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科学技术史研究

摘要

杨振宁是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在逐渐远离物理学前沿研究过程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新的领域他精心选择科学史研究题目，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借鉴学习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其著述简洁干净，有诗韵、有趣味。他充分肯定在科技文明主导的时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人投入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的研究、宣传与建设事业。

撰文｜厚宇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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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晚年涉足科学史，特别是介入所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不罕见，但博得学界的交口称誉却很难得。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撰写历史类的东西，与曾经的纯粹科学研究工作相比，要简单和容易很多。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往往不会去认真领会史学的方法与规范。戈革（1922—2007）先生曾指出：“老年改治科学史的著名物理学家”多有不当之举，“他们往往在物理学方面很有成就（例如获得过诺贝尔奖），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威望，自己又以为很懂物理学，而且亲自经历过物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到了晚年，‘随便地’搞搞物理学史。……他们往往发表一些高谈阔论，有意无意地‘指教’起别人来。他们的回忆一般很有参考价值，但不可当成定而不移的圣经贤传。因为，这些学者一般没有受过正式的史学训练，自己也没进行过认真的史学进修，全靠自己的‘经验’来讲话，从而很可能讲出一些十分不妥的话来”[1]。

杨振宁是优秀物理学家成功研究科学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杨振宁投身科学史领域的初衷是什么，对于科学史他有哪些个人的独到观点？本文基于对杨振宁相关著述的研究和对他的访谈，将在科学技术史视角下展示杨振宁的思想与作为。

杨振宁科学史与科学文化著述大观

杨振宁的科学史著述,包括对自己熟识的物理学家们的回忆、对物理学特殊领域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做比较、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与经验总结、对未来科技动态的展望以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观感和建议等等。首先有必要将杨振宁在科学文化与科学史方面部分代表性著述（除最后一本著作外，其他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计，所列为文章题目，括号内为发表时间）予以集中展示，便于读者对杨振宁的学术视角与兴趣，形成一个总体印象。

1. 从历史角度看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1978）；
2. 几何学和物理学（1979）；
3. 巨型加速器对物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1980）；
4. 对称与20世纪物理学（1982）；
5. 分立对称性P、T和C（1982）；
6. 自旋（1982）；
7. 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1986）；
8. 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1989）；
9. 对称和物理学（1991）；
10. 负一的平方根、复相位与薛定谔（1987）；
11. 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量子化、对称与相因子（Thematic Melodies of Twentieth Century Theoretical Physics: Quantization,Symmetry and Phase Factor. Int. J. Mod Phys. A18.2003）；
12. 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The conceptual origins of Maxwell’s equation and gauge theory. November 2014，Physics Today，中译文发表于《物理》2014年第12期）；
13. 几位物理学家的故事（1986）；
14. 费米教授（1949）；
15. 贺奥本海默60寿辰（1964）；
16. 汤川秀树的贡献（1965）；
17. 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学的影响（1979）；
18. 爱因斯坦和现代物理学（1980）；
19. 韦耳对物理学的贡献（1985）；
20.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2005）；
21. 他永远脚踏实地——纪念恩芮科·费米诞辰100周年（2001）；
22. 沃纳·海森堡（1901—1976）（2002）；
23. 吴大猷先生与物理（1994）；
24. 施温格（1995）；25. 陈省身和我（1991）；
26. 关于理论物理发展的若干反思（1993）；
27. 美与物理学（1997）；
28. 我对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的研究经验（1987）；
29. 物理学的未来（1961）；
30. 关于怎样学科学的一些意见（1983）；
31. 读书教学四十年（1983）；
32. 谈谈学习方法（1984）；
33. 创造与灵感（1985）；
34. 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1986）；
35. 科学人才的志趣、风格及其他（1987）；
36.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及教育问题（1986）；
37. 宁拙勿巧（1988）；
38. 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1991）；
39.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理的印象（1971）；
40. 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1976）；
41. 中国现代化及其他（1979）；
42 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看法（1982）；
43. 关于中国科技的发展（1986）；
44. 关于东方传统与科技发展（1987）；
45. 关于现代中国科学史研究（1991）；
46.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1993）；
47. 华人科学家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1995）；
48.《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2004）；
49. 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2005）；
50. 基本粒子发展简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英文版1962年出版）（见图1左）；
51. 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是《基本粒子发展简史》扩展版），杨振玉、范世藩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见图1右）。

►图1. 《基本粒子发展简史》及《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书影

杨振宁教授在科学史方面的著述，当然远远不限于以上这些。2000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了包括他博士论文以及更多已发表的重要研究论文的后记或说明，对一些问题的源起、研究思路以及与其他同行关系等等，有明确的细节性介绍。这些文字能帮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其当年所处的学术与思想氛围，是研究杨振宁教授乃至20世纪物理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杨振宁为什么研究科学史？

大凡著名科学家，多为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之士。而向外看去探索自然奥秘和向后看去窥视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并澄清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人类好奇心的两个主要向度。历史上不乏关注科学文化与科学史的著名科学家。对于自己为什么投身于科学史领域，杨振宁在多个场合做过说明。1990年杨振宁在与张奠宙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他研究当代中国物理学家贡献的念头是受日本学者启发而萌生：“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一点中国现代的物理学史研究，介绍和评论一些当代中国物理学者的贡献。说起来，这还是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日本人对本国学者的科学贡献研究得很透彻，而且‘寸土必争’，著文论述。……说起来，对本国学者取得的科研成就确实应该认真对待。中国前辈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更应该珍视。正是在这种刺激下，我开始做一些工作。”[2]杨振宁认为，正本清源，客观正确评价中国学者的科学贡献、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我想，整理和评价当代中国学者的科学贡献，应当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应当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不可马虎。”（[2]，718页）之所以亲自捉刀上阵，是因为杨振宁清楚，科学界著名人物的影响力非普通学者所能比拟，有些问题由他撰文更会引起关注。谈及某项具体物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他说：“奥本海默对这段历史很清楚，如果他健在，我去问他，他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我想，这类事还得靠大家来做。……事在人为，做和不做是大不一样的。”（[2]，720页）

基于自己对于科学界常见做法的了解，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历史研究非常必要，有助于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得到客观而公平的认可。他早年曾给中国科学家提出建议：“应该看到，一般人引用文献时①，总是喜欢多引自己熟悉的、认识的或者打过交道的学者的工作。由于中国学者过去与国际交往较少，别人不熟悉就容易被忽略。所以，中国学者多参加国际交往，注意国际合作，还是很重要的。”（[2]，720页）杨振宁这段话的含义很明显，中国科学家要主动地想方设法，让世界了解我们自己的工作成果。

杨振宁研究科学史，不仅出于为中国科学家争得应有荣誉的责任感，还与历史学家朋友的影响有关，在他面对自己“年龄大”的事实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可由2006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他的一段话看出：“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②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1919—2012，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3] （见图2）

►图2 杨振宁在作报告（《大学物理》编辑部提供）

杨振宁科学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3.1 两个案例

在杨振宁的科学史著述中，《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和《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是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能鲜明体现杨振宁科学史领域著述的学术特征。

《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4]为李炳安教授与杨振宁先生合作完成，该文介绍了1930—1941的10年间，国际物理界围绕中微子问题的理论探讨以及实验研究。文章指出，令人遗憾的是10年里“没有人能提出简单而又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证实中微子的存在。”[4] 为中微子研究带来突破性思想的是中国年轻物理学家王淦昌（1907—1998）。1941年他撰写了名为《中微子探测之建议》（A Suggestion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Neutrino）的文章③，并投稿美国《物理评论》，1942年文章发表。王淦昌的文章开宗明义，明确而果断指出：“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希望。”[4]这一观点直击肯綮。当时因日寇所迫浙江大学暂迁于贵州，难能可贵的是王淦昌在随浙大流亡到遵义的困难时期写出了此文。王淦昌在文中建议用7Be的K电子俘获过程探测中微子的存在。从1942年王淦昌的文章发表之后，国际上一些实验物理学家，如阿仑（J. S. Allen）、莱特（B. T. Wright）、施密斯（P. B. Smith）、楼德拜克（G. W. Rodeback）、戴维斯（R. Davis，Jr.）即依照王淦昌的建议，先后分别开始实验工作。1952年先是由楼德拜克与阿伦合作得到预期结果，稍后戴维斯也独立得到了预期的实验结果，最终得以确认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这篇文章在清晰交待国际物理界对中微子研究的历史背景之下，精准地阐明了王淦昌文章对于中微子研究的影响和作用。在回溯物理学历史问题时，该文基于扎实可靠的史料，但是阅读该文，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历史问题认识之透彻、化繁为简后叙述之精准扼要以及举重若轻。这是作者对文中涉及的物理学专业知识了如指掌的功力使然。如果作者对物理知识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懂，即使拥有同样甚至更多的文献资料，也断不能成就此文之说服力。这就是专业物理学家按照史学的方法研究物理学史，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之所在。

《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一文仍为李炳安与杨振宁二人合写④。文章首先介绍1930年英国物理学家泰伦特（G. P. Tarrant）、德国物理学家霍普费尔德（H. H. Hupfeld）以及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赵忠尧（1902—1998），都各自独立在实验中发现了钍C’’的能量为2.65百万电子伏特的γ射线被重元素的“反常吸收”现象，并都发表了相关论文。几个实验细节有一些不同，其中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十分平滑没有异议，而迈特纳（L. Meitner）和霍普费尔德的实验结果不够平滑还引起过争论。但三个实验都证实了硬γ射线在重金属中额外吸收的存在。这一现象后被称为“反常吸收”或“迈特纳—霍普费尔德效应”。

赵忠尧于本年进一步发现了钍C’’的γ射线在铅中存在“额外散射射线”。李炳安与杨振宁通过文献发现，赵忠尧的成果对于其他同行有重要影响。如半个多世纪后的1983年，安德森（C. D. Anderson）说：“赵忠尧博士在一个与我紧邻的房间工作，他用验电器测量从钍C’’发射出的γ射线的吸收和散射。他的发现使我极感兴趣。……赵博士的结果十分清楚地表明，吸收和散射的实验结果都比用克莱因—仁科公式算出的值大得多。……我们研究从赵的实验可以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结论。”（[2]，573—574页）1980年早川幸男（S. Hayakawa）曾转述奥克里尼（G. P. Occhialini）对赵忠尧工作的评价：“奥克里尼对赵的成就评价很高，他讲述了赵的钍C’’’γ射线的反常吸收的研究是如何激起了甚至远在英国的他们的有关研究。”（[2]，574页）

20世纪20年代后期狄拉克（P. A. Dirac）提出无穷电子海理论。其后狄拉克、奥本海默（J. R. Oppenheimer）、塔姆（I. Tamm）等人对电子湮灭过程有深入的探讨，但没人将其与赵忠尧发现的额外散射射线联系起来（[2]，579页）。1932年9月安德森发现了正电子。1933年布莱克特（P. M. Blackett）和奥克里尼才将狄拉克对于湮灭过程的计算结果，与赵忠尧发现的额外散射联系起来，他们的文章影响巨大。而“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的文章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报告了新发现的正电子的大量事例，也由于他们建议了‘反常吸收’和‘额外散射线’分别是由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引起的，这些使物理学家对狄拉克理论的正确性所具有的感性认识发生了变化”（[2]，580页）。

如此看来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似乎充分重视赵忠尧的成果。然而李炳安、杨振宁文章却细心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李、杨引用了布莱克特与奥克里尼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也许重原子核对γ射线的反常吸收与正电子的形成有关系，而再发射的射线与它们的消失有关。事实上，实验上发现，再发射的射线与所期望的湮灭谱有相同的能量等级（即约0.5MeV，本文作者注）。”（[2]，574—581页）李炳安、杨振宁肯定这一结论是“杰出的物理记录”（[2]，581页）。同时，李炳安、杨振宁还引用了布莱克特与奥克里尼文中的一个注解（[2]，581页）：

格雷和泰伦特，proc. Roy. Soc.，A，Vol.136，p.662（1932）；
迈特纳和霍普费尔德，Naturwiss.，Vol.19，p.775（1931）；
赵忠尧，Phys. Rev.，Vol.36，p.1519（1931）.

据此李炳安、杨振宁指出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文章中的这个注释是“粗心的历史学认识，特别是注解中有关赵忠尧的部分非常糟糕”（[2]，581页）。具体而言，存在两个错误：其一，将赵忠尧发表于1930年的文章错写为1931年，这样就错将最早的发现写成了落后于人的发现；其二，这三篇文章与额外散射射线有关，而与反常吸收无关。经过分析李炳安、杨振宁文章认为：“更重要的是，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的论点实际上仅建立在赵忠尧文章基础上，只是，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个事实被这个错误的不加区别的注解弄模糊了。”（[2]，581页）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引用的三篇文章中只有赵忠尧的文章给出了正确的关键性的值0.5MeV，迈特纳和霍普费尔德的文章比赵的文章晚一年，并且根本没有发现额外射线。格雷和泰伦特的文章比赵的文章晚两年，他们在-0.47 MeV处发现了这样一个额外散射射线，但是他们在-0.92 MeV处还发现了一个分量，这把事情弄得非常混乱，并且即使后来1934年的文章中这个分量仍然没有去掉。”（[2]，582页）基于比本文所述更为详尽的分析，李炳安、杨振宁文章认为：“很不幸由于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文章中对参考文献粗心的引用和由其他实验引起的混乱和争论，赵的文章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2]，582—583页）在大量复杂的文献中能敏锐地区分彼此的细微差异，从而找到物理学家实际贡献与史学公论不相符合的根本原因，杨振宁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越常人，这使得他的一些科学史类文章让读者觉得条理清晰、理由充分，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远非他人轻易所能企及。

本文专门介绍李炳安与杨振宁这两篇文章，还因为要说明一个道理。王淦昌的文章，在中微子研究走不出关键一步时一语道破天机，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且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实验方案，但限于条件，他本人没有将合理设想付诸实验。赵忠尧先生的实验研究，精准而超越其他同行得出了最能说明问题的实验数据。但是将他的研究数据与正负电子对的产生于湮灭联系起来的却不是他自己。因此虽然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的实验研究乏善可陈，但是他们却最早看出了赵忠尧实验结果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他们的文章得到物理学界的更多关注也并非不可理解。王淦昌与赵忠尧两位前辈各自的研究，尽管无可指责。但是现在做个设想，不考虑条件限制，如果王淦昌不仅提出实验设想，而且自己测出了理想的实验结果；如果赵忠尧不但最早得到理想实验数据，而且适时将其测量结果与正负电子对的产生与湮灭联系起来，那么不难想象，都发表于美国的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一定会大大加强。当然笔者的这两个“如果”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但仍然值得从事实验研究的科学家认真对待。

3.2 善于选择重要问题

由前面所列杨振宁科学史领域部分著述以及上面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一如在科学研究领域善于选题一样，杨振宁在研究科学史过程中善于选择重要题目。除上面所例举的两篇文章外，《从历史角度看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几何学和物理学》《对称与20世纪物理学》《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量子化、对称与相因子》《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等文，都是以一个重要选题为视角，历史地诠释了20世纪物理学一次次思想的革命性发展，以及一桩桩重要成就的取得。在邮件往来以及与杨振宁先生谈话过程中，本文作者也能深刻感觉到，年过90的杨先生思路清晰、敏捷，捕捉瞬间出现的问题之能力仍然极强。2016年5月6日在与杨振宁先生交谈时，我们谈到了费米和玻恩。有著述认为费米在哥廷根学派玻恩教授手下那近乎一年时间里状态不好，几乎没做什么。本文作者说根据约当的回忆，费米当时承担了学派一个问题的研究。玻恩在写给迈耶夫人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费米那时不是表现不好而是太好了。杨先生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说：“你如果能够把那个时候费米做了些什么、当时他跟海森堡、泡利以及玻恩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会写成非常重要的文章。”在阅读了本文作者的一些著述后，再考虑到费米等人谈到玻尔时的态度，杨振宁曾向本文作者提出过一个他很大程度上属于直觉的判断：玻恩学术地位和声望与其实际贡献不成比例，很可能与玻尔的一些行为有关。杨先生建议本文作者注意这一点。

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本文作者至今尚未能将杨先生的建议变成现实，也未能证明杨先生的直觉性设想，但是非常佩服杨先生看问题的洞察力与敏锐性。敏锐性与洞察力是善于选择研究课题必备的天赋。是否善于选择研究课题，对于学者或科学家都至关重要，这既决定着他们学术道路是否顺畅，也将最终决定其学术贡献的大小。毫无疑问杨先生是这方面的高人。

3.3 重视史料、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如同戈革教授所说，著名科学家治科学史，必须把握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技巧与规范，否则难免失败。对此在科学史方面沉浸甚深的贝尔纳（J. D. Bernal，1901—1971）也有过告诫性论断：“一个未在历史研究的技术上受过训练的忙碌科学家而企图把历史的这个形象认真而全面地加以分析和陈述，那就简直是狂妄。”[5]杨振宁能奉献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精品之作，与两点相关：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小说、诗歌、历史、书法、绘画与雕塑等等，他都阅读、都欣赏；其次，他有专业历史学家朋友，了解历史学家工作的特点与方法。杨振宁极为欣赏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研究工作。

本文作者与杨振宁先生面谈时，也曾谈到与科学技术史有关的若干话题。这些谈话对于在科学技术史视角下近距离展示杨振宁教授及其观点，大有帮助。当然有些对话是临时即兴而起，因此也许不能视为杨振宁教授深思熟虑的观点。

厚宇德（以下简称“厚”）：您的很多观点对我都有启发。如果条件允许，我计划找机会再去欧美等20世纪科技强国搜集有价值的史料，推进自己的研究工作。
杨振宁（以下简称“杨”）：很好。有价值的资料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就像理论物理学家获得了重要的实验结果、实验数据一样重要。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我在美国认识一位历史学家叫何炳棣。他早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西洋史的研究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逐渐转到研究中国史。他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他发现了明、清殿试发榜时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把殿试一甲、二甲、三甲等头几名的身世都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祖父、父亲、叔父是做什么的等等。何炳棣仔细研究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明、清）每个朝代刚开始时，三甲多半出身平民，但上层社会出身的后来所占比例越来越多。之前没人做过这项研究，他找到了好的角度，找到了好的、关键的文献资料，他的相关研究结论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员问题、社会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等非常重要。科学史研究也是一样，缺少了关键的文献资料，有些问题就难以澄清。
厚：研究科学技术史，或者在更小的范围说研究物理学史，意义应该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比如您的物理学史研究，有的就是直接为物理学家服务。有的物理学家工作的意义没被学界认识到或未被充分认可，但是您把它挖掘出来了，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本身就很重要。这是直接为物理学家的工作负责任、为历史负责。
杨：对，要解决物理学史上的问题，就得先思考哪些文献是重要的；然后再思考该怎么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这需要学问和眼光。你积累了、利用了很多关于玻恩学派的重要文献，所以你写的文章让人相信。
厚：您提到先考虑找什么文献和如何利用文献，这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仅以物理学史研究而言，如果对于物理学的理论体系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与了解、对物理学很多重要知识一窍不通，就很难判断哪个分支理论、哪位物理学家或他的学派的重要性，很难确定什么是更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杨：当然，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以及对物理学专业知识的深刻理解，不仅对于物理学尤其理论物理学研究至关重要，也是物理学史研究所需要的。研究有些物理学史问题，不对历史文献中的物理知识做细节的比较分析，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我想研究其他科学学科的历史道理也是一样。

科学史研究要严谨、要有理有据。杨振宁先生不仅从正面阐述在史学研究中，可靠史料的重要性，他在与本文作者交谈时，还曾严肃批评国内著述抄袭现象以及一种文学化虚构的历史类著述。

杨：和科学史有关，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与我们中国从前知识产权观念淡薄有关。老传统说书是可以偷的，你拿别人的书出版，说是散布了圣贤的学说，所以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这样，所以写书时抄袭、随便不严谨的乱搞很多。传记有些就是乱搞的。我举个例子（本文暂略）。中国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传记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可以虚构，所以国内写的很多传记常常有一半甚至超出一半是想象出来的，即使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为渲染起见，也添油加醋。我想这习惯必须要改。写传记不去调查，靠自己猜想，靠编故事，其结果就是乱讲一气。现在这个习惯还没有完全取消掉。总而言之，我觉得物理学史是应该提倡的，有它的意义，做好了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从中可以挖掘出来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中国的歪传统、坏传统是需要改正的。现在的很多年青人，他们不知道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需要提倡的。我希望能够使得一些年青的人多对这方面发生兴趣。
杨振宁先生批评的现象和批评的这类传记文学，并不罕见。这类著作中有对于科学人物的心理描写以及带有引号的对话。但是显然这些都是作者自己“设想”出来的。对此本文作者与杨先生的观点相似是反感的。但是老实说，不知道这类作品的属性在文学界是如何界定的，以及算不算做存在问题。无论如何，这类著作至少应该明确标示出属于文学创作，而不是严谨的史学类著作。谈到史料问题时，本文作者也曾问及杨振宁先生自己的档案资料：
厚：您和同行朋友的通信等档案资料都在哪里保存着？
杨：多半在香港中文大学，一部分在清华。早年的捐给香港中文大学，最近这些年的在清华。文献资料很受通讯方式影响。五十年代，我做研究最多的时候，多半通迅是打电话。打电话就无法留下文献资料。现在很多是写e-mail，而不象海森伯和泡利他们那时候，或更早时候那样，写纸质书信。

3.4 语言简洁、毫无闲言赘语

在阅读杨振宁先生的著述时，其文风给本文作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用语简洁、准确且意味深长。这是一种极高的叙述与表达的境界。《曙光集》（见图3）之两页《前言》即是一个样本：所引鲁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几个人的诗或文，各表征一个时代。引文之间只有寥寥数语作解释、转承。而几则重要引文及说明语之间，是3个空格宽度的留白。仿佛提示读者对每一个历史时期做略有所思的回味。而言罢署名，则如一曲告终，仍有余韵犹存而绕梁三日之感。微言大义实在是散文诗中的上乘之作。

对此曾在电子邮件中做过一些交流。2015年12月再次当面请教。

厚：杨先生，您的文章条理极其清晰，字斟句酌、简洁精炼；仿佛做文字上的增减、替换都不可能。您有的文字，如《曙光集》前言，读起来就像是一首深沉又明快的散文诗。这是您的刻意追求么？
杨：这个很难说清楚。记得中国古人说过，写诗的功夫全在诗外。我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但我知道有些方面我是不行的。比如我欣赏诗可是我不可能写出好诗来。音乐我也喜欢，但达不到高的欣赏水平。文学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我看了你写给我的问题提纲，我就知道，你对写作、散文的风格比较了解，知道哪些文章是好的，哪些文章是不好的。我喜欢读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的作品。为什么喜欢海明威呢？因为他的句子都不长，喜欢他可能与我喜欢浓缩有密切关系。我知道简洁是一种文学的美，比如在诗词里；但是相反的情况也能成为一种文学美，比如汉赋用词就似乎存在堆砌，就是说特殊的重复和堆砌也可以具有很强的文学效果。但是啰嗦而不简洁的描述不符合科学美，这是毫无疑问的。文章我没有事先考虑写成什么样，写出来并修改到一定程度后，本能会让自己觉得满意。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简洁著称。文学评论家说海明威有出色的语言驾驭本领，常以最简单的词汇表达最复杂的内容。也许海明威的文风对杨振宁有一定影响，也许二人语言风格上的相似性使得杨振宁格外欣赏海明威的作品。无论如何，两位大师虽然一文一理，但二人的写作风格都可以用同一个词汇来言状，那就是简洁。如果需要格外突出杨振宁科学家的身份特征，则除了简洁，力求文字准确，是其著述的另一特点。

对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期望

前文已经涉及杨振宁重视科学史研究，并期待更多人投身此领域之中的愿望。对于这一话题，本文再引用两次杨振宁先生的谈话，对此予以强调。

厚：2006年您说，自己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从此重点关注过去一两百年物理学发展的总趋势。今天想请教您，在您看来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现在科学史人才就业等等存在诸多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杨：这是几个大话题。无论如何，人类现在处于科技主导的文明社会。过去的历史可以主要研究政治、军事与经济。但20世纪以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无不与科技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为科技所主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但从重视历史研究的方面看，就不能不重视科学技术史研究。至于科学技术史方面人才的出路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科学史或作相关的工作。对这个问题要乐观，要从大方向上看。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很多，全国更多，好像一年有六、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这么多的人里面我想至少有几百万人是学文科的。这几百万人有什么出路呢？很少有人走到科学史，原因是没有这个传统，很多年青人不知道有这个领域。科学史有很多事情值得研究。我举个例子，我觉得科技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要研究一下，美国的原子弹是怎么造出来的，德国的原子弹怎么没成功，日本的原子弹做到了什么程度，苏联是怎么做的。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更要研究中国的原子弹研发过程。不夸张地说，科技史的题目是做不完的，因为科技已经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实际的主导力量。

杨振宁先生关心科学史研究，有一次曾问笔者：“你研究玻恩，研究经费怎么解决？”笔者回答：“对于普通高校的普通教师个体而言，目前研究物理学史甚至整个科学史，研究经费还是个大问题。科学技术史作为一级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科目录中，没有科学技术史；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学科中，除天文学史、冶金史在册外，科学技术史也不在所列明确资助的学科范围之内。我个人前几年去剑桥，申请的是李约瑟研究所的李氏基金；这几年的研究，完全靠侥幸从物理学科申请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杨振宁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表示，愿意找机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沟通，建议将物理学史研究明确列入资助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