有商人,聘请她作法律顾问兼翻译,陪自己前往摩洛哥洽谈投资。尽管这位曼努埃尔已有家室(妻子当时正怀着孕),罗莎里奥还是和他陷入了火热的婚外情。
2013年初,阿方索发现了妻子的出轨(他偷偷登陆罗莎里奥的邮箱,发信了她与情人间的“情书”),罗莎里奥则干脆利落地和他分了居。
这对“完美夫妻”的婚姻危机,令他们的亲友们大为震惊,罗莎里奥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她说阿方索是个冷漠、反社会的清教徒,自己对他的热情已经耗尽。另外,自从收养了阿颂塔,阿方索就辞职在家,负责家务照顾孩子,虽说他仍然自诩为“自由记者”,但他几乎从不工作,就是靠着妻子(岳父母)的钱过日子——和自己那位自信、精力充沛的富商情人相比,这个“家庭煮夫”,显得一无是处。
(阿方索的Facebook头像,背景就是毕尔巴鄂著名的古根海姆美术馆)
阿方索搬出了那套顶层豪宅,回到了老家毕尔巴鄂。据说,罗莎里奥也像其他尽职尽责的母亲那样,和阿颂塔进行了一番“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只是我们不再相爱了”的谈话。阿颂塔的反应很淡定,她只问了一句,“那谁来做饭?”或许她也明白,在这件事上,自己其实并没有任何发言权。
不过,三个星期以后,阿方索又回来了,并在母女俩住的那间顶层豪宅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直线距离只有25米)。阿方索说,自己回来唯一的目标,就是想要照顾阿颂塔,看着她健康快乐地长大成人。
这番话听起来感人至深,但其实别有玄机。按照遗嘱,罗莎里奥继承了父亲的律所(她已经卖掉了)和父母全部的不动产,包括他们在圣地亚哥的公寓、位于附近小镇特奥(Teo)的别墅以及一栋海滨度假小屋等等,所有这些,总值估价在100万欧元左右(那时的欧元,比现在还要值钱一点)。
(位于特奥小镇的乡间别墅)
另外这两位老人,还给外孙女阿颂塔留下一大笔钱,作为她日后的教育经费。然而阿方索却一无所获(遗嘱中明确所有财产只归罗莎里奥一人),如果罗莎里奥和他离婚,这种不劳而获的潇洒日子就到了尽头,所以他千方百计地寻求复合
阿方索在那间小公寓住下之后,开始每天用电子邮件“轰炸”罗莎里奥,归纳起来,这些邮件不外乎两个主题:
(1) 那货(罗莎里奥的情人)就是个粗俗的暴发户,你怎么看得上他?!
(2) 你该做家务A,家务B,家务CDEFG了……
第二种主题的邮件,表面上都是以照顾阿颂塔为名,进行家务的“交接”,可其实另有深意。罗莎里奥从小娇生惯养,是个家务白痴(据说她连鸡蛋都不会煮),加上她从大学时代起,就有焦虑症的病史,之后也断断续续地服药(还记得飞机上的“Orfidal”么?),所以阿方索频繁地以罗莎里奥极不擅长的家务事骚扰她,就是想诱发她无助和焦虑的情绪,让她对自己再度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阿方索的“计划”很成功。2013年6月,罗莎里奥神经衰弱症发作,被送进了医院。阿方索则冲到他分居妻子的病榻前,对她细心体贴,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周之后,罗莎里奥出了院,夫妻间的关系也变得缓和,他们似乎回到了从前的生活方式,三口人经常一起吃饭。然而令阿方索大失所望的是,罗莎里奥并没有离开情人曼努埃尔(虽然他根本不打算离婚),也没有和丈夫复合,只想和他保持“兄妹般的关系”。
(12岁的阿颂塔)
阿颂塔呢?没人知道她对此有何感受。2013年的那个夏天,阿颂塔(她已经年满12岁),先是去拜访那位保姆卡门的老家,之后又和一位教母,前往一处海滨度假。她的养父母虽然就住在附近,但一个半月的暑假里,这“一家三口”,却只相处了不到一周时间。
也许因为终于有机会从繁重的“课外活动”中解脱出来,阿颂塔过得很开心,她在海中尽情地游泳,还参加了好几个当地的民俗节目。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那时没有人知道,这将是她最后的暑假。
树影中的尸体
2013年9月,阿颂塔开学了,生活又变成了熟悉的样子,和养父母一起吃饭、繁重的“课外活动”、做完作业后看一集《辛普森一家》……一切似乎都回归了“正轨”。
然而,2013年9月21日晚上22点17分,罗莎里奥和阿方索一起到圣地亚哥总警局报案,声称他们的女儿阿颂塔“失踪”了。
他们的说法是:21日(那天是星期六)下午,罗莎里奥和阿颂塔一起在阿方索的小公寓吃午饭(西班牙的午餐时间通常为下午2点到4点),之后母女两人回到那栋顶层公寓。晚上7点左右,罗莎里奥出门办事,独自一人开车到特奥的乡间别墅(距离圣地亚哥有约20分车程),留下阿颂塔一人在顶层公寓写作业,养父阿方索则呆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看书。
(罗莎里奥和阿方索到警局报告“失踪”的漫画)
晚上21点30分,罗莎里奥回到家,发现阿颂塔不见了,她联系了若干亲友和阿颂塔的朋友(然而后来证实,没有任何人接到过这个“求助短信”),没人知道小女孩的去向,于是她便和丈夫一同来到警局报案。
当晚值班的警察名叫哈维尔·维拉科巴 (Javier Vilacoba),他自然认识这对“名人夫妻”。正当他一面安慰这对夫妻、一面送他们离开警局的时候,在阿方索的“提醒”下,罗莎里奥突然又“记起”了一件“怪事”。
罗莎里奥说,大约两个月前的某一天的凌晨2点,她被阿颂塔的尖叫声惊醒。当她赶到养女的房间时,发现一个一身黑衣、戴着乳胶手套的魁梧男人,正俯视着阿颂塔,接着这个男人就一把将罗莎里奥推开,落荒而逃。
这个故事本身就散发着造假的气息,更诡异的是,罗莎里奥根本没有报警,因为她觉得,入室行窃案很少能够被侦破,阿颂塔又是个胆小的孩子,罗莎里奥不想让她“在自己家里都感到不安全”。
补充了这件“怪事”之后,这对夫妻离开了警局,哈维尔警官就已经隐隐感觉到不妙。果然,仅仅三个小时之后,有人发现了阿颂塔的尸体。
阿尔弗雷多·巴尔萨 (Alfredo Balsa)是圣地亚哥地区警局的“常客”,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因为酒驾/嫖妓/斗殴/袭警之类的原因被请进警局。2013年9月初,他被没收了驾照,所以9月22日凌晨,当他和一个朋友从某个乡村酒吧离开后,他们自然不敢无照驾驶走大路,所以决定沿着森林边缘的土路回家。
(阿尔弗雷多·巴尔萨)
那是一个异常明亮的夜晚,月光透过橡树和松树,在土路和森林之间的缓坡上,投下斑驳的暗影。突然,巴尔萨瞥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稻草人,但摆放的姿势,却有种奇怪的别扭。他们踩下了急刹车,倒车,让车头灯照向那个缓坡。果然,躺着的是个人,距离土路只有一米多的距离。
巴尔萨和朋友下了车,小心翼翼走了过去。缓坡上落着厚厚的松针,上面躺着一个女孩,明显是个亚洲人。
她穿着沾满泥土的蓝灰色运动裤,一件配套的运动上衣压在身下,只有右胳膊半伸进袖子里,左臂生硬地弯曲着。运动上衣里面,是一件贴身的白色T恤,T恤的下摆被拉到她肚子上方。女孩赤着脚,手腕和脚腕上绑着橙色的绳索,胯下有一大片湿漉漉的污渍,鼻子底下,还有少许带血的粘液。
他们碰了碰她的脉搏,女孩早已死去。
(阿颂塔的尸体被发现时,距离路边只有一米多)
那么,阿颂塔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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