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我国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30Ÿ60”目标。在此背景下，支持低碳转型成为央行“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那么，中央银行到底有哪些工具，可以用来作为碳减排的支持工具？本文对此进行考察。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向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优化资产购买结构、定向再贷款、支持开发性金融和优化合格抵押品管理框架等方式来支持低碳转型。
在监管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逆周期资本缓冲、差异化风险权重、大额风险暴露管理、信息披露要求、E&S风险管理要求等措施来引导金融机构应对气候风险。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我国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30Ÿ60”目标。为了实现“30Ÿ60”目标，央行将大力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低碳转型。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4月，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核心，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除此之外，为应对气候风险，央行还决定要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1]为此，本文将探讨气候变化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并介绍中央银行有哪些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工具。
一、气候风险与中央银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日益明显。根据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2020）发布的数据，与20世纪平均水平相比，2000年至2019年全球陆地与海洋气温平均上升了0.7摄氏度。
由全球多个央行和监管机构联合发起的金融体系绿色发展网络（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以下简称“NGFS”）将气候风险划分为物理风险（physicalrisks）和转型风险（transitionrisks）。
其中，物理风险既有“急性”的，也有“慢性”的。“急性”的物理风险主要指随着气候的变化，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上升，进而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慢性”的物理风险主要指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部分资产折旧加速、海平面上升带来土地和资本存量损失等引发的经济损失。
根据NGFS（2020）的估算，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升，则存在2080年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3度且出现严重的物理风险，这种物理风险所导致的GDP累计损失将达到15%以上，到2100年物理风险所导致的累计GDP损失会上升至25%左右。
转型风险主要指经济体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政策层面。为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经济体开始鼓励低碳经济和引导能源结构调整。对实体经济而言，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将出现产业结构调整、环保要求上升和能源价格波动等现象。对金融市场而言，政策部门对低碳经济的推崇可能引起金融市场对部分资产的重定价。例如，碳排放量较高的部分企业的信用评级和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影响，而新能源等绿色领域有望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第二，技术变革。新能源、碳捕获与封存等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不同产品相对价格和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盈利与企业信用。
第三，消费偏好。如果消费者更加重视气候风险，更多地使用新能源汽车、可循环产品等，也会带来市场结构和企业盈利的变化。
根据NGFS（2020）的估算，如果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渐进有序，且大概率实现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升高不超过2度的目标，到本世纪末，转型风险所带来的累计GDP损失大约在4%左右。不过，如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晚推出、减碳技术发展滞后，转型风险将超过上述水平。
英格兰银行2016年的工作论文指出，转型风险更容易对金融体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而只有当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极为严重且发生在人口、经济活动密集的区域时，物理风险才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气候变化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息息相关：
第一，物价稳定是全球中央银行关注的共同目标，而气候灾害和气温上升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此外，在能源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对碳排放的重定价、能源产品的产能投资情况等都可能带来能源价格的变化。
第二，促进经济增长、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是中央银行所关注的目标，而气候变化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对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与短期产出缺口都有影响：一方面，极端气候灾害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产出产生较大的冲击，导致短期内产出增速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另一方面，能源技术的进步、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度可能对经济在长期内的潜在增速产生影响。
第三，在2008年后全球中央银行开始更加重视维持金融稳定。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高碳行业信用风险的变化、资本市场对绿色行业和棕色行业的差异化定价等均可能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因此，中央银行有必要积极主动参与到防范气候风险的行动中，通过政策引导碳排放有序下降，避免气候风险对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二、中央银行的绿色工具
面对气候变化，中央银行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在全球范围内，一些中央银行已经推出了应对气候风险的绿色工具，研究界也对潜在的、可能投入使用的政策工具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们可以将这些政策工具分为两大类：货币政策工具和监管政策工具。其中，货币政策工具包含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资产投向管理、信贷政策和抵押品管理；监管政策工具包括宏观审慎工具和微观审慎工具。本文将介绍上述工具的基本情况。
1、货币政策工具
（1）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这里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指公开市场工具和准备金要求。在公开市场工具方面，Klooster &Tilburg(2020)建议欧央行将其定向长期再融通操作（TLTRO）“升级”为绿色TLTRO。
为了激励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欧央行在2014年推出了TLTRO工具，给信贷投放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的长期资金。在2014年、2016年和2019年，欧央行分别开展了3次TLTRO操作，期限从3年到4年不等。按照TLTRO的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向中央银行借款，借款的金额与其向非金融企业和家庭发放的贷款规模挂钩。同时，第二轮和第三轮TLTRO的利率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情况挂钩。
Klooster & Tilburg(2020)建议，依据《欧盟可持续发展分类法规》（EU Taxonomy Regulation）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将商业银行可获得的TLTRO的利率与其发放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贷款的情况挂钩、将TLTRO的规模与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中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贷款的占比挂钩，进而引导金融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倾斜。
从TLTRO的实践经验来看，绿色TLTRO的确有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不过，实施绿色TLTRO需要有明确、易操作的经济活动分类标准，由商业银行对每一笔贷款所支持的经济活动进行分类和记录，且需要中央银行或其他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划分操作进行审查。
在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方面，黎巴嫩央行用差异化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根据黎巴嫩央行2010年推出的规定，如果商业银行贷款中绿色贷款的占比满足一定的要求，则可以享受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实际操作中，黎巴嫩的能源保护中心会负责鉴别贷款是否用于支持能源领域绿色发展的投资。
（2）资产投向管理
如果在中央银行资产购买等操作中嵌入可持续发展标准，则可以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可持续发展领域。
Jourdan & Kalinowski (2019)指出，在欧央行推出的企业部门资产购买计划（CorporateSector Purchase Programme，即CSPP）中，为保持市场中性，欧央行所购债券的行业结构与企业债市场的行业结构非常接近。这导致CSPP的资金过多地流向了高碳行业，不利于实现控制全球气温的目标。为此，他们建议，将CSPP的收入用于再投资。在再投资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如下措施：第一，只有披露了碳足迹的企业的债券才可以成为CSPP的合格资产；第二，逐步减持化石能源相关企业债券（化石能源企业从事绿色活动的债券除外），增持绿色债券，并延长其持有的绿色债券的期限。
（3）信贷政策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激励商业银行增加绿色信贷投放。
第一，定向再贷款。如果商业银行发放了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则可以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事实上，我国已经试点过绿色再贷款。2017年央行湖州中心支行曾经构建“央行再贷款资金对接商业性银行绿色金融产品”运作机制，首批发放再贷款5亿元，对接包括“绿色园区贷”在内的3个绿色信贷产品[2]。
第二，最低或最高信贷额度。Dikau &Volz（2018）指出，中央银行可以限定商业银行发放的某一类型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进而带动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例如，中央银行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向高碳行业投放的贷款的占比不超过某一比例。不过，Dikau &Volz（2018）也指出，信贷额度管理是一种“硬约束”，与再贷款等非强制性的激励机制相比，信贷额度管理引发资源分配扭曲的风险更高。
第三，通过开发性银行发放绿色信贷。Dikau &Volz（2018）指出，开发性银行可以为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开发性银行可以率先在信贷投放中采用绿色标准，或创设新型的绿色债券，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中发挥先锋作用。而中央银行可以给开发性银行提供资金支持。
（4）抵押品管理框架
Schoenmaker(2021)建议在中央银行的抵押品管理框架中嵌入绿色标准。抵押品管理有两个关键要素：合格抵押品的标准与抵押品的折算率。如果我们认为高碳行业的资产面临更高的转型风险，或者其负外部性未能充分体现在市场定价之中，那么，中央银行有理由将上述风险纳入抵押品管理框架之中。一方面，将合格抵押品的门槛与碳排放挂钩。例如，不允许高碳行业的信贷或债券成为合格抵押品。另一方面，将抵押品的折算率与碳排放挂钩。例如，给高碳行业的信贷或债券更低的折算率，而给低碳行业的信贷或债券更高的折算率。Schoenmaker(2021)希望通过改良中央银行的抵押品管理框架，最终影响不同行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促进经济转型。他分析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后发现，如果欧央行的资产和抵押品结构向低碳领域温和倾斜，就可以显著减少欧央行资产中隐含的碳排放。
2、监管政策
（1）宏观审慎政策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优化宏观审慎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
第一，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巴塞尔协议有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要求、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与监管复核和评估机制、市场约束。NGFS（2020）指出，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定，未能完全由第一支柱覆盖的风险、在第一支柱计算过程中未能考量的风险因素所导致的风险、对商业银行来说外生的风险都可以纳入第二支柱的考量中，而气候风险恰恰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巴西央行已经率先将气候风险纳入第二支柱管理之中。2011年巴西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在ICAAP中考虑环境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
第二，逆周期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引导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期增加资本积累，在经济衰退期释放资本积累，进而减轻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起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Schoenmaker &Tilburg (2016)建议，对高碳行业的信贷增长可以要求更高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第三，差异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如果气候风险未能充分体现在金融资产的定价之中，那么，中央银行有理由依据气候风险给不同类型的资产赋予差异化的风险权重。Dikau &Volz（2018）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赋予高碳资产更高的风险权重，以刻画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高碳资产可能面临的风险。鲁政委（2016，2017）和马骏（2018）均建议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
第四，大额风险暴露要求。如果商业银行的资产过多集中于高碳领域，则可能面临更高的转型风险。因此，可以设定商业银行对高碳资产的风险暴露的上限，避免转型风险对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造成冲击。
第五，气候风险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面对日益上升的气候风险，商业银行有必要通过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来评估气候风险可能带来的财务损失。一些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已经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气候风险的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例如，英格兰央行要求金融机构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分析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转型路径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不向低碳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影响。上述影响既包括短期影响，即金融机构当前在相关领域的风险暴露情况，也包括长期影响，即基于现有商业模式，在全球气温上升不同幅度、向低碳经济有序或无序转型等不同情境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情况。2020年12月兴业研究发布的绿色金融报告《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风险：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方法与实践综述》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2）微观审慎政策
第一，信息披露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小组（Task Force on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在其建议中指出，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的核心要素包括四个部分：其一，用来评估和管理气候风险与机遇的指标和目标；其二，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风险的管理流程；其三，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对金融机构经营、战略和财务规划的现实与潜在影响；其四，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治理结构。
第二，E&S（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风险管理要求。Dikau & Volz（2018）建议，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在企业治理中引入E&S风险管理。具体来说，除了披露气候风险管理情况外，金融机构还需要在信贷指引中增加环保条款，评估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环境影响。NGFS(2020)也建议，监管部门可以要求金融机构在现有治理结构中明确与气候风险有关的权责安排。
除了上文中讨论的方法之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引导市场预期、开展气候风险相关研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风险的国际合作和普及气候风险相关知识等“软手段”引导市场关注气候风险，积极参与到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来。
综上可知，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来应对气候风险。央行行长易纲在2021年3月表示：“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易纲行长进一步明确了绿色金融领域未来的工作重点：“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金融稳定方面，我们正在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正在研究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五是深化国际合作。”4月1日，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核心，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除此之外，为应对气候风险，央行还决定要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如果我们将央行提出的绿色工具与国际研究和实践中的绿色工具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我国央行提出的绿色工具之中，强化信息披露、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进行绿色专项再贷款、优化央行资产投向和深化国际合作等都是国际研究与实践中所推荐的措施。除上述措施之外，央行还可以通过考虑差异化的准备金率、TMLF、差异化风险权重、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等措施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碳达峰”与“碳中和”。
参考文献：
1. Dikau, S. and Volz U., Central Banking,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Finance, ADBI Working Paper, 2018.
2. Jourdan, S. and Kalinowski W.,AligningMonetary Policy with the EU’s Climate Targets, Veblen Institute for EconomicReforms, 2019.
3. Klooster, J. and Tilburg R., Targeting aSustainable Recovery with Green TLTROs, Positive Money report, 2020.
4. NGFS, Guide for Supervisors IntegratingClimate-related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to Prudential Supervision, NGFStechnical document, 2020.
5. NGFS, NGFS Climate Scenarios for CentralBanks and Supervisors, NGFS report, 2020.
6. Schoenmaker, D., Greening monetary policy,Climate Policy,2021.
7. TCF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FSB report, 2017.
8.鲁政委，激发绿色金融发展内生动力，搜狐网，https://m.sohu.com/a/122466609_481741/，2016年12月24日，查于2021年4月12日。
9. 鲁政委，为商业银行绿色融资设定更低风险权重，金融界，http://opinion.jrj.com.cn/2017/03/27090722229726.shtml，2017年3月27日，查于2021年4月12日。
10. 马骏，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中国金融，2018年第20期。
注：
[1]资料来源：碳道，央行：将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2021年4月2日，http://www.ideacarbon.org/news_free/54487/，查于2021年4月8日。
[2]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绿色金融顶层设计马蹄声急：数千亿绿色再贷款在“路上”全国统一碳市场渐行渐近，2021年1月30日，http://www.21jingji.com/2021/1-30/2OMDEzODBfMTYyMjc2OA.html，查于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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