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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高层近日连续发声，值得高度关注。
深圳梦昨天发布《深圳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主政深圳8年间壮士断臂、惊心动魄和终身难忘的事》一文中提到，1992年“8·10”事件引发了深圳股市的一场风波，李灏称这是“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在6月10-11日，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作了题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相关政策和长期效果》的演讲。其中提到“深圳”，比如说1992年在深圳看到大家排队抢购股票认购证，1995年发生国债期货的对赌的现象，1999年股票市场出现井喷，2007年上证指数冲到620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采取冷却的做法，表明中国的政策取向力求克服过度投机的现象。谈及勿过度投机，周小川强调，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过度投机，不要借太多的钱。要特别控制境内人员参加周边的赌博，因为这些东西都对实体经济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帮助。他提到，要注意对人的教育培养和方向的引导，不要搞赌博，也不要去吸毒，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从事过度的投机活动，也不要超出自己的收入能力借太多的钱。
与此同时，6月10日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四大金融一把手集中发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央行行长易纲，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都进行了演讲。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甚至明确指出：”那些炒作外汇、黄金及其他商品期货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家致富，正像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样。“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货币政策要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坚持稳字当头。在保持总量政策适度的前提下，货币信贷政策将主要强调两大结构性方面。第一，扎实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第二，坚持发展普惠金融。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演讲中表示，IPO发行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松。年内有156家公司进行IPO，实现常态化发展，增速还不慢。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尤其是美元利率、汇率的波动，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未来，在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外汇储备将把可持续投资作为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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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11日，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主题为“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出席“全体大会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相关政策和长期效果》为题发表讲话。
以下是演讲全文 ：
周小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相关政策和长期效果
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够参加陆家嘴论坛，陆家嘴论坛我参加过多次，历来比较积极。今天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一定程度上会涉及科技，其他人更多的是讲科技，我还是更着重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的题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相关政策和长期效果。首先先借国际比较来讲一下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中国很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要和实体经济密切相连，因此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其他有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概念，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怎么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不怎么特别强调金融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的关系，因此进行一些比较有一些初步的概念还是有必要的。
第一个维度就是国别比较，如果说我们中国特别强调金融服务、金融市场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联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从这个角度算是在0-1之间算1的话，也有一些国家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不提这个事儿，认为金融是金融，可以独立运行，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0-1”之间趋近于“0”这边。有很多发达国家可能比较偏近0那一边，特别是美国华尔街因为金融业比较发达，所以他们更强调金融自身的特性。
另外从时间轴上来看，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题目也是随着历史是有变化的，如果有一些投机过度造成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话，大家就会对这个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讨论比较多，也比较注重加强这方面的联系，但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事儿就变得比较淡漠，有可能有所遗忘。
另外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从决策层面还是经济学、金融学的层面来讲，其实都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观点，不见得是一个点，也就是说可能有些学者、政策制定者比较偏向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另外一些人可能较少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应该说它也是一种正态分布，它的平均值代表了一些主流意见，因此，我们可以从好几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
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是非常频繁地讲实体经济，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很少引用实体经济这个词，另外引用的时候含义也不见得一样。再有，在政策制定的陈述的考虑上，金融政策陈述方面很少提到实体经济，因此大家可以有很多资料可以去分析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近年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热度的，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先是2008年第四季度，我想从中国的观点，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其中原因之一是有一些过度投机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这应该予以注意，2010-2012年期间，在中国几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和国务院都反复强调经济金融界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强调了这样的内容，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做的比较突出的。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这个精神，推出了社会融资总额的口径，这个口径融资既有金融业，也包括保险、信托、证券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融资，也有金融业为自己本身的融资，把金融业自己内部循环的资金全部扣除，得出社会融资总量的东西就是从统计上、数字上反映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程度和它的数量，这也能表明了对它的重视。
今天的题目涉及到科技创新，在涉及到加密货币的创新的时候，中方的态度也是在很多分析和讨论上注重你究竟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能为实体经济做出重要的服务，那么可能给予更大的关注，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这方面的研发和试点。反之，就会弱一些。
很多发达国家讨论实际上跟我们有很大不一样，首先关于实体经济的讨论，多数的情况下，像华尔街有一些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不接茬”你说你的，他不跟着你做讨论。
如果讨论到有些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比较强调这些产品具有一些定价功能。同时可以对冲一些特定的风险。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这个观点还是有很多差异。后面我会讨论到。我个人认为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从长期来讲会获得巨大的好处。
再下面一个题目我想讲一下，从动态的演变角度来看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个观点大家都在不断的向前推进，从中国来讲，中国过去是搞集中性计划经济，那时候的国民经济统计和现在不一样，不用GDP，用的是国民收入，这个统计口径里国民收入不包括服务业，也就是说主要强调纯粹物质生产和物质的消费，服务业不进入其中。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引入了GDP，引入了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说严格一点应该是国民账户核算体系，到了90年代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国曾经有一段比较热衷于讨论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多数人那时候理解金融是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后来，也没有明确的结果。
我们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出现以后中国非常明确提出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什么是实体经济呢？这个定义并不是大家都有明确的共识，或者有一个有共识的定义。我们在刚才所说的2010-2012年期间，我个人参加某些讨论的时候听到了一种说法，中国国务院有这么多部委，除了我们工信部和农业部以外，是在搞实体经济，其他都不搞实体经济，所以有可能受到以往的概念的影响，把所有的服务业、所有的财政金融、审计这些部门都认为是非实体经济，这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
所以在那时候也对此专门做了澄清，要认识到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可能说起来比较复杂，有一部分金融业就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交易，有可能离实体经济稍微远一些，近远的程度不一样，可以用“0-1”之间的分布来说明。处在“1”的位置上，至少有三方面含义，第一是支付体系，没有支付体系，实体经济转不起来，所以金融在做支付体系的过程中可以看作完全是实体经济运行的一部分；第二是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的支持，特别是流动资金贷款，因为企业生产要有原材料、半成品、投入品的投入，生产出的东西也可能还需要有库存、运输才能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流动资金支持了企业的连续运转，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实体经济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要进行新的研发投资，新的设备投资，更新技术工艺、更新产品，这个过程需要投资，为这种投资所进行的融资服务包括银行信贷也包括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包括资本市场为他们的融资，这也应该看作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
金融市场的交易也有一些主要是为了风险管理，有的部分是可以被投机活动所使用，可以进行标度，某种金融产品、某种金融服务和实体经济联系程度的是紧还是松？他们可能处于某一种状态。像IPO给企业融了资，企业绝大部分拿这些融资是进行研发、设备更新、技术更新、创新产品，这样的话这部分是明显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成分。也有一部分，可能二级市场交易更复杂的衍生产品，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甚至有一些走到“0”的地步，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实体经济，是要加以警惕，甚至政策上需要加以控制。沿着历史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这些观点也在不断的探讨和厘清，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再下面我们谈一下涉及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会有很多政策是与此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取向。这些政策不见得完全是去界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但是它的取向有所不同，特别是从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有相当多的不同。中国过度投机创造的机会时，往往是采取控制的做法。比如说1992年在深圳看到大家排队抢购股票认购证，1995年发生国债期货的对赌的现象，1999年股票市场出现井喷，2007年上证指数冲到620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采取冷却的做法，表明中国的政策取向力求克服过度投机的现象。
这也和其他方面的政策一样，中国国内是禁止公开搞赌博，有一些省市过去曾经老想搞赛马场，中央始终都不同意，所以境内还没有正式的赌博，后来也采取一些措施，要特别控制境内人员参加周边的赌博，因为这些东西都对实体经济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帮助。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也看对人的教育培养和方向的引导，我们常说你不要搞赌博，也不要去吸毒，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从事过度的投机活动，也不要超出自己的收入能力借太多的钱。
与此相关的就是在教育上，在大学研究生教育学科中，部署了相当强的力量在SUM上，中国在SUM上聚焦的程度在全球来讲还是非常突出的，有一些其他国家可能有更多的投资、支付的机会，所以把很多优秀人才从SUM上插到了其他领域，这都是相关的政策
从长远来看，真正对长远产生影响的就是资源配置，我建议从长远来看，有一些稀缺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本也有能源、外汇等等，像这些稀缺的东西，究竟引导它去在实体经济上进行发展还是可能走入一些特别的投机色彩过重、容易产生泡沫的环节？
最近在讨论到加密货币领域时，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这究竟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好处？特别是有一些加密货币慢慢脱离了支付业，纯粹变为一种数字资产。所以这种讨论可以看出看问题的角度。
【周小川：如何看待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有三方面做判断】
第一， 它是正和博弈还是零和博弈，包括双赢、多赢也有联系，正和博弈中金融引导一些投资，投资进入实体经济，比如上市公司融了资去搞了研发、新设备、新技术、新产品，因此价值也有所提高，市值也有所提高，而且还能有不错的分红，这样企业、企业的职工得益，市场产品也丰富了，投资者也有钱可以赚，这样是正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投资者投资产品的市场段，要挣的钱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挣，只能从其他投资者输的钱里挣，这样就是零和博弈，这就有点像赌场的赌桌上，要想能赢钱，一定其他参赌的某些人在输钱，除此以外赌场适当抽点头，这个判据来说明这项具体的金融服务和具体的市场段到底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二， 从宏观调控或者政策调控上来讲，究竟是不是以实体经济基础面为根据来进行调控还是说这些调控的道理都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基本面，产生一种可以脱离基础面来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讨论也比较多，这也是一个根据。
第三，财务平衡的根据，市场经济中要的就是三大主体的财务平衡，政府应该财务平衡，企业应该财务平衡，家庭或者是个人应该财务平衡、收支平衡，你创造了多少财富，你有多少收入，你可以有多少花销。
现在有一些政策管理，市场上有一些做法慢慢脱离实际实体经济，就像美国2008年以前的那几年所发生的次贷危机，最终发生的作用就是房贷的经营商管贷款人的未来收入情况，就给他大笔的房贷去买大房子、好房子，同时以非常低的利率，甚至是零利率，这种金融的融资行为和实体经济已经脱了钩。
从金融科技的角度看，为什么需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前面已经讨论到了加密货币，加密货币我个人感觉从它的原理、设计思想来讲，还是有可能成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项有用的工具，如果它真的能够在支付领域中起一定的作用。从加密货币启动的前期上来看，它还有些不足，比如说它的TPS——每秒钟所处理的交易笔数还不够高，另外占用比较多的网络资源和处理能力，再有大家可能对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去中心化，强调去监管，会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些事儿还要走着瞧，看一些热点能不能在后来得到解决。
如果参与的这些主导的人过于想挣快钱，着急挣快钱，就很容易想通过交易来回收自己的投资甚至是赚大钱，那就把它搞成了数字资产、加密资产，从现在看有一些加密货币要想再回到支付领域，它已经失去了机会，可能已经不太合适，也不被大家所接受。这个要从理念上，搞清楚这些是否有助于金融科技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
同时，有一些做法可能不太合适的时候，特别来自美国有些热衷于这方面的人士，他有非常强大非常有用的定价功能，在风险管理上有某种特定的对冲功能，比如说比特币是不是有对冲QE的功能？其实这有一些等于是自己找理由，应该怎么说呢？其实任何一种金融产品，任何一种不光是金融产品，任何一种商品，都会有定价的问题，只要有交易就会产生定价的需求，关键这个定价到底用处是什么？
任何一样东西都会有对冲功能，它总会和它反面的事物产生对冲，就像我们翻字典找形容词，你只要有个形容词它就有反义形容词，都有对冲的功能，这并不能说明它在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中所必要的地位。
最后，要注意一下长期效果，从长期效果来讲，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关系到经济增长、人民的福祉，从经济较量的角度来看，我想对中美经济的比重变化做一个简单的描述，2008年所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是由次贷所导致的，而次贷是由一些脱离实体经济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这十年导致了中美之间GDP的差距非常迅速地减少。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际上给画出的曲线都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在扩大的，但是这个扩大它采用的都是美元计价，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比较涉及到汇率问题和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价格的问题，也有人主张用PPP等等，但PPP也是很粗糙的一种工具，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疑问。不管怎么说，最大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采用物质生产统计体系，西方国家普遍采用SNA就是国民账户统计体系，这两个系统差别很大，比较也是不太容易的。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转向SNA，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经济大幅改善，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应该说也拉小了差距，但是应该说一直到1994年之前，以美元为标价的中美经济实力，这个喇叭口还在放大，因此差距还在提高。
1994年汇改以后中国汇率开始稳定还略有升值，1994-2004年差距在减小，减小的过程中这个减小还是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明显，其中有两个因素我认为需要提一下，一个就是90年代中期我们也遇到了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再一个就是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大概2003年左右是亚洲金融风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显然我们都放慢了速度。
有很多年轻同志可能对亚洲金融风波感到有些生疏，有人说好像对中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吗？其实真正知道的人，那时候我们在苦苦挣扎，提出的口号是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想方设法解决下岗再就业的问题，其实这些都代表了困难，包括金融体系那时都处于相当困难的阶段。
真正在这之后的十多年，全世界都在花时间爬起来。这十年中，中国总体来讲避免了这样的摔大跟头，我们小跟头也是有一点的，因此差距缩小了。改革开放前喇叭口在扩大，以后持平有所缩小，真正缩小是2004-2018年，2004年美国GDP12万亿多，中国是2万亿美元， 汇率以后基本上都在6块多范围内，差距不是很大，美国经济实力当时是中国的6倍多。
到了2018年就是金融危机过后十周年的时候，美国的GDP是20万亿美元，中国是14万亿美元，中间只差1.5倍，所以这个差距是在缩小，在这个阶段非常显著。我们想得出什么经验？如果一些过度投机的活动包括像年轻人吸点毒都很兴奋，当时觉得可能很好，但是如果事后如果要摔跟头的话，摔了一个跟头以后爬起来成本代价非常之大，可能使得这个差距拉大。
最近这十几年，这个喇叭口的缩小非常显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紧张气氛，而这个东西表面看是国际政治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背后也有经济增长、经济实力的关系。因此我提示不仅中国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继续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件事办好，同时国际上甚至美国是不是也可以花一点注意力在这方面思考、研究一下，以便大家共同探讨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把这件事关系摆正，促进可持续的长久的发展。
前一段我听到一个企业家说，赛跑特别是长跑，不在乎你一时跑得快、慢，关键是在于你能否持久，就是你“耐力”怎么样？你不要一时太兴奋，弄出毛病，不知道关节疼或者是摔跟头，这样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问题。
以上是我和一些研究人员做的课题，没有真正做完，但是已经有了大致的题纲，我希望跟大家交流，对大家有点用，也希望更多的人花力气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批评指正，谢谢。
全球放水，中国痛苦应对！
这些像押注房价永远不跌的人终会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四大金融一把手集中发声！
6月10日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央行行长易纲、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分别做了演讲。

中国四大金融一把手集中发声，透露出新的金融思维，值得认真阅读！
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6月10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经过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我国多个方面的金融风险都出现了收敛趋势。但是，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一刻也不能松懈。他表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应对不良资产反弹。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预计将有一定比例最终劣变为不良。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倾向严重，相当数量的政府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很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违约比例上升，加剧了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必须督促银行机构做实资产分类，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确保能够更快更多地处置不良资产。
第二，严密防范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我国高风险影子银行与国外不同，具有典型的“体系内”和“类信贷”特征。经过整治后，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已较历史峰值压降20万亿元，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稍有不慎就极易反弹回潮。要防止金融机构再次通过交叉性金融产品无序加杠杆，对各种“类信贷”新花样必须遏制在初期阶段。要认真落实资管新规，确保存量资管产品整治任务顺利完成。
第三，坚决整治各类非法公开发行证券行为。金融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大量名为“私募”实为“公募”的各类产品。过往的非法集资案件，许多实质上属于非法公开发行证券。这些产品参与投资的人数都突破200人的限制，发行对象实际上面向不特定的投资者，对市场、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害。一旦发现“假私募、真公募”，应依法予以严惩，并按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或虚假披露追究发行人等相关方的法律责任。
第四，切实防范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在前期发生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案例中，有大量个人投资者参与投资。从成熟金融市场看，参与金融衍生品投资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非常不适合个人投资理财。道理在于，受不可控制甚至不可预测的多种因素影响，金融衍生品价格波动很大，对投资者的专业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具有很高要求。普通个人投资者参与其中，无异于变相赌博，损失的结果早已注定。那些炒作外汇、黄金及其他商品期货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家致富，正像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样。
第五，时刻警惕各种变换花样的“庞氏骗局”。当下，各种以高息回报为诱饵，打着所谓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等旗号的骗局层出不穷，其实质都是击鼓传花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大家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要自觉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央视总台记者王雷）
以下是演讲全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努力防止金融风险再次蔓延

——郭树清在2021年陆家嘴论坛上的发言

李强书记、龚正市长、易纲行长、会满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与中外同事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看法。
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去年以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的进步。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保持第三位，与第二位的评分已非常接近。“十四五”时期，金融管理部门将和上海市及国内外金融机构一道，同心协力，开拓创新，共同推动上海金融业实现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
2020年以来，为应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发达国家纷纷推出超级经济刺激计划。在财政猛烈扩张的同时，货币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程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将近一倍，欧央行扩张一多半，日本银行扩张超过四分之一。这些超常规举措，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市场、稳定人心的作用。但是相伴而来的负面效应则需要全世界各国来共同承担。首先，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普遍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特别是股票市场很快就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经常爬山的人都知道，越是陡峭的山峰，上去不易，下来更难。第二，通货膨胀像约定好了一样，如期而至。而且比美欧同事们所预料的幅度要高出一截，至于将要持续的时间似乎也不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短暂。第三，当财政支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靠中央银行印钞来支撑时，就像一架飞机在空中进入自转旋涡，很难由自己顺利改飞出来。2008年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8000多亿美元，如今已将近8万亿美元，而且美国联邦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二战时期创造的最高记录。第四，世界疫情现阶段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局部受阻或断裂的风险仍然较大。本来最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还有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制造麻烦，继续奉行所谓本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事实上首先损害其本国人民的利益。例如，对来自中国的产品保留高关税，客观上推动通货膨胀上升更快。第五，面对美欧开闸泄洪产生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痛苦的应对举措。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央行已启动加息，有的发达经济体也开始释放收缩信号。从全球宏观经济来观察，这些政策取向的利弊得失目前还很难作出结论。
中国在强化宏观政策应对时，没有搞“大水漫灌”。一些国家批评中国应对政策力度不够、对全球经济恢复的贡献不足。这显然是出于偏见或误解。事实上，我们的政策力度并不算小。从货币金融政策来看，2020年，银行贷款新增19.6万亿元，增速12.8%，社会融资规模增加35万亿元，增速13.3%，这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通过降低贷款利息和减少服务收费，去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从财政税收政策看，2020年我国对企业和居民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公共预算赤字率3.7%，加上新增抗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银行额外增加投入等，这些数字合计起来与名义GDP之比已超过10%。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应对政策取得最好效果。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正增长，促进了周边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复苏，阻止了世界经济陷入更大萎缩。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供应了全球一半左右最终产品，而且总体上没有提高出口离岸价格，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最发达国家大量印发的货币形成了拉动全球通胀的动力源，那么，中国数亿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就是稳定全球通胀的千钧锚。
为什么我们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有那么大的力度，而央行资产负债表能够保持不变呢？首先是因为党中央着眼全局的宏观决策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委的安排指挥切合实际、精准有效。其次是因为金融系统坚定不移地整治脱实向虚现象，坚决降低内部杠杆率，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委托贷款和信托通道业务持续减少，高风险影子银行不断收缩。第三是因为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具有特殊优势，持续多年的稳健政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又卸下了沉重包袱。所以，和发达国家央行购买资产扩表不同，我国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适当增加定向再贷款，推动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发放更多贷款，与此同时引导更多社会储蓄转化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显著地扩大了中国和世界迫切需要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推动了经济的绿色转型进程。
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增强和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从金融角度来看，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市场化兼并重组，规范互联网平台，促进公平竞争。要抓紧推进传统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促使金融机构能够更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更精准防范金融风险。发展普惠金融，加强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切实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绿色金融，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发展科技金融，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
现阶段最突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大直接融资比重。在去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已经达到37%左右，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债券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妨碍其健康成长的一个主要短板是，债券市场法制还不够健全。迫切需要让各级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都认识到逃废债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是违法违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根本性举措是加快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真正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确保发行方、中介机构、投资者严格依法履行各自义务，承担各自责任。
经过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过去我们面临的多个方面的金融风险都出现了收敛趋势。但是，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一刻也不能松懈。就当前而言，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应对不良资产反弹。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预计将有一定比例最终劣变为不良。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倾向严重，相当数量的政府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很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违约比例上升，加剧了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必须督促银行机构做实资产分类，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确保能够更快更多地处置不良资产。
第二，严密防范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我国高风险影子银行与国外不同，具有典型的“体系内”和“类信贷”特征。经过整治后，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已较历史峰值压降20万亿元，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稍有不慎就极易反弹回潮。要防止金融机构再次通过交叉性金融产品无序加杠杆，对各种“类信贷”新花样必须遏制在初期阶段。要认真落实资管新规，确保存量资管产品整治任务顺利完成。
第三，坚决整治各类非法公开发行证券行为。金融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大量名为“私募”实为“公募”的各类产品。过往的非法集资案件，许多实质上属于非法公开发行证券。这些产品参与投资的人数都突破200人的限制，发行对象实际上面向不特定的投资者，对市场、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害。一旦发现“假私募、真公募”，应依法予以严惩，并按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或虚假披露追究发行人等相关方的法律责任。
第四，切实防范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在前期发生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案例中，有大量个人投资者参与投资。从成熟金融市场看，参与金融衍生品投资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非常不适合个人投资理财。道理在于，受不可控制甚至不可预测的多种因素影响，金融衍生品价格波动很大，对投资者的专业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具有很高要求。普通个人投资者参与其中，无异于变相赌博，损失的结果早已注定。那些炒作外汇、黄金及其他商品期货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家致富，正像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样。
第五，时刻警惕各种变换花样的“庞氏骗局”。当下，各种以高息回报为诱饵，打着所谓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等旗号的骗局层出不穷，其实质都是击鼓传花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大家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要自觉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希望出席论坛的嘉宾和业内同仁们在就高深问题发表真知灼见之余，也能不厌其烦地宣传这些最基本的金融常识。
衷心感谢主持人的热情介绍和协助！
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谢谢大家！
易纲：货币政策要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 坚持稳字当头
央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去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如果从去年和今年两年平均来看，我们预测我国GDP增速将接近于潜在增长率水平。
针对通胀压力，易纲表示，近期全球原油等大宗产品的价格上涨很快，全球通胀水平短期上升已成事实，但对于通胀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易纲表示，外部的疫情形势、宏观形势、宏观政策都有不确定性，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通胀和通缩的压力均不可掉以轻心。
小编整理了演讲十大要点：
1、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以资本和劳动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可持续增长主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去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如果从去年和今年两年平均来看，我们预测我国GDP增速将接近于潜在增长率水平。
2、近期全球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全球通胀水平短期上升已成事实，但对通胀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存在着巨大分歧。
3、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今年我国CPI走势前低后高，全年的CPI平均涨幅预计在2%以下。当然，外部的疫情形势、经济回升、宏观形势和宏观政策等都有不确定性，对来自各方面的通胀和通缩的压力均不可掉以轻心。
4、现有技术条件下，从整体上看化石能源便宜且稳定，清洁能源贵且尚不稳定，这就是所谓“绿色溢价”，因为化石能源碳排放成本基本上没有体现。绿色转型的任务就是对碳排放加以限制，使碳排放的成本显性化，也就是说要求排放者对增量的碳排放付出成本，同时对存量的碳排放权通过定价实现可交易，使得减排者获得收益，也使得排放者付出适当成本，从而鼓励生产和消费向低碳方式转型。
5、目前国内利率水平虽比主要发达经济体高一些，但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仍相对较低，总体保持在适宜的水平，有利于各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6、要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要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促进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7、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较早制定了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同时与欧盟有关部门等方面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趋同。
8、建立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披露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并研究推广至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未来，将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
9、将继续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部门政策合力，引导银行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加大首贷、信用贷支持力度。鼓励银行与企业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强贷款风险防范。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推广随借随还模式，促进商业银行加快形成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
10、人民银行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支持上海强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打造促进双循环的绿色金融枢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助力上海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枢纽和桥梁。
以下是演讲全文：
易纲行长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的欢迎辞和主题演讲
尊敬的李强书记、龚正市长、吴清副市长，树清主席、会满主席、功胜局长，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作为本届论坛的共同轮值主席，我谨代表主办方，向出席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陆家嘴论坛已成功举办12届，见证了中国金融事业的进步，见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稳妥应对疫情冲击，为经济快速恢复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比如，引入了全国首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募基金和外资控股理财公司；推出了国内首批利率期权产品、多个国际期货新品种；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走在全国前列；超过900家境外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持债规模达到3.3万亿元。我们很高兴看到，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已连续两次位居第三。在此，我代表人民银行向上海市表示祝贺！
这次论坛聚焦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金融业对外开放等重大议题，这些议题都是金融系统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助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围绕货币政策、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等话题同大家进行交流。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观察到人口结构、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和变化，对潜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产生影响。
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总量基数越来越大，同时受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有一定减缓。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对经济供给和需求两侧产生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以资本和劳动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可持续增长主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去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如果从去年和今年两年平均来看，我们预测我国GDP增速将接近于潜在增长率水平。
货币政策要关注结构变化对物价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因此对通胀产生抑制作用。而绿色转型会使物价走势有所上升。什么是绿色转型？绿色转型就是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低碳模式。因为碳排放能源是大头，简单地说绿色转型就是鼓励大家多用清洁能源，少用化石能源。但问题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从整体上看化石能源便宜且稳定，清洁能源贵且尚不稳定，这就是所谓“绿色溢价”，因为化石能源碳排放成本基本上没有体现。绿色转型的任务就是对碳排放加以限制，使碳排放的成本显性化，也就是说要求排放者对增量的碳排放付出成本，同时对存量的碳排放权通过定价实现可交易，使得减排者获得收益，也使得排放者付出适当成本，从而鼓励生产和消费向低碳方式转型。这一过程客观上会导致和碳排放有关的成本上升，进而带来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以上分析有对价格下跌的压力，有对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同方向的价格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冲，从而有利于在整体上稳定物价。
近期全球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全球通胀水平短期上升已成事实，但对通胀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存在着巨大分歧。我国去年疫情期间坚持实施正常货币政策，国内总需求比较平稳，有利于保持物价总体稳定。今年以来我国PPI增幅较高，一定程度上与去年PPI为负形成的低基数有关，所以我们可以用去年今年和明年连续三年的整体视角来观察PPI变化。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今年我国CPI走势前低后高，全年的CPI平均涨幅预计在2%以下。当然，外部的疫情形势、经济回升、宏观形势和宏观政策等都有不确定性，对来自各方面的通胀和通缩的压力均不可掉以轻心。
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在潜在产出水平附近，物价走势整体可控，货币政策要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注重跨周期的供求平衡，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目前国内利率水平虽比主要发达经济体高一些，但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仍相对较低，总体保持在适宜的水平，有利于各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要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要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促进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保持总量政策适度的前提下，货币信贷政策将主要强调两大结构性方面。
第一，扎实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人民银行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工具，多措并举助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较早制定了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同时与欧盟有关部门等方面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趋同。二是建立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披露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并研究推广至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未来，将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三是激励金融部门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支持。研究碳减排支持工具。四是引导金融机构防范气候变化风险。人民银行已开展金融机构气候变化风险压力测试，并持续监测评估金融机构绿色转型。要充分考虑现有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预期使用寿命和折旧的实际情况，稳妥设计转轨参数和动态风险权重，努力实现在绿色转型的过渡期平稳转轨。
第二，坚持发展普惠金融。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实现保就业保民生，实现增收入促消费，从而稳住经济基本盘。我们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健全激励相容机制，强化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控能力。目前普惠小微贷款已支持3600多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将继续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部门政策合力，引导银行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加大首贷、信用贷支持力度。鼓励银行与企业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强贷款风险防范。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推广随借随还模式，促进商业银行加快形成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
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近日，中央再次就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提出明确意见和要求，支持上海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我曾在之前的陆家嘴论坛上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基于人民币资产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随着全球配置人民币资产需求的增加，将衍生出对人民币资产的风险管理、法治环境、人才供给等一系列需求。在此过程中，上海将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优质营商环境示范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将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支持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打造促进双循环的绿色金融枢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助力上海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枢纽和桥梁。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易会满：IPO发行既没有收紧 也没有放松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演讲中表示，IPO发行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松。年内有156家公司进行IPO，实现常态化发展，增速还不慢。
以下是演讲要点
1、IPO发行既没有收紧 也没有放松
IPO发行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松。年内有156家公司进行IPO，实现常态化发展，增速还不慢。“我们对企业上市地持开放态度，自主选择，有来有去是正常现象。”易会满表示。
2、如何看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对企业选择上市地持续开放态度。选择合适的上市地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一些企业愿意到境外上市，一些赴境外上市的企业愿意回归，有来有去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总体都持支持态度。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无论在那个市场上市，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都要树立公众公司的意识，敬畏法治、敬畏投资者。全球各监管机构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互相之间的执法合作，共同为市场提供良好的监管预期和环境，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将切实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企业赴境外上市的前提，是要符合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3、呼吁相关国际机构 建立更加严谨科学的指数编制机制
示，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经济复苏不平衡、供需缺口扩大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上涨，总体看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同向而行，但期货价格涨幅小于现货价格。同时，相关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功能得到较好发挥，境内一批产业企业积极利用原油、螺纹钢、铁矿石、棉花等品种的期货期权工具，有效对冲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一些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还主要依赖于国际现货指数和场外市场报价。在这里，我们呼吁相关国际机构，建立更加严谨科学的指数编制机制，提高报价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共同提高大宗商品价格发现的效率，以更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4、将丰富股债融资工具和金融期货品种 支持行业机构在上海落户展业
证监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继续从要素市场建设、支持行业机构做优做强、优化金融法治环境等方面积极参与。继续发挥好科创板改革先行先试的示范引领作用，丰富股债融资工具和金融期货品种，支持行业机构在上海落户展业，进一步完善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资本市场法治诚信示范区，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科创板运行平稳 换手率高于主板和创业板
两年来，科创板主要指标运行平稳，市场流动性水平与其板块定位、投资者适当性、交易制度安排等基本适配。从换手率看，今年前5个月，科创板日均整体换手率为2.56%，高于同期主板、创业板换手率水平。从定价效率看，科创板放宽了涨跌幅限制，优化了融资融券安排，市场博弈更为充分，有利于加快军情价格形成，与此同时，“炒新”现象明显减少。科创板公司上市后在公司治理和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也初步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6、三方面因素为全市场推进注册制创造条件
对于市场存在的IPO收紧的感觉，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落实新证券法的要求，对中介机构的责任压得更实了；二是加强股东信息披露监管，明确了穿透核查等相关要求；三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完善了科创属性评价体系，强化了综合研判。这些为全市场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创造条件，也是处理好注册制改革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关系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有利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发行秩序。
7、科创板改革整体效果良好 符合预期
两年前的陆家嘴论坛上，科创板正式开板。两年来，证监会着眼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于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方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理念，把握好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项重大改革平稳落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改革整体效果较好，符合预期。
8、为什么会有IPO收紧的感觉？可能有三方面因素

IPO发行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松。有收紧的感觉，可能有三方面因素：一是落实新证券法的要求，对中介机构的责任压得更实了；二是加强股东信息披露监管，明确了穿透核查等相关要求；三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完善了科创属性评价体系，强化了对“硬科技”要求的综合研判。
以下是演讲全文：
尊敬的李强书记，尊敬的易纲行长、龚正市长、功胜局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来到陆家嘴论坛。这次论坛以“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为主题，很有现实意义。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疫情发展还充满不确定性，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扭转了经济下滑颓势，但也带来了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上升等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在经济转型中的关键作用，积极培育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新动能。为应对疫情冲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推动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这对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下面，我重点围绕科创板改革等相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两年前的陆家嘴论坛上，科创板正式开板。两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着眼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于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方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理念，把握好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项重大改革平稳落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改革整体效果较好，符合预期。
一是支持“硬科技”的示范效应初步显现。截至5月底，科创板上市公司282家，总市值近4.1万亿元。科创板IPO融资3615亿元，超过同期A股IPO融资总额的四成。2020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的中位数为9%，研发人员占公司人员总数的比重平均为28.6%，平均拥有发明专利104项，均高于其他板块。科创板集聚了一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科创企业，“硬科技”成色逐步显现。2020年，科创板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59%，明显高于全市场整体水平。
二是改革的“试验田”作用得到较好发挥。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作为增量改革的重大探索，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创业板等存量市场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设置了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已有19家未盈利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特殊股权架构企业和红筹企业也成功登陆科创板，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再如，科创板大幅放宽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条件，已有116家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约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41%，有效调动了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两年来，科创板主要指标运行平稳，市场流动性水平与其板块定位、投资者适当性、交易制度安排等基本适配。从换手率看，今年前5个月，科创板日均整体换手率为2.56%，高于同期主板、创业板换手率水平。从定价效率看，科创板放宽了涨跌幅限制，优化了融资融券安排，市场博弈更为充分，有利于加快均衡价格形成，与此同时，“炒新”现象明显减少。科创板公司上市后在公司治理和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也初步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市场主体的归位尽责意识明显增强，优胜劣汰机制进一步健全，市场法治供给取得突破性进展，投资者保护渠道更加畅通，市场预期明显稳定，市场整体生态呈现积极向好变化。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各项制度安排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改革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是科创板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的。我们要保持改革定力，坚守“硬科技”定位，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持续提升科创板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一直以来，社会各方面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寄予厚望，给予了关心支持，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借此机会，我就近期市场关注的几个问题，同大家做个交流。
关于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的问题。最近，有观点认为IPO发行有所收紧。我们认为，IPO发行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松；当然在发行节奏上，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承受力、流动性环境以及一二级市场的协调发展，积极创造符合市场预期的新股发行生态。从数据看，近三年IPO数量均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5个月，IPO公司196家，合计融资超过150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11%和37%。应该说，IPO继续保持了常态化发行，而且增速还不慢。为什么一些市场主体会有收紧的感觉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落实新证券法的要求，对中介机构的责任压得更实了；二是加强股东信息披露监管，明确了穿透核查等相关要求；三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完善了科创属性评价体系，强化了对“硬科技”要求的综合研判。这么做的考虑，主要是为全市场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创造条件，也是处理好注册制改革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关系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有利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范板块套利，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发行秩序。
关于如何看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对企业选择上市地持开放态度。选择合适的上市地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一些企业愿意到境外上市，一些赴境外上市的企业愿意回归，有来有去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总体都持支持态度。需要强调的是，企业不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都要树立公众公司的意识，敬畏法治，敬畏投资者。全球各监管机构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执法合作，共同为市场提供良好的监管预期和环境，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将切实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企业赴境外上市的前提，是要符合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关于更好发挥商品期货功能、对冲价格风险问题。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经济复苏不平衡、供需缺口扩大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上涨，总体看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同向而行，但期货价格涨幅小于现货。同时，相关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功能得到较好发挥，境内一批产业企业积极利用原油、螺纹钢、铁矿石、棉花等品种的期货期权工具，有效对冲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一些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还主要依赖于国际现货指数和场外市场报价。在这里，我们呼吁相关国际机构，建立更加严谨科学的指数编制机制，提高报价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共同提高大宗商品价格发现的效率，以更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上海既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我国重要的科创中心，在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证监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继续从要素市场建设、支持行业机构做优做强、优化金融法治环境等方面积极参与。继续发挥好科创板改革先行先试的示范引领作用，丰富股债融资工具和金融期货品种，支持行业机构在上海落户展业，进一步完善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资本市场法治诚信示范区，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潘功胜在陆家嘴上的发言
尊敬的李强书记、龚正市长、易纲行长、会满主席，各位来宾：大家好！借助今天论坛的机会我就中国外汇市场的形势发展，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外汇市场运行平稳。
（一）外汇市场运行是各个方面比较关心的问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尤其是美元利率、汇率的波动，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同时，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促进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当前，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继续处于合理区间，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中有升。我国实施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项适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安排，需要长期坚持。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复杂，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货币，汇率预期稳定，外汇市场交易理性有序。人民币汇率变化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我国经济稳中向好，货币政策处于常态化状态，国际收支运行稳健，外汇市场更加成熟，这些因素将继续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影响汇率变化的外部环境存在多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仍不平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加快，与我国经济增长差距逐步收窄。
第二，随着美国通胀水平上升和通胀预期升温，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升高，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将对全球外汇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第三，疫情以来，在超级宽松政策刺激下，国际金融市场估值水平高企，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金融市场脆弱性较强，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高位回调的风险，可能导致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第四，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加剧，可能对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形成冲击。
此外，中国外汇市场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每年6-8月份是季节性购汇较多的时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和利润汇出比较集中，同时中国大量海外留学人员也一般会在这几个月购汇支付下学年的学费和海外的生活费用，所以中国外汇市场季节性特征非常明显。
二、市场主体应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常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在汇率双向波动的环境里，如何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对企业尤其是国际业务较为活跃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了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丰富的产品体系，以及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2020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规模30万亿美元，其中60%是外汇衍生品交易。我国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不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今年以来企业外汇衍生品套保比率达到两成多，比去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不过提高空间仍然较大。
降低企业汇率风险，需要企业、银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一是部分企业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存在“顺周期”和“裸奔”行为，企业顺周期的财务运作通过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积累风险敞口，赚取汇率升贬值的收益，也必然承担汇率升贬值的风险。从企业财务稳健的角度看，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应坚持服务主业和“汇率风险中性”原则，审慎安排资产负债货币结构，避免外汇风险管理的“顺周期”和“裸奔”行为，不要赌人民币升值或贬值，久赌必输。二是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三是推动金融机构丰富避险产品，降低企业避险保值成本。四是提高市场透明度，便利市场主体理性判断外汇市场形势。五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稳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中国经常项目早在1996年已实现完全可兑换。本世纪以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步伐稳健，按照国际标准已具有较高的可兑换水平。资本项目是指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主要包括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跨境借贷三大类，涉及跨境交易、货币兑换和资金跨境汇出入三个环节。目前，直接投资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证券投资项下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互联互通机制、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为主的跨境投资制度安排；跨境债务融资由市场主体在全口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自主进行。
 我们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改革完善与新发展格局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一是提升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建立以信用风险评估和事后核查为主的外汇监管体系。二是稳妥有序推进中国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统筹交易和汇兑环节，统筹跨境人民币和外币管理，统筹资本项目开放和风险防范，有序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已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以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积极支持上海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三是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管理框架，健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审查机制，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和健康运行。
近期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将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和境内外参与主体，完善和提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上海清算所立足上海、服务全球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服务能力。二是推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改革。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跨境产业、实业投资。扩大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和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助推上海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市场。三是扩大中国居民境外资产配置空间。通过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规模，完善QDII管理机制，在开放地区推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四是便利企业跨境融资。
 近年来人民银行、外汇局建立健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企业可依其净资产规模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部分创新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创新型企业，成长初期净资产规模较小，跨境融资额度上限较低，为此我们在北京中关村、上海自贸区等地区开展了外债便利化试点，赋予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一个自主借用外债的便利化额度，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五是支持离岸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的跨境收支。六是便利大型企业集团跨境资金统筹使用。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近期，我们也将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部分地区，开展外汇管理高水平开放试点，为外汇领域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
四、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建设国际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
中国外汇储备是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的投资者、是负责任的投资者，我们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国际金融市场运作，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行业惯例，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2007年起，我们就已将ESG（环境、社会、治理）因素纳入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流程。一是多渠道开展绿色债券投资，近5年外汇储备绿色债券复合增长率在60%。二是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流程。
未来，在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外汇储备将把可持续投资作为长期目标。我们将进一步践行ESG投资理念，拓展ESG投资和风险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在增加绿色债券投资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委托投资、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丝路基金等股权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等渠道开展可持续投资；完善气候变化对储备投资风险的分析和评估框架。中国外汇储备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定不移支持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共同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而努力。
各位来宾！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实践证明，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标的强大推动力和重要保障，是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动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服务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谢谢大家！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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