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和店里的老油火锅一样都是被反复利用的东西。大家吃着香完了还要嫌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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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大南街是臭名昭著的花街。
本地出租车司机但凡碰到要去大南街的男乘客,只需要短暂的眼神交会,就可以判断出对方是去办事还是嫖娼。要是拉到女乘客,他们则会露出暧昧不明的笑容,因为在他们心里,好女孩没事是不往那里跑的。
我第一次去大南街是去年10月,虽然我在这个不大的城市已经生活了十来年,但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大南街距市区不到1千米。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增多,街道两旁修起楼房,成了居民区。那时修建的房屋密集又低矮,最高不过7层,不少新迁入城的居民落户于此,带旺了这个片区的人气。
虽然只有一条街,但大南街的配套设施极其完整,菜市场、网吧、小吃店,甚至学校和医院,都汇集在这条几百米的街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里始终都热闹非凡。2007年,与大南街仅一街之隔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大型广场,四周的写字楼灯火通明。相比之下,大南街低矮的房屋备显过时,大南街逐渐沦为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
不知从何时起,大南街上的一条小巷子里出现了一家不正规的按摩店,没几年,这种按摩店便越开越多,到最后甚至发展为这个巷子里的正规门面都搬了出去,大南街上共有三条小巷,满眼都是按摩店。最后,这里成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红灯区。
凌晨十二点,在大南街的一家叫“友友烧烤”的大排档上,我见到大成,他的面色绯红,头发凌乱,才刚做了一个“大保健”之后从快捷酒店出来。他是这条街上有名的混混,也是一个资深的嫖客,朋友招呼服务员给他送上一打酒后,大成的话匣子混着浓厚的酒气打开,我尽量强打精神听这个越夜越清醒的男子聊天,被他描述的大南街见闻所吸引。之后,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大南街呆了半个月,采访到了在大南街厮混的男男女女,其中既有性工作者,也有形形色色的嫖客。
花街的按摩店大多是二三十平的小房间,用卷帘门虚掩着,半人高的门缝里露出一排搭在沙发上的大腿。有的门市作风大胆,收起了卷帘门,只用猩红的窗帘遮挡门口的玻璃推门,窗帘上时不时会映出一些站起来的妖娆身影。
在每个按摩院的门口,都坐着一位玩手机的大姐。这些大姐通常年轻时做过“小姐”,自己手里已积累了同行和客人的资源,就在花街上开店。只要路过的行人稍有意地放慢脚步,大姐就会停下手里的开心消消乐招揽生意。
“新来的大学生,一米六五,模样乖。”
快餐四百,包夜一千。在花街从事性工作的姑娘,收入比一街之隔的白领要高很多。
阿莲是花街收费最高的姑娘,她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化妆。阿莲27岁的脸上已经冒出细纹,得来回涂抹好几遍才能完成厚重的妆容,卸起妆来却异常迅速,一分钟都不到,就只剩下一张苍白疲惫的脸。
她的五官谈不上精致,皮肤的毛孔粗大,身材也很瘦小,谁也想不到妆后的阿莲是“靓绝花街”的红牌姑娘。阿莲舍得花钱和时间来打扮自己,她在新城区租了个两居室,有一个房间被她做成了衣帽间,满满当当全是她的衣物。她还买了全套的美甲用具,随时要根据服装风格变换不同的指甲,在指甲上拉线和镶钻,她都无比熟练。
“我周围姐妹都经常来我这里做指甲,都说和外边美甲店的效果差不多,我寻思着,等我年龄大了要转行的话就去开个美甲店算了。”
入行这些年来,钱都花在了打扮上,阿莲几乎没什么积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阿莲就穿着一件价值过万的豹纹皮草。皮草里面是一件黑色蕾丝吊带,下身搭配着黑色皮裙、渔网袜和过膝长靴,单从衣着上来看,阿莲的职业特征非常明显。
阿莲告诉我,虽然女性常对她这样的打扮嗤之以鼻,觉得俗不可耐,然而绝大多数男人就喜欢她“骚得直白”。
十几岁起,阿莲就入了这一行,一开始,她是被混社会的前男友哄骗加强迫走上了卖淫的道路,但很快,恐惧和羞耻感被源源不断的金钱填补,到了后来,她甚至嫌弃男友手里客源质量不行,甩开他另谋发展。
剧照|《金鸡》
进花街之前,阿莲在市区的几家高档KTV做“高级公关”,收入比现在高出不少。
“我做的那几个场子不是一般女的都能进的,样貌身高都有要求的。”说起这些,阿莲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在那些地方,我们光坐台就是800元,只陪酒不做别的,哄客人开心了还有小费拿,出台最低2000起的。”
然而阿莲并不适应做公关的生活,她觉得那里的管理太严格了。KTV的考核制度里面有着无穷无尽的条款,一点纰漏就会被主管抓住扣钱。而高薪对应的是大量的销酒业务,阿莲在那的几个月里夜夜豪饮,喝得连月经都不来了。吓得她赶紧辞职,中西结合折腾了一阵子,身体才逐渐恢复。
不做“高级公关”后,阿莲再没有联系过去的同事,那些一起工作的女孩都戴着一副看似友好的面具,内心警惕、冷漠、彼此猜忌,如果谁对自己过份热情,阿莲的第一反应就是她要来套话抢自己的大客户了。
初到花街,阿莲生出一股“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酣畅,按摩店的管理比起过去宽松得多,她只需要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到店里坐着,等着客人来挑。她甚至可以和“妈咪讨价还价”:价钱要是店里最高,不接快餐,只接包夜,这样她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白天还能匀出时间逛逛街。想请假也是一通电话的事,妈咪从不会像过去的主管一样给她脸色。
阿莲想过找个好男人金盆洗手,但谈过几段最后都无疾而终。“男人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阿莲说,“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到手的人民币从没辜负过我。” 
小菊对外宣传自己是某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实际上她是从职高辍学的。挂着大学生的招牌,让她备受部分客人的青睐。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文化,小菊还专门买了一本唐诗宋词的书,可她从小就不爱念书,父母把她送到职高学导游,她去了一个月就念不下去了。
剧照|《金鸡》
从学校出来之后她打了几份短工,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在路边看到“时间自由,月薪轻松过万”的按摩师广告吸引了她。才去门市的小菊年轻稚嫩、面孔新鲜,点她的客人异常多,为了多赚钱,妈咪给她接的全是“快餐”。她的每个夜晚都被不同的客人撕扯开,他们形形色色的性格和匪夷所思的要求,让她应接不暇。
每天,小菊都在房间里睡到傍晚才起床,草草吃顿晚饭后开始化妆,在花街,黑夜才是一天的开始。
她和一个姐妹一起在花街租了个一居室,布置非常单调,只有一张双层床和一个沙发,墙角平摊着两个打开的行李箱。她俩睡上下铺,衣服和化妆品堆得到处都是,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太累了,每次回来都没时间收拾,”小菊有些不好意思。
除了生理期,她天天都要去门市呆着,她开始怀念曾经的学校生活,但她悲哀地知道,回不去了。
小菊的室友芳芳今年已经38岁了,这样的“高龄”在花街实属罕见,芳芳对自己这个年纪还离不开而感到沮丧,随时都向下的嘴角和没有焦距的双眼让她看起来无精打采。
芳芳曾听人说起只要连续工作15年就可以领退休工资,还跑到社保局去了解情况,一时成为花街的笑谈。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告诉她,必须缴纳社保满15年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可以领取养老金。她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16年工龄在法律层面是得不到认可的,于是她从今年开始为自己缴纳社保,让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盼头,等到她把社保缴满15年,她就可以彻底不用上班了。
芳芳的姿色在花街里属于中等偏下,收入也不高,她不肯透露具体数字,只说和普通上班族差不多。芳芳对于所有客人都用上了全部的热情,有次店里来了一个满身油污的拾荒者,别的姐妹都避之不及的时候,是她挺身而出。
“我们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资格挑别人啊。”
即便如此,专门点她的客人屈指可数,经常都是店里的其他姐妹都被挑走后她才有机会。大多数时间她被剩在店里,躺在沙发上用手机看韩剧。
店里只剩下芳芳一个人,“妈咪”在门口坐了一阵,突然提出今天关门算了,喊芳芳去对面的三友火锅吃饭。
三友火锅是她们的聚餐指定地点,有人过生日或者生意不好的时候就会轮流做东,一起来这里聚餐。所有人中,只有芳芳从来没有请过客。“妈咪”多次为她打圆场,说芳芳挣的钱少,还要补贴家里,手里实在没有闲钱了。
从花街到芳芳的父母所在的乡镇,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但多年以来芳芳从没回过家。父母从同乡人口中得知芳芳进城当了“小姐”,让她别再回去,免得他们在乡亲父老面前抬不起头。
虽然有家不能回,但每到月初,芳芳都准时把钱打到自己亲哥哥的账户上,让他拿去交给父母。
“将来我死了,让我侄儿侄女把我的骨灰带到老家去,我挺喜欢我老家的。”
一边吃着火锅,芳芳一边说,“我觉得我就和三友店里的老油火锅一样,都是被反复利用的东西。做老油不能收锅底费,传出来名声还不好,大家伙吃着香,完了还要嫌脏。”
这个比喻让我觉得,比起小菊,芳芳更像是中文系的学生。 
一天24小时,王元贵都生活在花街上。每天清晨8点,他准时起床买菜,每天中午,他的桌上都摆着两荤两素一汤和一大锅米饭,这是给昨晚被包夜的小姐预备的,那些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王元贵的小出租屋里,他总是热情又体贴。他会边给她们夹菜,边关切地问昨天的客人难不难处。
花街大大小小的按摩店加起来共有三十多个,普遍都是妈咪在拉客,坐在门口拉生意的男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王元贵就是其中之一。
剧照|《金鸡》
饭后,王元贵会睡上个把钟头,下午三点到楼下的老茶馆打长牌,这种玩法在老茶馆里异常受欢迎,围观的人比打牌的人还多。王元贵牌打得不好,但从不发火。牌打到六点,他就会回家吃晚饭。他开的按摩店离家不远,饭后走个三五分钟也就到了。
按摩店的卷帘门被掀起,王元贵就开始坐着收钱了。
“男人不愿意拉客,主要是面子上挂不住,觉得自古以来都是女人在当老鸨。我觉得无所谓。”王元贵拉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会去和妈咪们抢那些穿着浮夸的有钱人,他把眼光放在那些略显羞涩的小青年身上。在花街生活多年,他能一眼认出这些生面孔,然后走过去,像老友一样递支烟聊聊天,慢慢地,这些人就成了王元贵店里的熟客。
他手里的小姐资源在花街谈不上出色,但是流动率却相较其他门市更低。
“现在做这行的不好找了。”王元贵苦笑着,“现在年轻女孩赚钱的手段可多了,做主播好了呀,还不用陪人睡觉。”
店里就有两三个小姑娘在用手机做直播,作为老板他并不在意。
“有人情味”是大家评价他最多的一句,店里的“小姐”遇上什么事,第一个能想到的人就是王元贵。有人想通了想要金盆洗手,他还会组织饭局为她们送行。王元贵认为,对女人温柔是最好的枷锁,靠着这番交情,王元贵的店面也在花街站稳了脚跟。
他年轻的时候当过一段时间司机,长期在外跑车的途中,老婆和别人好上了,他被蒙在鼓里当了好几年的“王八”。后来他和妻子离了婚,儿子给了妻子,他每个月给他们打800元抚养费。
王元贵没有再婚,他有一个处了很长时间的女伴,不过没有同居。每天晚上12点,店里的小姐会被挑走一大半,有时他会陪剩下的几个小姐去街边吃个烧烤,有时直接关门回家睡觉。偶尔,他会梦见从前的生活,可花街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早就不记得了。
一到周末,花街所有的网吧都坐满了人,整个城市最便宜的网吧都在这里。
杨勇在花街的好几个网吧都是会员,在这些网吧里,两元一小时的机位,一块五的娃哈哈,七块五的红双喜是他的上网标配。
在其中一个网吧上厕所的时候,杨勇看到写在门板上的招嫖广告。杨勇掏出手机拍了下来。就这样,他认识了在花街做“小姐”的老乡乐乐。
在杨勇眼中,乐乐是个姿色平平的小姑娘,他第一次在快捷酒店见到她,心里还有些不畅快,觉得卡片上的宣传图片太过失真。
“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呢?”杨勇笑着说。
一夜过去,乐乐的开朗热情,和她那熟悉的乡音,都让杨勇倍感亲切,更不用说他们的老家只隔了两条街。
剧照|《金鸡》
当保安工资不高,所幸杨勇的花费也少。吃住公司都给包了,衣服也不用添置,上班都有制服。除了上网,杨勇没有别的消遣方式。在认识乐乐前,他还存了几万块钱。在老家娶媳妇,男方给的彩礼至少要十万,除此之外家里的房子还得修一修。杨勇计划着自己每年存个3万,能在30岁左右回家找个人结婚。
可在那次之后,杨勇开始频繁地到花街买乐乐出来,每次都是“包夜”,即便乐乐在生理期。
那段时间的杨勇挥金如土,除了包夜费,他还请乐乐和她的朋友吃饭,为了在乐乐朋友面前撑面子,杨勇给自己置办了一身新行头,烟也换成了中华。
乐乐对于杨勇从不拒绝,只要杨勇带着钱来找她,她就欢欢喜喜地跟他出门。但如果杨勇不找她,她也从不会主动联系。
杨勇的积蓄很快便花得所剩无几,后来没钱去酒店开房了,他搬出公司单独租了房子,一个月300的房租,卫生间和厨房是公用的。有时带着乐乐回来包夜,还得在房间里给她备个尿壶。
如果没钱包夜,杨勇也不会去纠缠乐乐。“都是老乡,大家就得互相帮衬。”杨勇坚持把那段时间的挥霍说成对老乡的帮助,虽然他手机的屏保就是乐乐的照片。
让杨勇有些遗憾的是,花光积蓄的他至今仍不知道乐乐的真名。对于这个行业的女孩来说,真名是她们与过去生活的唯一连接,她们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客人用各种化名,却不会告诉任何人真名,连朝夕相处的妈咪和姐妹也不告诉。
阿莲给了我一个解释,用假名做事,就仿佛做那些事的人不是自己,等到有一天从良了,就可以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从自己身上拿掉,在阳光下重新生活。
除了乐乐,杨勇再没找过别的小姐了,他现在的消遣方式又只剩下了上网,那段春风沉醉的往事已经成为过去。
2017年的跨年夜,我又回到花街,那天大家都非常忙碌,连芳芳也被定出去了两个“快餐”。我从街头走到巷尾,在心里向它做了一次告别。
作者 | 唐晓芙,现为报社编辑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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