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多维新闻，有删减）
从武汉封城之日起，湖北作家方方就开始用日记的形式，几乎每天记录着自己对这场重大疫情方方面面的看法。
对于“方方日记”，每个人都可能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味来。有极端论者会不由分说给方方扣上“造谣者”、“喷子”的帽子，方方在日记中也多次直接回应了这样的抨击；也有人认为“方方日记”不合时宜，毕竟疫情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抗疫，制造恐慌实在是添乱；不过多数人，还是对方方所记录的日常以及对官方一些做法的批评点赞，这一点从每一篇日记的阅读量和转载量就不难看出。
在四十余篇日记中，虽然不乏激烈的言辞和情绪化的表达，但方方反复说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常识”，一个是“独立思考”。比如在2月4日的日记中，方方写道，“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常识，不实事求是，后果不只是嘴上说的害死人，而且真的会害死人，并且是死很多人。”再如3月9日的日记在批评瞒报官员时写的，“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而对于“独立思考”，方方引用了几个人的话来夯实自己的坚持。一个是朱镕基，这位铁腕总理当年在上海做自我介绍时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一个是老作家姜弘，一次他在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还有一个是易中天，“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
基于此，方方直言，“无论极左骂或者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回归常识和独立思考，也是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核心观点。在加缪看来，对抗鼠疫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就是确认二加二等于四。
很多人会揪着方方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些细枝末节做文章，比如为什么日记里面提到的很多人都没有名字，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还写错了，为什么很多内容都没有核实就写进日记了，为什么方方不去现场而只知道在家里当键盘侠，诸如此类的说法或是有意攻击，方方在日记中虽然也回应了不少，但多数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我们不能否认，方方日记确实有一些瑕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和情绪宣泄口的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敲响了警钟：回归常识有多重要，独立思考有多重要。
今天的舆论场，看上去热闹非凡，信息无限量，每个人手里都握着麦克风，你方唱罢我登场，缺乏常识的官员还时不时免费送上“热点”，供舆论围攻堵截和狂欢。可身处这个信息时代的“大染缸”中，我们正在慢慢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基本的常识面前也开始左右踟蹰。尤其在面对不同观点和看法时，辨识力和理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
正如方方面对网友攻击时所反问的：究竟有什么事让他们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一个他们毫无了解的人有这样意欲大卸八块的刻骨之恨呢？难道他们自小接受的是教育不是真与善而是仇与恨？
对个体来说，常识是真与善，是灾难降临时的同理心。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常识就是“人命关天”，所以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用方方在日记中的话说，“重要的是谁能有魄力将疫情控制下来，不再犯那些一犯再犯的低级错误，不再搞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不再讲那些重复又重复、颠来还倒去的废话空话。”概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
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相。这一次肺炎疫情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一步，与前期各种官僚做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官僚已经压倒了科学，病毒自然如入无人之境，疯狂肆虐。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任何层面的隐瞒和遮蔽，都是在给以后埋雷。
此外，待到疫情过去，国家层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常识”需要厘清，那就是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但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脆弱底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很突出。
方方在日记中写道，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希望疫情结束后，这样的“常识”，能不被胜利的凯歌所淹没，不被“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叫嚣所掩盖，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常识。
最后，还想呼吁，请多给“方方日记”，以及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场疫情的人们多点空间。因为这场灾难，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用方方的话说，每一份记录，都很珍贵……无数的个人表达汇集在一起，便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而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在一起，那便是一整个时代的表达。同理，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如果从国家到个体，都能从这场疫情中有切实的反思、有切实的成长，那病毒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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