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得上儿童的绘本 & 配得上绘本的评论
作者  ｜  小乐
“最好的图画书将成为永恒的家庭微型美术馆。它们是概念，艺术品，设计和生产的融合，为儿童和成人带来乐趣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Morag Styles，Martin Salisbury
“好的图画书给予我们所有好的艺术能提供的东西，那是更深的觉悟，是让我们拥有更丰富人性的机会。”
                                                                ——Perry Nodelman
十多年前，说起儿童绘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小孩子家的图画书，简单的故事加上简笔画，能有多复杂？也就是在这十几年间，中国的儿童图书市场发展生猛，80、90后的父母成了第一代给孩子读绘本的家长。从不知道绘本是啥，到动辄晒出孩子读了几千本绘本，这样的突变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伴随儿童图画书以百亿计市场的涌现，阅读推广人，绘本专家，儿童早期阅读专家等“行家”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他们列书单，发评论，上直播，卖绘本。但大多数文章结构不外乎概括情节，高亮能培养孩子什么技能，外加告知自家孩子有多喜欢。很多文章读起来乏味又空洞。
在图画书相对是个新鲜事物，背后却有巨大利益的市场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很多所谓“专家”既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也未做过真正的研究，更别提做出任何理论贡献。他们翻来覆去的复述那些随处可见的经典绘本，一再描写绘本大师早已被人知的佚事，并未提出多么新鲜见地或原创理念，便被尊称为学者，研究者。
当然，类似的现象并非我们独有，好的书评对于图书的出版和销售都能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在KOL声音响亮的今天。英国Sunday Times的儿童书评人Nicolette Jones就曾在越来越多不懂艺术的书评人评论绘本的时候提出“这很危险，尤其当短评只是简单介绍故事，再添加一些这本书如何可爱的词语。图画书本质上是一种视觉传播。对于孩子，故事当然重要，但他们是通过图像叙事来获得故事的。” 
那么，图画书可以从哪些角度来欣赏呢？剑桥大学儿童教育学院儿童文学教授Morag Styles和剑桥艺术学院插画系教授、童书研究中心主任Martin Salisbury共同写作了“Children’s Picturebooks：The Art of Visual Storytelling”。
这本书就像一篇文献综述，从图画书历史，图画书的艺术创作，图画书和儿童发展，文本和图像的交互叙事，关于“禁忌”话题的儿童图画书，印刷技术创新使用，非虚构类图画书，和图画书出版市场八个角度，介绍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 
换句话说，这也可以是一本如何理解和评论儿童图画书的指南。
01
图画书，创作者和那些时代
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部分。一个是对每个时代出现的绘本创作者以及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介绍。
我总是相信创作的时代背景对于理解作品格外重要。作者的思想、情感、和技术既源于永恒的人性，也生发于那个年代，那片土地。经典作品当然可以超越时代框架，尤其是对儿童读者而言。但是对于成年人，目光所及如果只是自己的时代和经历，看见的故事往往就停留在表面。
所以我们见到太多看过《野兽国》却觉得莫名其妙，读过《小蓝和小黄》只觉得可可爱爱的的父母。如果能还原这些小小的图画书背后丰富广阔的时代场景，它们就会释放出大大的力量，让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我们也理解和爱上这些小书。
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简洁的提炼了现代图画书发展中经过的那些时代： 
比如，写到上世纪30年代时，“Babar原著在社会政治评论家中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其内容有攻击性和新殖民主义的一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乌托邦环境中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主义伦理。”
对同时期的Edward Ardizzone, “他的作品经常被描述为典型的英国风格：它反映了特定的建筑、农村和社会背景，在他的图像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的许多人物的绅士风度。”
而战后美国图画书市场的快速发展受到很多从欧洲或拉丁美洲逃离战争和动乱的社会，移居来到美国的图像设计师的影响。而他们的来处，又让他们在作品中寄托了对社会正义，政治理念，文化差异的思考。
比如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都生活成长过的Leo Lionni，在战争爆发后带着妻小来到纽约，并成为广告界成功的艺术指导。他最有影响力的《小蓝与小黄》以极简单的故事传递了极丰富的内涵：“这是一个关于颜色和形状的轻快的介绍，但也关于种族，差异和包容。” 
进入60年代，更多今天被我们熟知的大师出现了。
“约翰.伯宁汉公开承认对儿童读物的想法并不特别感兴趣。但通过这种媒介，也部分是因为他的态度，他出色、诗意却从不高傲地传达了信息…伯宁罕最重要的一些书涉及了严肃话题，比如疾病和死亡，比如人类对环境的摧残。” 
而斯凯瑞笔下的忙忙碌碌小镇上的角色  “哪怕是最调皮捣蛋的那些，在向几代儿童介绍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时，也总是表现得优雅而幽默。后来重印的文本经常被更新加工，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和对刻板陈规的抵制。”
2
儿童发展和图画书
另一个有意思的章节展示了学者们探究孩子读绘本时产生的情绪，知识，道德体验，从儿童发展，认知科学角度的研究来理解儿童视觉素养的发展以及图画书在其中扮演的作用。
这些研究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尽管 ‘很多出版商和评论家对艺术作品是否适合儿童都有表达出看法，但没有明确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图像对儿童的眼睛最具有吸引力或沟通性。人们常认为，明亮的原色对幼小的孩子最有效。但困难的是，常规阅读图画书年龄的儿童往往不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从图像中获得了什么。他们也有可能受到暗示，说出他们设想大人想听的话。因此，即使有设计得再好的研究，儿童正经历的世界对我们来往往都是一个谜’。”
父母们可能常有体会，直到我们把一本新书在孩子面前翻开的一刻，孩子对这本书产生怎样的反应，常常都是未知的。所以，绘本也是一扇让我们看见孩子，尤其是窥见一个具体的儿童内心世界的窗户。
而研究者们当然是不会凭空猜测，她们精心设计研究方法来观察孩子的反应，记录下当孩子和绘本相遇时碰擦出的那些火花。于是，她们发现“虽然阅读图画书的孩子们喜欢被逗乐，但他们也想接受挑战，一些年轻的孩子可以坐在图画书前一个多小时，一心一意地追求它的本质。”最好的插图画家是那些尊重小读者，从不售卖打折作品给他们的人。”
“苏珊-谭对9岁儿童阅读并以绘画回应森达克的《我们和杰克还有盖都在垃圾堆里》所做的研究表明他们对这本书有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不仅可以理解其社会信息，还能进一步探讨其中的道德问题和复杂性……面对一个被许多人称为过于成人化，孩子无法理解的文本，儿童们拥抱了它的错综复杂，将森达克的故事收入自己的世界。”
詹妮弗-法拉尔在研究中选用了大卫.威斯纳颇具挑战性的图画书《三只小猪》。她发现 ：“其不寻常的布局和设计迫使读者以非线性的方式访问文本；对有争议的话语的使用需要读者更高层次的互动和多次阅读，而其故事的非连续性造成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此孩子们很乐意接受。”
3
配得上儿童的作品&配得上作品的评论
我发现，虽然图画书的主要对象是儿童，但那些备受孩子们喜欢的绘本其实是深邃而非浅薄的，只是这种“深”常以生动，轻盈的形式呈现出来。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恰恰是需要高超技艺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对于什么是童年，怎样的话题儿童“应该看”，怎样的话题又不能给孩子看，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些多样的儿童观，造就了各国儿童图画书的不同样貌。
欧洲早期的儿童故事常有血腥黑暗。北欧国家则坦荡的在儿童图画书中谈论死亡，抑郁，家暴等生活的真实切面。美国的图画书虽然普遍被欧洲作者认为“玫瑰色审美”，但也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现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残障人群，社会正义等主题的绘本。在亚洲的绘本市场起步较早的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出现探讨人性，战争，阶级，权力等议题的图画书也越加寻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图画书，在国内市场常常卖的不好，不容易被接受。 
作为一个图画书资浅爱好者，在过去一段走火入魔中，我常常被创作者、出版人和研究者们对图画书发自内心的热爱，对儿童的尊重和理解，对人性和世界无畏的思考，以及不断突破的艺术尝试所感动和震撼。
有了这样的体验，再看到以随意，轻视，打折的态度来对待图画书，对待孩子的情况就会感到格外刺眼。比如翻译问题的频繁出现：也许人们认为绘本的语言少且简单，加上销量为王，所以用KOL代替专业翻译，不进行严谨的检查校对。比如在内容中缺乏对儿童真正的理解和尊重：片面的以为恶搞，瞎想，幼稚，就是童趣。比如所谓“译写”，在本来精妙的无字书上加入个人主观色彩的文字，或者在翻译过程中添油加醋的二次创作。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操作，常常不过是利用了人们的信息差。
好在也有越来越多对图画书职业怀着敬意和热爱，也具备专业能力和广阔视野的绘本人参与其中，让人欣喜。她们对绘本的的理解和阐述，常常让我获益匪浅。
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谈到心中的理想研究者时说“他尽可能的增长学识，努力使之适应塔索研究的对象的创作环境。他不但要搜集和考证所有关于创作手段，创作条件，创作年代，作者身份，预定目的的等可用的实际资料，而且要将他研究的作品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同时还要研究反映这件作品所属的国家和时代的审美标准之类的著述，以便对他的特质做出更’客观’的评价。” 
对于图画书研究者，从业者或评论者，这样的要求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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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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