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张健康码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53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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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周，男，1974 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现居德国。免疫学学者，《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在打疫苗之前，医生问我有没有什么疑问。我问是哪款疫苗，在得知是 BioNtech 之后，接种就开始了。

这款新冠 mRNA 疫苗在德国被叫做 BioNTech，在美国被称为辉瑞，而在中国则是贴牌的复必泰。我选择它不仅是因为它的高效，更主要是希望以后回国的时候有用。如果有一天中国承认一款国外的疫苗，我想大概率是复必泰。

快两年没有回国了，二十多个月，近七百天，这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曾有过的。

我的故乡，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小山村。和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我的父母也没有再务农，搬到县城住在了妹妹所在小区的一个车库里。农民成了市民，邻居们在进门就关门的商品房里难得往来。但县城小区的车库是个例外，因为后面没有窗户，前门一般都是开着，这让邻居间依然能像在农村那样自由地交往。

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与人聊天是她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这是她喜欢的地方。

回家次数多了，我和那些邻居也都熟了起来，有时候她们还会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就和在外地打工的人一样。这时我也会笑着说，我也是打工的呢，只是在国外罢了。邻居于是又会问从德国坐飞机回来要多长时间，在得知只要十几个小时之后，她们便会惊讶起来，说打工的人从深圳坐火车回来也要这么长时间呢！难怪你回来得这么勤快。

老家炎热，没有客人的时候母亲会把饭桌摆到门外，一边乘凉一边用餐。这时候邻居也会走过来聊天，笑着说儿子大老远回来怎么也不多做几个好菜。这时候母亲就会说我不喜欢大鱼大肉，偏爱清淡。

母亲知道我的肠胃不好，经不住油脂的折腾；母亲也知道我喜欢吃家乡的米粉，配着她煎的荷包蛋。母亲做的荷包蛋煎得“老”，蛋清部分很有嚼劲，这让我喜欢。我同样喜欢的，还有家乡的粽子。老家把包粽子叫扎粽子，包与扎的区别在一个“紧”字上，也正是这份紧，成就了家乡粽子的特殊风味。不管是不是端午，我回家后母亲总会扎上一些。

▲ 扎粽子时的母亲，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家的日子，只要是午餐和晚餐，父亲都会给我倒上一杯泡了中药的白酒。他知道我的酒量不行，所以只用二两的酒杯。泡酒的中药成分总是在变，不变的是酒的颜色。我对中药不感冒，但对父亲递来的酒很是欢迎。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严父的角色，这让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少。一口酒下去后，两人的话就会慢慢多起来。

上一次这样的时刻，已经是两年前的秋天，那时候我自然地想，不到一年还会回来，但新冠改变了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愁也就自然地积累了起来。思乡对我来说，不是那个空心的村庄，更是母亲的荷包蛋、粽子，还有父亲的一杯酒。

其实我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妻儿都在国外。对于那些独自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来说，他们的回国团聚的心情更加迫切，比如我在德国的一个学生。

学生今年博士毕业，在国内找好了位置。听说机票难买，她在四月就订好了七月底回国的行程。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航班因为疫情被熔断，机票被推后到了八月底。而她的签证只到八月初，当地的外管局还拒绝延签，理由是现在中德之间每周依然运行着十几趟航班，还有回中国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确每周还有十几趟航班，但这大约只是疫情前的一两天的数量，这让买票变得艰难，临时买票就难上加难。在网上搜寻一番无果后，她最后花高价从黄牛中介那里买到了七月最后一天飞往上海的机票。

剩下的日子就是准备回国，提前三天去了法兰克福，做核酸和抗体检测，申请绿码。彼时台风“烟花”刚刚袭击了上海，南京疫情还在扩散，航班随时都有取消的可能。即使两张机票在手，她依然忐忑不安。

更难受的是她在国内的父母，虽然她已经二十八岁，但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作为父母不仅要和她一样忐忑不安，还多有一份着急和爱莫能助。在奔走着去检测核酸和抗体的那天，她忙得忘了给父母报平安。这让她的父母有了一夜的煎熬，在第二天视频通话后，她五十岁的父亲放声恸哭。这是她母亲之后告诉她的，说几十年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登机的那一天，晚上九点半起飞的航班，下午四点已经排起了长龙，提前几个小时等待值机的开始。在这长长的队伍里，每一个人的回国都是一个故事。

晚上九点半，学生登机，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上飞机了，国内再见，感谢！”

我的心也随之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