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半辈子保姆，千万富翁老公让她倒赔赡养费

在加拿大的法律看来，婚姻是两个人对家庭的尽力的付出。

法官们会认为，做家务也是“付出”，带小孩也是“付出”，剪草修树、支付维护费用，一律都是“实质性投入”，其价值并不比赚钱还房贷小。

配图 |《天空之城》剧照

已婚妇女一扎堆，总爱一起吐槽老公——在加拿大也不例外。只要有一名主妇起头吐槽一句，别的主妇也会跟着开始诉说自己老公相应的、甚至更恶劣的行为，让先吐槽的人心平气和：“男人都这样！”

一次聚会中，一个嫁给了西人的华人主妇抱怨：“我家那位太精了，我回中国探亲，我的狗让他照顾，狗生病了，我老公硬是不肯送医院，说什么狗有自愈能力，吐吐就好了，最后还是等我回来才送的宠物医院——其实就是因为狗住院要交钱，他舍不得。”

见我们纷纷附和，她继续道：“平时，我想着当年是靠他办了身份，就没在小事儿上和他计较——我家水电气账单都是平摊，鸡蛋都一人买一盒放冰箱，如果我打汤时候不小心拿错了鸡蛋，下回做饭时我都要记得还一个给他！”

一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姐妹宽慰道：“算家用，这是小精明，算不出几个钱的。真正精的，是结婚时就把离婚时的钱都省下来的。我学过一个案例，老公自己身家百万，把不懂英语的中国老婆带到律师那签了个合同，约定离婚时老婆一分钱都不能分他的。你们知道的，在加拿大离婚，婚后财产一般都是一人一半，合同签对了，能省下几十万刀，这才是真精明呐！”

这位姐妹讲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私下盘根究底一番后，又查了不少资料，找到了当年接手官司的律师，还真的搞清楚了这个“过埠新娘和她的精明丈夫”故事。

“过埠新娘”这个叫法是从清末的广东华侨中开始有的，那时许多在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本着根深蒂固的“男大当婚”思想，身在重洋，也要设法在家乡找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成婚。后来这个群体成为了香港电影里偶尔会使用的题材——或许上了岁数的中年人，还记得洪金宝和张曼玉的那部电影。

那时候，那些选择回国娶亲的加拿大华人，被戏称为“搬运工”，他们的妻子自然也继承了“过埠新娘”这个称呼。那个年代，加拿大家家户户都有大花园、独立屋、私家车的生活，对不少想要出国谋生的人很有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新娘”，最初的震撼也总会写在脸上。

但，一方高攀的婚姻，也很容易让另一方容易怀着戒心。就算是现在，在加拿大华人论坛上，我还时常看到有人发贴问：“万一对方拿了身份就离婚呢？”“万一离婚时还要找我要赡养费，那可怎么办？”

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阿华，生在农村，书只念到初二，16岁就到广东的工厂打工，后来又到自家姐姐的发廊干活。她不会说广东话，连26个英语字母都没学过。1996年遇到钟生的时候，阿华25岁。

这个从加拿大来的男人当年42岁，刚刚和结发妻子离婚，此行来广州，既是为考察商机，也带着为自己再找一个伴侣的打算。

钟生出生在香港，家境殷实，作为家里最聪明的孩子，12岁就被父母送到加拿大读小学，一路念书，拿了好几个专业的文凭，最后从一家名牌大学的房产销售专业毕业。

在阿华还没出生的时候，钟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他并没有像一般房产中介那样靠买卖赚佣金，而是成了一个房产投资专家——香港的地产市场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起飞，连在售楼部门口卖楼花、排位号的阿姨都知道“要想富，先买屋”，钟生在温哥华成立了家族公司，专做房屋出租。温哥华是个人口源源不断涌入的城市，只要有房，不愁租不出去，钟生的生意兴隆，财富像滚雪球一样积累起来。

但这份财富被离婚切走了一半——钟生高中毕业就和结发妻子结婚，然后一口气生了3个儿子，夫妻俩1996年离婚的时候，钟生名下400万加元的房产，按照加拿大的司法惯例，被结发妻子分走了200万——当然，即便如此，以当时的汇率，钟生的身家以人民币衡量，也算“千万富翁”了。

钟生和阿华彼此钟意，很快在广州同居了。相处了3年后，钟生并没有采取“在中国登记结婚—直接配偶团聚移民”这样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很谨慎地回到加拿大，给阿华申请了签证——他要阿华以“未婚妻”的身份登陆，到加拿大结婚后，再正式为她申请移民。

就这样，阿华在1999年到了温哥华。那时的温哥华与广州的对比，差距是天上地下的：钟生在温哥华的房子简直就是个豪华别墅，楼上楼下5个大卧室，厨房光洁闪亮，门前草地碧绿，房后落英缤纷，就算是在阿华看过的电影里，也没有这样美满的生活。

钟生给阿华“交底”说，自己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俩结婚，如果要忤逆父母的意思，那结婚前必须要先签一个婚姻合同。没有心机的阿华一口答应，钟生便周到地为她预约了讲中文的律师。

和律师碰面一共也没花几分钟，阿华在一份自看不懂的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跟钟生就此完婚了。

阿华在温哥华落地才一周，时差还没倒过来，钟生就对她说：“我给你找了个在餐厅的工作。”

原来，钟生当时正好有一栋出租屋租给了本地的一家中餐厅，租房合同签完，就“顺手”给年轻的新太太找了工作。朴实的阿华根本没有生气，而是欣然前往。她本来也没想过要度蜜月，更愿意赶紧赚钱，好寄给大陆的家人。

世纪之交的温哥华，中餐厅生意爆棚，勤苦肯干的阿华对餐厅的工作很快就上了手。广东话里管中餐厅的服务员叫“企抬”，负责点单、摆碗碟，外加结账和打扫店面。阿华不懂英语，只能从后厨干起。

本地的小型中餐厅基本用不起洗碗机，小山一样高的脏碗油盘，中午收回来，晚上还要继续用，最低工资请不到洗碗工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就会袖子一挽，亲自上阵。洗碗工得站在水池前，不停手地洗——用洗洁精先擦一遍油腻的碗碟，扔在清水池子过一遍，再捞起来到消毒池子里泡一泡，最后用洗碗帕擦干。

中餐厅老板很精，从来都是用零工，平时生意清淡时就跟老板娘亲自在店里盯着，省钱。若是赶上客人多、老板娘忙不过来时，他就在后台猛打电话，喊“on call”的服务员和厨房小工赶快过来顶上，好应付一轮用餐高峰过去，这样，才能保证工资成本最低。常有服务员在餐厅后门叉腰发牢骚：“我坐公交过来都花了2块钱，你就让我赚这一两小时工资？！”

所以，阿华这样住得近、又肯吃苦的零工，是最受中餐馆老板们欢迎的。

力气本无根，用了又再生，阿华很快就和周围三四家中餐厅都建立了“on call”关系，她在餐厅打工打得很投入：一小时8刀（加元）的最低工资，打烊以后还分小费，多的时候每人也有几十刀，几乎一天就可以赚过去一个月的工钱，跟几年前在流水线上三班倒、手脚也不敢停歇的状态比，温哥华的“餐厅工”简直是小case。

阿华赚来的钱，除了给自己买点必要的用品，剩下的基本都寄回国给了母亲。但时间一长，钟生不高兴了，开始嫌新太太不顾家了——虽然一日三餐阿华还在做，洗衣和打扫屋子也还能对付，但老派香港人讲究衣服要熨烫，阿华天天忙着“on call”，回到家后一身烟熏火燎的味道，筋疲力尽，只想往沙发上躺，更别说还能把老公衣服裤子都烫好了。

但让阿华放弃打工是万万不能的，她用自己的工资请了个钟点工，专门给钟生熨烫衣服。钟生又说花园得保养，草要剪，花要浇，树要修，阿华就又从自己工资里掏钱请了个园丁。

加拿大本地夫妻常常是在银行开个联名户头，工资一起花，家用一起拿。而在钟生家，钟生来付生活费，阿华的个人开支和家务开支，都是她自己用打工的薪水来付。

几年后，熟悉了环境的阿华，给自己的母亲也办了移民。

老太太没浪费一天，刚住进女婿家就和女儿一起去餐厅打工了，阿华从此也有了伴儿。

在温哥华的中餐馆里，有不少像阿华母女这样的服务员，她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胳膊上碗盘叠着三层高，在拥挤的桌子中闪身而过。早茶时她们给你端茶送碗，下午点心时段她们还在满场飞。就像钉子一样，牢牢扎进这个城市。

钟生的日子也很充实，他继续着自己的房产生意，先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用贷款买了个列治文的公寓，然后又把列治文的公寓拿去二次贷款，再去买另一个城市的公寓——他做房产投资并不避着阿华，反正他们是签了婚前协议的。

看到老公的工作就是“买房、装修、出租”，不像餐厅的工作那么劳累油腻，还更能赚钱，阿华开始很虚心地向钟生学习起来。2007年底，阿华和母亲也投资了一栋小独立屋，总价44万加元，收来的租金差不多能够还银行的月供——在加拿大7年赚出半套房，母女俩也是有“恒产”的人了。

钟生闲来还会指点阿华如何理财。阿华随即给自己存了退休金，也学着用各种免税的理财工具——这是好些老华人一辈子也不会用的东西。她的“餐厅工”收入不比白领低，再加上理财收入，钱包渐渐鼓了起来，有一次钟生投资短头寸（期货），阿华也掏出3万块现金。

阿华渐渐也能说上几句英语后，就去上政府为新移民办的英语基础班，课程是免费的，讲的都是加拿大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法律知识和财务知识。

2010年，阿华在一家养老院的餐饮部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一个月能领2800加元的工资，还有了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成了“正式员工”的阿华，就像一滴水，终于融进了这个国家。

而此时的钟生，每个月都会离开家，去列治文的公寓住一两周。他说自己想住得离大儿子近一点，好能见见孙子。但到了2011年，他把列治文公寓租出去，自己搬到另一个城市新买的公寓去住了，依旧是每个月住两周，阿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2012年圣诞节之前，钟生给阿华发来了一封email，说：“我已经爱上了别人，如今正在和她同居。”

就在阿华的眼睛快要哭瞎的几天后，钟生趁圣诞节回到家里，他不是回来跟阿华解决感情问题的，而是先要解决“丈母娘长期住在家里不给钱”的问题。同时也发出最后通牒：“阿华，你妈住在这里这么多年，就没想过要付我一份租金？要不让你妈给我付租金，要不我就赶她走。”

阿华跟他大吵一架，钟生摔门而去，从此再没回过这个家，也不再出一分钱的生活费。阿华开的车、住的房都在钟生的名下，一份在养老院工作的薪水，根本还不起车和房的贷款——何况她自己还有一份房子的贷款——在巨大的压力里挣扎了几个月后，她倒下了，送到医院，被查出了心脏病，靠公费保险做了开胸手术。

出院时，医生告诫她，回家后千万千万要静养，从此不能再劳碌，阿华好不容易得来的正式工作，就这样没了——这些年，她能在温哥华立足，全靠餐厅要用她的力气，现在不能再出卖体力，难道要等着银行来撵人吗？

日子过不下去了，阿华在病床上决定，砸锅卖铁，也要打官司——好在她的房贷本来快要还清了，她依样学钟生照葫芦画瓢，做了个“二贷”，套出3万加元，作为打离婚官司的预算。

或许是因为阿华觉得最贵的律师就是最好的，她请了一个西人律师，而且居然还是有“女王御用”头衔的——要知道，很多当地华人必须打官司的时候，脑子里想着的第一件事就是省钱，找律师时，第一句话总是“小时费率多少？” 我查过当年律师行业的收入水平，执业不久的菜鸟律师120加元/小时，而“女王御用”律师，那是连续执业25年以上的，每小时收费能到500加元左右，一个离婚官司打下来，可能几万加元就没有了。阿华这3万块，甚至可能都不够一轮庭审烧的，即使是那些比阿华富得多的华人，也未必敢下这样的决心。

姜还是老的辣，老律师先解决现实问题，一张诉状送钟生上法庭，要离婚，要分家产，要求钟生给配偶赡养费，还申请法庭下令，勒令钟生“得先支付分居期间的费用”。

法官签下的这张法庭令，解了阿华燃眉之急：“分居期间，房子和车子由钟太太使用。钟先生需要继续供房供车，也必须要交房子的水电气和地税。在此期间，钟太太有权独占使用房子和车子，钟先生没有权利进入，除非有钟太太的书面同意。”

法庭令最后还补充道：“在诉讼期间，钟先生必须付给妻子生活费，直到法庭判决为止。”

法庭令是法官直接签署的，钟生都没机会答辩（作者注：这个法庭令是“without notice”，不必通知另一方的。在加拿大法律看来，打离婚官司时，有钱的一方就得先付钱给没钱的一方，有钱一方可以去申请复议，但复议之前也得执行。必须要保证弱势的一方头顶上有房子、冰箱里有足够的食物）。他没有花费时间申请推翻这个法庭令——水电气、地税、按揭生活费，都是小钱，关键是要“站住”当年的婚前合同，要知道，配偶赡养费才是离婚官司的“大头”。常有收入不菲、离过婚的西人打征婚广告时会主动说“我要给配偶赡养费N年”——这笔钱月月扣、年年给，必须要未来的女伴知道且谅解，新的关系才走得下去。

钟生也请了律师，提出了反诉：“我们的婚姻当年签了合同，阿华不能分我的财产，法庭应该尊重婚姻合同。而且，说到配偶赡养费，是阿华该付给我！”

直到这时，阿华才知道当年签下的婚姻合同，原来是钟生指望保住财产、轻松脱身的杀手锏。

这份合同写得很专业——它约定：无论双方结婚时间多长，在离婚时，双方都只能带走自己的财产。合同紧接着列出来几十份在钟生名下的财产，有房产的位置，股权，退休金和投资。而列在阿华名下的财产呢——一片空白。因为当初阿华就是两手空空、没带一分钱进入了这份婚姻。

这份合同一句都没提配偶赡养费。钟生主张：合同没写的，就是没有，就不该给，要给也应该是阿华给我。后来，他大概觉得找打餐厅工的妻子要赡养费有点不光彩，又撤回了自己的请求，并表示：“我可以给阿华赡养费。”

一般经验老道的律师会建议，要“起诉”就不要“撤回”，因为轻率、反复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概是从钟生所了解的加拿大法律来说，他自信这份婚姻合同当初真的立得很“坚固”，可能和自己的律师并没有充分讨论。而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有另外一个离婚官司一路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而这个案例，大大增加了他赢得官司的信心——

一个西人男律师，第一次离婚时被前妻分走一半身家。他决定再婚时一定要签个最严密的合同，于是向一个女律师求婚，掏出一份合同，约定新的妻子如果放弃职业在家照顾孩子，那么每年可以得到3%的婚房份额，但是无论结婚多少年，女方能拿到的房子份额不能超过49%。

女律师一看条款，自然打死不签。虽然他们各自都是律师，但都又分别咨询了别的同行。后来男律师在订婚宴之前，当众再次掏出合同，拿出钢笔直接塞到女律师手上。女律师被架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不好破坏气氛，流着眼泪签了字，跟旁边的朋友说：“你是我的证人，我是被迫签了这个合同。”

若干年后，两人的婚姻果然又走到了离婚的田地，按照合同，女律师只能分到23%的房子。法庭上，男律师坚决捍卫合同，女律师坚决推翻合同，双方为了职业荣誉，一路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认定：两人都咨询了独立法律意见，女律师放弃权利是自己的决定，婚姻合同的公平不等于平均，女律师不能分到更多的钱。

钟生的合同是严密的，也是有前瞻性的。他甚至考虑到了，在一些时候，法官会以“夫妻结婚这么多年，离婚时的现实情况与合同签订时候的情况已经不同，而夫妻双方又没有重新审视合同”为由把合同搁置——因为钟生拿出来的那份合同上明确写着：“双方每两年对合同重新审视一遍，如果没有异议，合同就继续生效。”

阿华在法庭上简直被这个她签的时候看不懂、现在还是看不懂的严密逻辑打懵了，只能说：“当时我签的时候，我也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协议什么都不给我，不公平！而且你当时说，不签协议就不能结婚，所以我才签了的。”

钟生一句话就堵住了她的嘴：“我也告诉过你，就算你不签协议、我们不能结婚，你也可以用未婚妻签证留在加拿大，我也会继续在经济上支持你的。”

所以，这也是向法官表明：阿华并不是“没有选择”才签的协议，她不能主张自己当初是被“胁迫”才签的协议。

接着，钟生钉下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阿华不能说她看不懂合同，我当年是给她请了说中文的律师，还带她去见了律师，她是单独咨询了律师后才签的合同。”——而这，就叫“独立法律意见”，这在加拿大简直就是合同的“金刚罩”，那个女律师就是这样输了官司。

法官看向阿华，阿华几乎哭了出来，她承认，钟生说得没错。她想起来，当年钟生送自己去律师楼前，曾说，加拿大的律师很贵，按小时收费的，说着，还掏出了一张“收费预估单”。上面阿拉伯数字她是认识的，看了之后，也跟着心痛起老公的钱来——按当年的汇率，她在广州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够和律师说1小时的话，每句话都是钱啊！

到了律师楼，钟生掏出合同给阿华，让她独自去见律师，自己在门口会客处等她。律师看了合同，用广东话跟阿华说：“如果您签了这个合同，那之后离婚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分财产。你们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阿华在广州待了多年，听得懂广东话，但说不来，她当时只想着昂贵的律师费，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结束这按分钟收费的咨询。所以，当时的她没有什么异议，律师说完，就直接在合同上签了字。

之后，这份婚姻合同，夫妻两个人都再也没看过，更谈不上“两年一次审核”，如果不是要离婚打官司，都不晓得扔到哪里去了。

阿华在法庭上，懊悔得恨不得拍自己一板砖：“那时我连律师事务所的凳子都没坐热就出来了！”

法官问：“当时律师有没有告诉你如果不签这个合同会怎么样？”

阿华说：“钟生给我说了，不签这个合同我们就结不了婚，但律师没有解释过不签会怎么样。”

接下来几年，阿华因为心脏病，打工打得断断续续，离婚官司也因为她接受治疗被几次延迟。幸好她申请到了一份残疾补助，会持续付她25个月的工资。

按照卑诗省的婚姻法，离婚分家分产都是从分居开始算的。

钟生继续投资滚雪球，过着高级中产的日子，只需按部就班地把官司打下去，提交一堆财产和债务声明就可以了；而阿华在温哥华这些年，一直都是找钟生当会计的大儿子报税，财务状况是一清二白的。那栋于2008年买下的房子，扣除按揭后净值33万加元，阿华拥有的这一半是16.5万，年收入大约1.8万。

钟生和阿华都有义务向法庭出示所要求的文件。例如税单、银行的交易流水、按揭申请表格等等。钟生的投资种类丰富，出示的资料自然比阿华多得多——按照程序，当事人都是把材料交给律师，律师再提交给法庭。

可钟生和律师大概是大意了，在材料中夹了一张申请贷款的申请表。阿华请的老律师没有让钟生的材料放在墙角吃灰，他像侦探一样，仔细翻钟生的流水账，最后一把揪住那张贷款申请表，拍到法庭上：“钟先生，你在法庭上宣誓说，你的总财产一共270万加元，其中债务 100万，净资产170万。但在申请按揭上，你却告诉银行，你的总资产有1100万，净资产有1020万？这多出来的快1000万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张申请表，立刻像匕首一样把钟生的信用刺了个洞。法官马上掀起了眉毛：“钟先生上一次离婚的时候家庭总资产400万，就算剩一半也是200万，结婚之后变成170万的净资产，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还一直没搞清楚呢。”

钟生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给银行申请贷款时说的话也能作准吗？我是为了拿到贷款，适度夸大了自己的资产，请法官按照我在法庭上的财务声明为准。”

为了证明自己在法庭上的财务声明是真实的，他只好解释自己的财富史：在和阿华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囤积了十几套房子在收租。但这些房子全部是家族公司持有的，并不在他一个人的名下。结婚时，他名下只有一栋房，后来一路涨价，大约价值100万。后来，他又买了两个公寓，也和儿子们成立了公司，在美国房产最低迷的时期，他们去那里买了公寓、独立屋、出租房，所以申请贷款时把这些房产都宣称是自己所有，再把能夸张的都吹一吹，就变成了“1050万”——例如，3个儿子分别送给钟生一块瑞士表，钟生就随便“估价”5万加元一块，往表上一填，所以“珠宝&手表”那一栏的资产就价值“15万”了。

钟生一边强调“贷款申请有夸张”，一边抱着合同不放，说：法律不是讲究“当事人的意思自洽”吗？当初合同是阿华亲自签的，律师是阿华亲自见了的，现在，法官就该尊重婚姻合同，按照合同来分财产——阿华赚下的房子归她自己，我的房子阿华不能染指，至于我有多少财产，那是与本案无关的。

但法官对他的说法并不买账。虽然之前那个男律师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似乎让“自己签的合同就要自己认”成了准则——但是对于法官来说，判例有几万字，到处都是真理。

法官把案例翻来翻去，也找出了支持自己高见的真理——在那对律师夫妻的离婚案中，最高法院的9个法官中，有3人是支持女律师的，他们认为那份婚姻合同应该推翻。一位法官写下：“婚姻总是男人获利。男人一结婚，就有了家庭支持他们去投资事业。但对于女人，结婚就像在家里也打了一份工。尽管女人也工作，但她们大多数人仍把丈夫与孩子放在第一位。于是离婚时，女性实际上承受了双重损失，婚姻时间越长，她们收入越受影响，她们重回职场的能力也越低。”

于是，本案的法官总结道：“这位男律师提供的合同站住了脚，是因为合同里每年分配给妻子房子3%的价值是合理的，而不是因为妻子‘咨询过律师再签的字’——如果他妻子出去执业，恐怕也就赚到这3%。婚姻的公平标准，应该比商业行为更高。婚姻合同的签订要公平，双方要有充分的讨价还价；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必须是真正弥补弱势一方，而不是只给做了个合同翻译；婚姻合同在执行的时候也要公平——两样有一样不公平，法庭就能搁置它。因为，婚姻不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

“我要审查钟生的合同是否签订时公平、执行时也公平。”

法官还写道：“钟太太刚来加拿大时，显然是弱势的。她不会说英语，也不能阅读，她即使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咨询过律师，她对加拿大更加一无所知。她确实咨询了律师，但律师的咨询并没有弥补她的弱势地位——例如，律师并没有要求钟生在合同上列明自己的财产价值，财产清单只有地址、没有估值，这是不正常的；律师也没有帮助钟太太讨价还价、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律师更没有告诉她，如果不签这份合同，她本来在婚姻法中享有的权利。钟太太是放弃了她根本不知道的权利，所以这份合同签订就是不公平的。”

再说合同的执行：“我认为，必须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钟先生的财务状况。钟先生的财务状况，以及他未来财务的稳定性，都比向法院披露的更多、更稳健。钟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他会继续投资和收购资产，他的生活会处在最舒适的水平。而钟太太为了家庭，工作了14年，加上婚前同居的2年多，一共16年。她有严重健康问题，收入已经大幅度减少。这份合同没有约定给她任何配偶赡养费，如果合同有效，离婚后，她必须从头开始，只能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去工作、储蓄。她还负担着自己母亲的生活。她的健康影响了她的收入，而她的残疾福利不是稳定的财务来源。这位女士在年轻时曾表现出不懈的斗志，现在她的健康不允许她从头再来。所以，这份合同实质不公平。”

所以：“我判决，搁置这婚姻合同。”

“两人结婚时所住的房子，虽然是钟生在婚前买的，但是两人居住的13年半里，钟太太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给这栋房子，而合同对此没有约定任何补偿，这对她是极不公平的——我判决，这房子是婚姻财产，应该对半分。”

想必这些话对钟生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他或许不知道，英语里有句俗话：“The man’s work from damn to the sunset, but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男人的工作从日出到日落，而女人的工作是做不完的）”在加拿大的法律看来，“婚姻是两个人对家庭的尽力的付出”，法官不能去考证谁到底供房子出了多少钱，但他们会认为，做家务也是“付出”，带小孩也是“付出”，剪草修树、支付维护费用，一律都是“实质性投入”，其价值并不比赚钱还房贷小——钟生的房子当初买时花了36万加元，与阿华离婚时大约价值142万加元，阿华可以分走72万。

法官接着写道：“钟生有义务还清房屋的按揭，以及二次按揭的50万。钟生将这房子套现用于投资，既没有给妻子通知，也没有得到妻子的许可，所以我判决，二次按揭是钟生的个人债务。钟生在婚后投资的账户，还有他的退休金，总共价值50万加元，也得和钟太太对半分。只有钟生的海外投资不是婚姻财产，免于分配。”

而更大的雷还在后头。

加拿大富人怕离婚，除了分家产，也是忌惮配偶赡养费。配偶赡养费有两种：一种是补偿性的，如果一方曾经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升职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另一方就该付赡养费；另一种非补偿性的，没有理由，就因为离婚时一方的经济状况更好，所以就得保证另一方的生活水平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阿华得到的配偶赡养费又突破了常规，法官宣布：“按照双方提交的证据，钟先生的年收入是5.6万加元，而钟太太的年收入为1.8万。我认为钟先生的实际年收入应该额定为9万，钟太太的收入应该调整为1.5万。通常没有孩子的夫妻，赡养费要按照婚姻的时长来付，但我不准备按照这时间判，因为我无法预料钟太太的健康状况什么时候能好转。我判令：钟先生每月给妻子1625加元的赡养费，直到法庭命令他不必再给为止。”

“直到法庭命令为止”——这意味着这笔钱一给就是阿华的一辈子或者钟生的一辈子，遇到通货膨胀或者阿华的健康情况有变，法庭还能给涨一涨。

钟声这份严密的婚姻合同，终于被自己的过于精明打破了，成了又一个可以被后续参考的判例。一位温哥华的离婚律师，在接受我采访时吐槽说：“常常遇到客户觉得我写的婚姻合同不够严密，他们想要的合同，总结起来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些客户不明白，婚姻从来不是一方能拿走所有牌的事。你在这里拿一个利益，就得在那里做出个让步。否则，万一若干年后合同被法官推翻，比不签合同还糟糕。”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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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妈妈

温哥华专栏作家，房产

策划人，文能写策划书，

武能推剪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