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岗坝轶事：吴家有个彭大姐

1、

我和吴振威下乡到老岗坝，缘起于彭大姐。彭大姐原名胡师云，是吴家认下的干女儿。

上世纪30年代初，胡师云出生在老岗坝一个庄户人家。古时，三江在凌云山下汇流以后，江面豁然开朗，岷江裹挟着大量泥沙，一路向南。日积月累，泥沙在河床中间淤积成洲，形成一个美丽的小岛，人呼老江坝。后来湖广填四川，老广说“江”，总要念成“岗”，于是本地人将错就错，就跟着老广叫老岗坝了。老岗坝离城不远，绿水环绕，良田沃土，百姓生活富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胡师云在老岗坝长到五岁，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聪颖明亮，白皙的圆脸上一对小酒窝，随时洋溢着微笑，逗人喜爱。

胡师云在老岗坝快乐成长的时候，城里吴家的木材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那时候，斑竹湾渡口是车子、安谷、观榜、踏水进城的必经之地。吴家老宅离斑竹湾渡口不远，从渡口上来，沿着河岸往下游走，穿过一条两百米的狭窄巷子，就到了吴家。吴家大门面向大渡河，朝门有六块门板，高大气派。吴家沿大渡河修了一排吊脚楼，吊脚楼和吴家围墙之间，下立门楼，上盖青瓦，形成一道廊桥。里面摆放桌椅板凳，备有茶水，供来往行人歇息。吴家大院是天楼地枕的老房子，但后院小山上，却有座三层的小洋楼。振威的父亲请来设计师，因地制宜，自出心裁设计花园。这花园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园子里黄角兰、桂花、石榴、香樟，应有尽有。振威父亲那时候还没有娶亲，和他爷爷、父母、老姐姐，一家三代在斑竹湾过着舒心日子，只等着迎娶女主人。

一日，胡师云跟着本家大伯进城，到吴家走人户。进了吴家，胡师云就像跟在刘姥姥身后的板儿进了大观园，东瞅瞅西望望，目不暇接。和乡下的阡陌桑林相比，这儿俨然“高墙门户大院房，雕梁画柱刻花窗”，园里处处奇花异草，假山水池，稀奇的景致总也看不够。吃过晌午饭，大伯要告辞，胡师云死活不肯走。吴家人见小姑娘长得乖巧水灵，家里也没有小孩，就说；不走就留下吧，权当吴家有了一个女儿。后来，振威妈妈嫁到吴家，胡师云就正式过继给吴家，成了振威父母的大女儿。

2、

知道下乡当农民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时，我和振威就商量，一定要到没有水田的地方去。振威说，她有一个姐姐在老岗坝，可以托她给大队书记说说。振威大孃把这事儿给彭大姐一说，彭大姐心急嘴快就去找了大队书记，接着又找生产队长。老岗坝人多土地少，人均只有五分地，根本就不情愿有人来分食他们的口粮。无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听说要来两个姑娘，自然乐意。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若来了小伙子，以后是要娶妻生子的，而姑娘却是要嫁出去的，当然宁肯收留姑娘了。

刚到老岗坝，人生地不熟，又不会做农活，彭大姐常常照看指点我们。我认识彭大姐的时候，她已经生育了四个子女，身材粗壮，面色红润，没有了年轻时的美丽，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模样。她穿着发白的蓝布衣衫，两条弯曲的辫子搭在宽阔的胸前，腰上永远系着一条破旧的围裙，大声武气地说话，只有那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依稀还有一些旧日的明媚。

听振威说，她父亲娶她母亲的时候，举办的是新式婚礼，童女就是胡师云。婚礼那天，振威父亲风流倜傥，儒雅帅气；振威母亲身着白色婚纱，温婉美丽；小女孩穿着洋气的小白裙，天真无邪，小手紧紧牵着母亲的婚纱。文革以前，胡师云牵婚纱的照片还保存在吴家。乐山解放时，胡师云正当青春年华，经人介绍，与粮食局通讯员彭全安相识相恋，吴家给她置办了陪奁嫁妆，俩人风风光光地办了婚事。自打做了彭全安的妻子，吴家姊妹就改口叫她彭大姐了。

49以后，吴家的成分划为工商业。振威爸爸照常做他的木材生意，养活一家老小。常常看见西湖塘枪毙地富反坏，暗自庆幸没有波及自家。谁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1952年，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开始了，横祸从天而降。6月，振威父亲被举报偷税漏税，为避祸端，家里人把宽宅大院交给了国家，交出了所有的钱财，振威父亲还是被关进了派出所。那时候，振威母亲肚子里正怀着八妹，吴家遭此劫难，常来常往的一些朋友要么自身难保，要么避之不及。丈夫关在派出所，夫妻不得相见，振威母亲挺着大肚子，面对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惶然不知所措。一日，彭大姐和彭全安拿着两个大口袋进了家门，二话不说，风风火火就开始收拾东西，把铺笼罩被、秋冬衣服，统统塞进口袋。整理好了，这才说：“趁抄家的还没有来，这些东西先拿到我家藏起来。万一抄走了，一家人穿没穿的，盖没盖的，日子咋过！”

7 月，下了几场暴雨，大渡河夹带着满河的泥沙，翻滚着阵阵巨浪，浩浩荡荡从吴家门前滔滔流过。振威父亲在派出所关了一个多月，一条腿断了，还打折了几根肋骨，被人抬了回来，一言不发躺在床上。一个闷热的夏夜，他悄悄下床，爬出家门，梭进了大渡河。待家人清晨寻他时，哪里还有踪影，惟见波涛滚滚，无语东流。那一年，振威父亲三十六岁，她母亲刚满三十。9月，振威母亲生下了八妹。白露时节，霜风凄紧，彭大姐和丈夫背着扛着，把铺笼罩被、寒衣棉袄送了过来，这在落难的吴家，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

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家道中落以后，振威母亲拉扯着六个孩子和没有出嫁的老姐姐，在斑竹湾艰难度日。彭大姐自己生活虽不宽裕，但只要能够帮衬一下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吴家。平日里进城，玉米花生、辣椒茄子、萝卜白菜，总要捎带些送给吴家。

3、

50年代，彭大姐生养了一儿一女。丈夫在外做事，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也还滋润。那时候的彭大姐，还很美丽，两个孩子白白胖胖，大眼小嘴，一说一个笑，十分讨人喜欢。

好日子不长，到了50年代后期，国家号召“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会动员没有工作的人到农村落户，彭大姐就带着一双儿女回了老岗坝娘家。哥哥胡师贵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嫂子也贤惠，见妹子领着一双儿女回来，就把家里的老宅腾出一半，让给妹子一家居住。

到了饥荒年代，许多单位开始精简人员。彭全安在城里，一个月只有19斤供应粮，饥饿的日子实在难捱，想到老婆孩子已经回了老岗坝，不如自己也去乡下，一家人同心协力，多多少少还可以在地里刨一点来吃。彭全安把这话一说，正中领导下怀，立刻替他办理了退职手续。彭全安来到老岗坝当农民，算是倒插门，一家子就这样成了纯粹的农民。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春节，生产队杀了两头猪，一头上缴国家，另一头分给社员过年。一头猪身上的肉，有好有歹，如何公平分配，是个难题。农村人有农村人的智慧，全队28户人家，队长就准备了28个纸疙瘩。几个全劳动把猪肉从车子场一拉回来，晒场上立马围满了人，大人小孩，几乎齐了。两爿猪肉摆在临时搭起来的案板上，红白相间，泛着油光，馋得人直吞口水。队长宣布，各家各户派一个代表去会计那儿摸纸疙瘩，然后按摸着的号码顺序割肉。这样一来，能分到哪一部分的猪肉，就全凭运气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怕摸着1号，因为第一刀是猪的脖子，俗称“槽头肉”，槽头肉又绵又软，不好嚼烂，没有肉香味。

纸疙瘩一模完，就听见彭大姐高声叫道：“哪个摸着1号了，交换一下！”一听此言，拿着1号的倒霉蛋喜从天降，忙不迭地应答：“我是1号，换嘛，换嘛！”我不明白，大家都不喜欢槽头肉，为啥彭家偏偏要把到手的好肉换给人家？彭大姐拿着1号纸条，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槽头肉好啊，煮熟了没有折耗，肥肉多油也多！那年月，猪肉是稀罕物，孩子正吃长饭，彭大姐的食量又大，当然要选槽头肉了。后来，生产队分肉，干脆就从2号开始，1号固定是彭大姐家的。

4、

彭全安退职回来以后，彭家又生了两个女儿，老三取名四清，老四叫秀英。彭大姐说，她64年生四清，娃儿一落地，就饿得心头发慌，一顿吃了40多个荷包蛋。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她解释说：小孩生下来有7斤多，肚子里突然少了七八斤东西，至少得用几斤吃食来填补吧，40个鸡蛋才几斤？听她那意思，她还没有放开吃。

彭四清和她的孙儿

彭大姐自幼在城里生活，回到乡村自然不如别人会搞干，在生产队和春儿家一样，过得比较窘迫。不过她生性大方，待人爽快。全家人一年忙到头，好容易喂出来一头肥猪，到年底出栏杀了，照样吆五喝六，呼朋引伴请来邻里乡亲，摆起几桌宴席，大吃一顿。

我第一次去她家吃杀猪宴，着实大吃一惊。猪血旺、肥肠汤、大骨头炖萝卜、大葱炒腰花、大碗装的白片肉，一碗又一碗，不断上桌。人们喝着辛辣的包谷酒，夹起一片片巴掌大小，足有一公分厚实的饱肋肉，塞进口里，满嘴油香。那一刻，似乎一年到头的劳作都得到了补偿。在酒精的刺激下，男人们的脸膛红润起来，杯碗相碰，抓住一个人就大声倾诉，诉说自己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彭大姐看着邻里亲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心满意足地笑了。她说：辛辛苦苦劳碌一年，庄稼人就这点盼头！

一头一百多斤的肥猪，半边卖给国家，一顿杀猪宴下来，就只剩几块肉留着过年了，彭全安却一点也不怪彭大姐。

5、

2003年，我和振威回了一趟乡下。老岗坝的渡船没有了，原来的渡口处修起了一座桥，在大桥的陪衬下，印象中高大的黄葛树仿佛矮小了许多。几十年沧海桑田，村庄已经没有了旧日的模样，我在生产队走了一圈，从前的乡邻相见已然不再相识，惟有门前岷江水，春风不改早时波。

振威领着我去彭家，没有想到，彭大姐只看我一眼，便喊出了我的名字，终究还是她记得我。彭家修了新房子，站在她家院坝，远眺凌云乌尤，近闻波涛声声；门前一抹桤木树林，屋后几拢楠竹荫蔽。院子地处坝顶，远离村落，很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分别二十多年，彭大姐明显见老了。身体粗壮而臃肿，脸上沟壑纵横，盛满了流过的岁月，只有那双眼睛还算明亮。环顾她家，依然简陋，只是比过往整洁了许多。拉起家常来，她说，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嫁出去了，只有四清的丈夫入赘，小两口和他们一起过日子。我私下问振威：“大彭呢？”大彭是彭大姐的大儿子，也是彭家唯一的男孩。振威悄悄说：大彭40岁时得败血症去世，媳妇带着孩子改嫁了。我心里一紧，不免想起大彭来了。

初见大彭时，他十七八岁模样，脸色黑红，浓眉大眼，像极了彭大姐。大彭一头微微卷曲的头发，时常粘着一些草屑，一双大脚，从不穿鞋，脚趾蒲扇般张开。那个年代，一般人家的小孩难得制一件新衣服，一件衣服往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大彭没有弟弟，只有三个妹妹，一套衣服只得自己穿。那身衣服，他不知穿了好多年了，衣服短小只齐肚脐，裤子补丁重叠，只到小腿肚，脚踝永远和脚板一起裸露着。大彭不多言语，神情木讷，生产队里的活路，安排他做啥就做啥，从来没有二话。感觉他像极了鲁迅笔下的闰土。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环境弄人。其实，大彭小时候住在陕西街粮食局宿舍，上白塔街幼儿园，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城里小孩一样，也是人见人爱的乖孩子。回到乡下，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每一分钱都要从地里辛苦刨出，长年的劳碌夺走了大彭的童真与活泼。十五六岁时候，城里和他一般大的学生还在吃着闲饭闹革命，他肩上已经压上了全劳动的担子。大彭和我们年纪相仿，有时也到自留地来帮我们干活。活路做完，我们还没来得及道谢，他羞涩地憨憨一笑，转身就跑了。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儿子，竟然撇下老婆孩子，早早离彭大姐而去了。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彭大姐是怎样熬过的？

那一次回乡下，我们在彭大姐家吃豆花饭，青椒蘸水还是当年的味道，只是白片肉没有当年肥厚了。我们摆了好久的龙门阵，彭大姐的笑声依旧爽朗清脆，临走，她热情地捧给我们好多花生。

不久，振威说彭大姐走了，是得脑血栓走的。过了十来年，彭全安无疾而终，终年94岁。几十年来，吴家姊妹和彭家姊妹始终姐妹相称，常有往来。

岁月流逝，老岗坝的邻里乡亲，已经渐行渐远。彭大姐、胡师安、春儿……，却永久地走进了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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