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与毛克东、杨铭佳两位先生，在车子场一家饭馆吃饭，席间，店主闻听我
1969
年落户在惠安村甄刘碥，问我是否听说过一句话。我表示愿闻其详。店主说：“你下乡的那地方很穷。”
这话我不敢苟同。我下乡的村子，良田沃土，自流灌溉，并不靠天吃饭，只要不人为折腾，也算得上富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房屋，从民国过来，都是木质结构的瓦房。怎么就穷了？
店主说：“早年间有三句话，描述赶场的情景：程黄村甩手摆手，陈罗村扁担叉口，甄刘碥拖杆讨口。”
三句话的含义需要解释一下才更清楚。程黄村和陈罗村都属于安谷乡，与车子乡的惠安隔一座石桥，甄刘碥是惠安的一个村子。三个村子每逢场期，男人们赶场的神态是大有差别的。程黄村最富裕，地主多，赶场纯粹是走耍，啥事不做，甩着两手就去了。陈罗村是做米生意的，所以赶场卖米，少不了挑米的工具扁担叉口。最落魄是甄刘碥，我下乡十年的村子，就穷到需要拖杆讨口。为什么？仔细一想，人家程黄村有个很气派的祠堂，我落户的惠安村，真还连小祠堂都没有一个。至于算得上堂皇的建筑，程黄村有花朝门，几进几出的大院落，甄刘碥也没有。在财大气粗的程黄村人眼里，岂不是有点类似讨口？
再从戏台的数量和祠堂的规模来说，安谷要比车子多得多。安谷有戏台16个，车子只有1个。抗战时期故宫文物西迁安谷，看中的就是安谷坝子众多的宗祠，既能分散存放，又彼此相距不远，便于管理。车子祠堂则只有寥寥数个，不敷应用。所以不能不承认，安谷比车子，整体上要富裕许多。
1.
说到历史渊源，安谷最初不称安谷，而是叫安国镇，到明代改镇为乡，始称今名。这在安谷文庙厢房的石碑《转修土主灵祠碑记》中，有明确记载。碑文云：“嘉定州安谷乡，旧为安国镇，在州治西南二十里，近铜山之江埝，使灌溉之利多成沃壤，居民世赖之，是以明朝分土贡赋，更名曰安谷。”
如果我们立于乌尤寺尔雅台上，往西面眺望，右边有茗冈山（俗称茶山），左边有金灯山、洛都山、衬墙山、凤凰山，相向对峙，中间开阔地带，乃一大平川，状如山谷之口，向前延伸形成一片坝子。这片坝子盛产稻谷，适宜安居，叫它安谷实乃名副其实。
当时的乡场，在今天的龙星村，名称叫麻柳场。不远处还有个回龙场，是明代老场，今天还在。麻柳场后来废弃，清初时又在今天的地址上创设了白庙场。这白庙场叫来叫去，连庙子都叫没了，到底扛不住安谷二字讨人喜欢，远近认可，就一直叫到了今天。
相比车子场，安谷场大了许多。单就场期来说，安谷是逢单赶场，车子是二、五、八。车子的乡场，走一遍你就记住了；但安谷场我走了很多遍，一直没把它认清楚。过去安谷场有“宋半场，吕半节，杜鲁两姓一个角”之说。宋姓以堰沟为界，占了半边场；吕姓占了另外半边场的半截；杜鲁两姓仅占了吕姓剩下的部分，所以叫一个角。
这种划分，估计安谷场上的人也未必说得清楚。然而说到堰沟，我就印象很深了。安谷场中心街道，有泊滩堰下来的两条支渠，从场上人家门前缓缓流过。水边人家，洗衣浆裳、担水做饭，也就几步之遥。行走于水边，一路渠水相伴，彷佛置身于江南水乡。1970年代，我在安谷参加赤脚医生培训，前后约两个月的时间，就常常走在这类似江南水乡的古镇上。
2.
这安谷场上的泊滩堰，堰头在今天的泊滩村上面，引沫水为堰，开凿于明代，灌田五千余亩。1954年，时任县长都昌有委派杨成全担任总指挥长，对泊滩堰进行扩建整修，使其灌溉区域容纳安谷、车子、杨家、冠英，流域面积达到三万多亩。
当年引沫水为堰，在安谷坝子还有楠木堰、回龙堰。1970年代，又修沫江堰，从沙湾区谭坝乡大沟处引水，沿大渡河右岸山脉开渠，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修沫江堰时，车子公社也曾派队参加，我作为随队医生，在太平镇服务过短暂时间。
这些堰渠，使安谷成为富饶之区，也使安谷场一跃而为十里八乡的交易中心。有人说，安谷场呈圆形，绕一圈又可以回到原地。有人则形容它状如螃蟹，有大小八个场口。如果从茶山方向的机耕道过来，进入场口，前行中可以看到左边是公社卫生院，右边是信用社。区医院在公社卫生院背面不远的田坝中。继续往场上走，在一个大坝子的前面，是安谷古戏台。戏台两侧，分别有街道通往场上的繁华街区，并沿途分离出一些小街小巷。我接受培训学习时，就住在戏台右侧一条小街的木楼上，是哪个机构的房子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是免费住宿的。
我在农村做了八年多的赤脚医生，这是区里第一次组织培训，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区赤脚医生分两批轮训，我是第二批。时间是一个月。培训我们的老师，有中医也有西医。西医老师是区医院的王开发，上海医大毕业。中医老师一个来自安谷公社医院，一个来自太平镇医院。
培训期满，学习班解散，我又和张泽林留下来参加女扎手术的培训。这次是安谷公社医院的章院长负责培训工作。参加培训的，还有我们车子公社医院的刘医生。我们三个人的任务，是组建一支计划生育手术队，由刘医生担任队长。
所有培训都是免费的，章院长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尽快带出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公社，独立开展手术工作。我们先是在台下看，然后便分别上台实习。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章院长的女扎手术，技能娴熟，动作麻利，用时短，我们都很佩服，视为神一样的人物。他肤色黧黑，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说话直率，传授技术毫无保留，但要求严格，让人感觉几分敬畏。有一天，动员来一个妇女，指名要章院长亲自手术。
章院长很高兴，也做得格外认真。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腹腔中的输卵管，平常轻轻一摸，就拈出来了，那天却怎么也找不着。章院长越来越焦躁，额头上已经汗流如注。后来让助手周珍协助，手刚伸入腹腔，女人便呕吐起来，疼得大声叫嚷。章院长终于说：“去请燕医生。”
燕医生是区医院的医生，以前在乐山卫校担任教学。燕医生来后，几句话便让女人安静下来。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大家看到燕医生的手伸进女人的腹腔，女人居然没有反应。更加不好理解的是，那手在腹腔内似乎并未做什么动作，输卵管就被卵圆钳缓缓地提了出来。
这让所有在场的医生，见识了什么叫技艺高超。
去年，我到安谷采访王德才先生，在场上问一位从泊滩堰管理所退休的老人，他说章院长还健在。我不知道章院长是否安谷乡章氏宗祠的后人，这个宗祠的祖上章寓之，是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二甲进士，曾任山东省布政使司济南知府，与著名的“嘉定四谏”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是“嘉定七贤”之一。
3.
历史上，乐山人杰地灵，古称士大夫之郡，处在这样一种氛围，周边多是文化浓郁的乡镇。安谷即是其一，它的牯牛会、朝山会、川戏班，名闻遐迩。
每年十月，安谷都要举办“牯牛会”，会期定在农历的十月十三日，故又名“十月会”。牯牛会始于明代，由杜、宋、吕三姓轮流主办。会期当日，有盛大的游街活动，仪仗队居前，龙灯、狮儿灯、平台、高桩，按序而行。队伍最后是牯牛登场，由养牛的主人牵着，组成长长的队伍，喜气洋洋的走在自家牯牛的前边。这些牯牛，牛角上扎着红花，脑门上拴着绣球，似乎心有灵犀，都走得神采奕奕，志在必得，要替自家主人争夺一份光荣。乐山的民间庙会，名目繁多，惟安谷的牯牛会最有意义，它所表达的祈祷，是希望来年风调雨顺，四境安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万民乐业。
牛华溪一带的盐井灶户，因为是用耕牛拉车汲卤煮盐，对牛有特殊感情。安谷每年的牯牛会，牛华溪都会特地赶来参加，敬献礼物，布施钱财。
庙会前，主持人早已经联系好梨园戏班。游行结束，即开台唱戏，风雨不改。每天有午场戏和夜场戏，一直唱到月底，所有费用开支，均由场上工商各业负责筹集。
安谷的乡绅，对于道德教化是颇为重视的。一般的乡场，就一个戏台，安谷却有3个，而整个安谷乡的戏台，竟多达16个。场上的3个戏台分别是老戏台、新戏台、文武宫戏台。老戏台我当知青时，还登台演出过。那年杨宗遨他们的沫江堰宣传队在区里汇报演出，我当时在医疗站，他特地过来邀请我去参加，我就上台吼了一首革命歌曲。
老戏台之所以称“老”，是因为它建于明代，清初安谷设场，将戏台从原来的麻柳场迁建过来，故称“老戏台”。清光绪
24
年（
1898
），老戏台由场上士绅及工商户捐资，重新维修彩绘，台上高悬横匾“以古为鉴”，黑底金字，愈显古风十足。为此曾请来“清生”、“四明”两个戏班，在老戏台、新戏台联袂演出，各展绝技，盛况空前，前后热闹了
10
天，场上大小旅店全部客满，许多观众只能夜宿街沿。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哥老会首领刘清泉等，会同场上各界，举行庆祝大会，并调回“天禄班”在安谷演出，在老戏台又添一匾：“闻其声以鸣其国家之盛”。红底黑字，熠熠生辉。
天禄班和后来的友联社，分别为刘清泉、刘钊父子组建的戏班子。这父子二人，为安谷文化的建设，贡献良多。
4.
一个乡场，有自己的戏班子，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民国时期并不少见。天禄班组建于清末民初，是川戏班子，有演员、鼓师、琴师、管事及勤杂人员50—80人。班底雄厚，箱底齐全，戏装道具应有尽有。演员都从外地聘请，生旦净末丑门类齐全，个个都有绝活。每年春节，天禄班即在台子坝演出，到正月初九，则按例应邀前往雅安唱春台。之后又到乐山、峨眉、峨边等地城乡巡回演出。待到安谷每年十月举办牯牛会，天禄班才赶回安谷连唱半月大戏，每天早场、午场、夜场转着演。戏目由场上各行业公点，费用也由各行业公会负担。遇安谷坝各姓宗祠秋祀祭祖，也受邀前往演出。天禄班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四年（1925），才因连遭不幸而解散。
民国三十六年（1947），安谷再次组建友联川剧社，由刘钊出任社长。该社共有演职人员约60人，其中很多人是“票友”，但专业演职人员也很齐全，箱底殷实。著名青衣旦向爱君，成都人，嗓音、行腔均独具特色。在《打神告庙》中饰焦桂英，在配合默契的锣鼓声中，一声充满怨气的“王魁贼呀”，满堂皆惊，扣人心弦。文小生邓文举，在《柳荫记》中饰梁山伯，仪态潇洒，倾倒观众。武小生潘绍章，在《拦马》中饰演焦光甫，身轻如燕，功底深厚。小丑朱见笑，在《秋江》中饰演艄翁，《归正楼》中饰演邱元顺，观众评其扮相、演技，不在邱福新之下，还比邱福新“雅”。
友联川剧社也是去各县乡镇演出，只是每年十月牯牛会，也必须如天禄班一样，赶回安谷登台演出。直到政权更迭，始告解散。天禄班和友联社，几十年中，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安谷文化，给人留下许多难忘印象。许多年后，乡人仍在茶肆闲谈不休。长期的耳濡目染，培育了大批爱戏懂戏的戏迷，这也让安谷享有“戏窝子之乡”的美称。
看到王世模先生的这段回忆，回想起我当年胆敢在安谷场上乱吼《回延安》，真是汗颜，羞愧难当。其实羞愧的何止于我，那在老戏台上蹦蹦跳跳的沫江堰宣传队，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大跳所谓革命舞时，对于传统文化的无知，真是暴露无遗，还自以为是。
那些分布在各村宗祠的戏台，像宋氏宗祠戏台、鲁氏宗祠戏台、朱潘刘三氏戏台、程黄氏宗祠戏台等等，也是各有千秋。其中王元村吕氏宗祠戏台，原在古佛寺山门外，民国元年（1912），乐山县首任知县方琢章，到各乡视察民情，经安谷乡到太平寺途中，被戏台挡道，只好下轿步行。方琢章对送行的乡约、甲首说：“戏台挡道很不方便，谁能在一夜之间拆卸戏台，在异地重建，谁就拥有这座戏台。”当时在场的吕昭德，立即发动族人，组织泥工、石工及搬运工，真就在当夜天亮前，把戏台迁建在了吕氏宗祠外面。
几十年过去，今天的安谷镇已经没有了戏台。宗祠不复存在，依附于宗祠的戏台又如何能够存在？就连乡场上的戏台，也因为没有了乡绅文化的支撑，全体消失。
5.
与此同样消失的，还有安谷的朝山会。我小时候住高北门，大雁南飞的季节，会看见三三两两的朝山队伍，身穿青衣，背包㧯伞，从城外过来。有知情者说，这是乡下人去峨眉朝山拜佛。而乡间形成规模的朝山，在民国时期，则是安谷的朝山会。
每年六月的上、中旬，薅秧上坎，适逢短暂农闲，此时见缝插针，在安谷坝子，有两场朝山会：安谷朝山会和回龙朝山会。
安谷场的朝山会6月6日出发，由会首带队，全程步行，经水口、苏稽、镇子场到达峨眉。6月7日早晨，在报国寺进香，吃早斋，然后走清音阁到万年寺，歇脚住宿。6月8日，夜宿接引殿。6月9日，继续攀登，到达金顶后，朝拜礼佛，敬香献贡。下午看佛光，夜晚看神灯。次日，如果不下雨，早起可看云海、日出。早餐后下山，经洗象池返回万年寺。6月11日回到安谷。
回龙场的朝山会，6月11日出发，朝山路线与安谷朝山会相同，只是时间晚了6天。
这两队朝山会都有自己的“龙驾”，由一身强力壮的大汉护驾行走。有一年，峨眉知县以龙驾驻寺内太嘈杂，贴出告示：凡龙驾不许进城，不许在万年寺稳驾，只准驻报国寺、伏虎寺内。安谷朝山会毫不理会，照例进城，直入县衙大堂。知县问会首是谁？衙役答是安谷刘清泉、钟明亮，还有顶戴生员。知县只好出堂参拜龙驾，同意龙驾仍驻万年寺。
与今天的旅游者朝山不同，是两队朝山会都有各自的乐队。安谷哥老会首领刘清泉、钟明亮，还专门聘请乡人朱郎荣担任鼓师，训练乐队。朱精通川戏的吹、打、弹、唱，培训了一批8—13岁的“小玩友”。有次，朝山会住峨眉县城一家旅店，老板是刘清泉的结拜兄弟，香客百多人食宿费全免。为酬谢店主，当晚在该店打玩友，坐唱川戏通宵达旦。听众大饱眼福，称赞说：“安谷文武驾会的小玩友，真是训练有素，吹、打、弹、唱，样样出色。”
两会的朝山活动，终止于1949后政权更迭；随同终止的，还有礼佛进香时的虔诚信仰。
6.
时光荏苒，数十年过去，牯牛会、朝山会早已烟消云散，惟有一人一事，从岁月的雾霾中，一路走来，历久弥新，永远不会遗忘，除非这个民族天诛地灭。
这个人就是安谷乡长刘钊。此人可谓一辈子奉献于乡梓，进而更奉献于民族。早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23岁的刘钊从成都四川法政学堂毕业回乡，见地方上没有一所高级小学，乡民子弟上高小，要到20里外的乐山城内就读，隔河渡水很不方便。于是提出在安谷场上创办安谷高小的建议，得到地方士绅的赞同，一致推选他为首任校长。当年招收高小一班，学生10余人。这一班高小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安谷知名人士，其中尹崇道、徐光钦在故宫文物存放安谷其间，曾先后担任过副乡长兼校长。
在安谷小学历史上，刘钊是两届校长。这所学校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像淮南煤矿局总工程师任荣昌、治理长江委员会副总工程师赵鸿国、侨居美国的五官科医师石明清和经济学家宋定国等。
1939年，故宫南迁文物由重庆西迁乐山安谷，存放于六祠一寺，前后七年。刘钊作为故宫博物院特聘顾问，全力协助，凡涉及与地方发生关系的事情，如文物的装运，民工的调集，库房的选用、维修，均由刘钊出面解决。无论何时，只要故宫方面提出，刘钊都十分乐意，从不推辞。故宫乐山办事处在安谷七年，无偿使用宗祠、寺庙作为库房，各宗祠从未要求故宫支付过一分钱的房租。非但如此，安谷民众还主动提供土地，供警卫部队种植蔬菜，也是无偿使用。
安谷，对于故宫是有贡献的；刘钊，对于故宫也是有贡献的。鉴于故宫对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安谷和刘钊，对整个民族功不可没，理应世代铭记。抗战胜利，故宫乐山办事处撤离安谷前，曾请示国民政府，题匾颁赠六祠一寺，由院长马衡代行。马衡院长题“功侔鲁壁”四个大字，充分肯定安谷在保存故宫文物方面的重大贡献，与孔府保存古书的“鲁壁”享有同等的光荣。其中刘钊所在的朱潘刘三氏宗祠，是金底黑字匾，与其余六块黑底金字匾不同，行赏有差，以此表明故宫博物院对刘钊特别贡献的认可。
我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无不深受感动，也为我们乐山民众的爱国情怀，无比骄傲。倘若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有五分的感恩情怀，她都应该回报安谷，她的院长应该昭示天下：只要是安谷民众来北京参观故宫，一律免收门票。扩大而言，整个乐山人参观故宫，都可以享受同等待遇。对于刘钊的后人，更应另眼相待，以贵宾身份视之。
7.
安谷的这份光荣，曾因世易时移，蒙受尘封。后来更天翻地覆，波动不安。从乡到村，名字也频繁变更。1958年10月，实行“政社合一”，号称公社，安谷乡改名为燎原人民公社，后来似乎觉得不妥，又将燎原改回安谷。我做知青时，乐山县下属八个区，安谷是第八区所在地。1977年恢复高考，八区考场就设在安谷中学。当年高考不公布考生成绩，凡通知体检者即为上线。车子公社四个人参加体检，走了三个，留我一人不被录取。78年高考，我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次前往安谷。何可因为招工，已经归属太平镇，但仍然属于八区，得走几十里地来安谷参加高考。
考场仍然设在安谷中学。很惊讶的是那么一块地方，并不很大，许多同学同在一个考场，三天的时间，来来往往，居然素未谋面。
再后来，我回城读书，外出工作，与安谷渐行渐远。等到二十余年后再见安谷，安谷已经巨变。我不能说这种巨变不好，时代总会前行，变化不可避免。但飞速发展的同时，最好保持自身特色，不要完全抛弃古镇面貌。乐山是一个美丽的山水城市，历史悠久，她的周边，原本各具情调不同风貌的古镇，现在已经丧失殆尽。非常可惜！
2013年我到安谷，站在中心卫生院的位置，问一位当地人戏台在什么地方？他瞅外星人似的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哦？”噫！我与安谷相隔，这才二十来年，便已恍若隔世，自己都成了古董。
然而我依然怀念哪个石板铺地、场中走水、古韵悠悠的安谷。
我在场尾卖过竹子；在场上的餐馆吃过面条，门前是哗哗流淌的绿水；在水渠边的学校参加过高考；在一座祠堂里接受过培训。有个叫李蕾蕾的知青，一样有着难忘的记忆。她和两个女同学一道赶场，见街沿边蹲着个女孩，容貌俏丽，身前伏着一只母鸡。李蕾蕾惊讶这乡场上居然有如此脱俗的姑娘，禁不住对旁边的同学说：“你们快看，那女孩好漂亮！这人漂亮了，连养的鸡都漂亮！”
同是寻找古戏台那天，我还问过场上的摩的师傅，安谷周边乡村还有没有水碾？有个师傅答复我说：“有。”其实我知道，哪里还有什么水碾，不过是问问而已，万一撞个大运呢。如果摩的师傅回答说不好找，可能还有点希望；结果他毫不犹豫，用语肯定，我就知道他完全是在说谎。我要求说，拉到水碾房后，只要确实是水作动力，推动碾砣旋转，给双倍的车费。否则请原路送回。摩的师傅闻听，立马闭嘴，不再招揽生意。
8.
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但也有些东西，失去之后，才知道弥足珍贵，又重新收拾旧山河。去年，我同高远岐、龚宗跃去安谷场旁边的一户农家乐，意外发现，主人院落中居然有座戏台。
这让我看到了一种恢复。又据人口普查数据，自民国以来，安谷女性就一直多于男性，数十年未变。祝福你，安谷！
参考文章：王德才先生《安谷史话》《安谷古戏台（楼）》《安谷朝山会》；王世模《天禄班和友联川剧社》；杨正甫《建国前的安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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