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群体俨然已成为战争时期的“高发雷区”。
从郑爽代孕、补税事件，吴亦凡被刑拘，张哲瀚告别演艺生涯，赵薇作品全平台下架，再到近日钱枫被湖南卫视辞退，李维嘉因代言一家名为快乐方程式的奶茶品牌，幕后公司跑路，加盟商维权而被殃及。
相应地，如何强化艺人管理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7月，多名艺人、经纪人参加“艺德培训班”，8月，80余位芒果TV艺人，自发签署《自觉践行崇德尚艺 努力做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承诺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主持人持证上岗”。
有专家建议，对演艺人员也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凡是没有注册登记的，规定各类平台均不予录用”。但考虑到专业水平、艺德难以量化等实际情况，这一建议大概率难以落实并起到作用。上世纪90年代，一些演员上台表演需要演出证，后这一制度被调整修改。
身为离明星最近的人，前经纪人是如何看待与明星的关系？又是怎样认知这一行业的风险与风控？我们与曾经在业内一线公司担任经纪人的梅子进行了深度交流。
明星们的“真人楚门秀”：
团队“风控”将日渐细化
“你能不能牺牲聚会时间？我是否能随时联系你，包括凌晨四点？周末能不能加班？”在讲述经纪人的法国剧集《百分之十》里，经纪人安德烈娅在招收助理时，这样问道。
正如剧情一样，梅子曾在影院看电影中途，凌晨，旅游途中等多种情形下处理突发事务。艺人为咖位而争执，错过大火／得奖角色而懊恼，谈合同，陪同拍摄，处理纠纷……这些，都是经纪人的日常。双方的关系既是同事——少数人可能成为朋友，同时话语权又并不对等。公司里“有中介型的经纪人，也有管家型的经纪人”。
郑爽爆雷，便是涉及到没有签约经纪公司，由前男友担任经纪人等，小团体间利益深度捆绑，不专业、高风险的行为。
“经纪人很多时候担任的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梅子表示，以前的老板也会经常让他们多看看相关的书。部分艺人学历有限，长期高强度工作，一举一动都在镜头下，并且会被放大解读，很多人承受着情绪问题困扰，有抑郁症者不在少数，但不少人并不会直接求助于心理医生，甚至也未必向经纪人吐露，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情绪或行为失控的隐患。涉及到社交媒体经营方面，有的艺人会选择代发，有的艺人会坚持自己发布微博。
“就像一个人一夜间中了1个亿的彩票，全世界的资源和羡慕都向他涌来，身在名利场还要永远冷静理智，独善其身，确实是考验。”
去年一年号称“偶像塌房元年”，那么，经纪人们又是如何看待人设？“人设从宣传运营的传播学思路上讲，本身没有错。无论产品，项目，人都需要被人认知喜欢的独特属性。想不坍塌就一点——‘不造假’。”
在危机发生之后，团队则要第一时间处理。“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会首先判断这件事情的发酵程度和严重程度，然后做相应的处理，比如统一口径，准备一些未必会用得上的预案，比如道歉文案，媒体公关，或者发律师函，最严重的可能要去自首。律师函是一个姿态，也是对造谣很有效，抢时间，控制错误信息扩散的手段，如果不发的话，外界的声音会是‘你是不是心虚’？有的人和媒体关系不错，或者出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舆论扩散，但说实话，热搜并不好撤。”
她讲述了近距离接触的一桩突发危机。艺人被曝恋爱，然后和经纪人保证分手，经纪人按分手准备公告。之后继续被狗仔拍到恋爱证据，公司被啪啪打脸，经纪人则感觉自己“被耍了”。
细究明星频频爆雷的原因，外部环境来看，“东亚社会本身的道德标准比欧美更加严格。”由于国情不同，酒驾这类在好莱坞明星身上未必致命的事件，在国内几乎会令艺人断送职业生涯。作为不受控组织，粉丝往往在舆论发酵过程中起到负面作用。
艺人行业本身来看，作为一个和人有关的行当，人性中一些本质的问题难以避免。“作为经纪公司，选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考虑人品价值观的部分，否则后面就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不排除现在一些公司一味逐利，筛查不严。”
“想谈恋爱是人的天性，可能过去公司有规定，现在很难有公司说禁止恋爱，或者说必须经过公司同意。道德品质，违法乱纪这些，合同里会约束，但跟承诺书一样，很难去执行。”她的团队在发现狗仔拍了艺人私下生活的视频时，会一帧帧放大看，因为特别怕被人看图说话——抽烟，醉酒，举止不当，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危及几百人利益的导火索。
梅子坦承：“卷加盟商的钱跑路，这类代言翻车事件其实挺高发的，对艺人伤害也很大，我们也遇到过资质有问题的公司。”在接商业代言之前，团队会上天眼查搜集信息，从各个渠道了解经营状况，降低风险，但某些时候部分企业看似合法，但其关联企业或整个行业存在明面上看不到的经营风险：“比如说小贷平台或共享单车刚起来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风口，再过半年，它成了一个雷，但当时确实没能预见。”
当短期利益损害艺人美誉度等长期形象资产的案例屡见不鲜，或许，明星经纪行业是时候引入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风控流程了——包括初步资料筛选、对相关公司的调查了解，实地走访摸底、面谈判断等等。
在这场“真人楚门秀”里，明星成为最大的变数，有志成为艺人者，需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严格从道德层面自控。很多时候，团队为“明星风控”能做的，只能是把前期调查筛选、心理疏导等工作做得细一点，再细一点。“只要这个行业仍然是真人主导，就永远存在风险。”梅子认为，未来可能的趋势是“有些公司会把合约越写越细”。
“流量不香”的后互联网时代，
艺人行业迎来何种未来？
一个全新的趋势是，在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Z世代正在急速改写着舆论法则。他们谙熟大众心理和社交媒体玩法，往往在关键时给予失德艺人一击致命。
例如在吴亦凡事件中，表现出超乎年龄的成熟的都美竹。又或是在霍尊事件中，抡起雷神之锤的前女友陈露。资本逐利，资本的反应速度也永远是敏捷的。由于互联网舆论扩散速度加剧，品牌反应往往第一时间佐证着艺人是否“凉了”。例如张哲瀚事件中，短短4小时即有27个品牌解约。经纪团队更需要认知到这种变化。
“张哲瀚的团队可能是比较新或不够专业，公司是有义务去筛查他所有的网络痕迹并赶紧删除的。”梅子表示，从某一年开始，公司意识到互联网“挖坟”的严重性，在内部展开了一次自查自纠行动，删除了百度贴吧发言等所有隐患。
接连不断的爆雷事件后，多轮座谈会、文件表明监管层整治不良文化的决心，“流量艺人”“偶像选秀养成”“小鲜肉”正在迎来至暗时刻。今年央视、江苏卫视、河南卫视三大卫视的中秋晚会官宣阵容，往年唱主角的流量艺人几乎集体失踪。近日爱奇艺宣布“将取消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
“流量不香”了，一方面为实力派演员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主要强化方向指向了明星风控、落实限薪。有平台从中看到了机遇，例如基于泛娱乐大数据资产积累，艾漫数据宣布推出“艺人风险尽调”服务升级举措，为品牌选择商业代言人提供参考。
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看到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国内明星的高片酬、爆雷频率也是罕见的。根据《Flash》杂志总结，一线明星如石原里美出演《unnatural》的片酬是200万日元（12万元），非一线明星片酬在20万日元至90万日元之间（1.2万-5.6万元），根据番位、档期、经费等波动。日本由五大电视台垄断电视剧制作，明星曝光率取决于和电视台的关系，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事务所不会抬高片酬，另有数据表明剧集一集制作费用在2000万-5000万日元不等，即头部明星片酬仅占不到10%。
《披荆斩棘的哥哥》热播，以陈小春为首的“大湾区五人组”引发一波回忆杀。在《请吃饭的姐姐》里，蔡少芬回忆“TVB一集片酬500元，拍一部剧两万”，朱茵回忆“一个月工资八千”，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结合时下限薪令背景，内地明星“一爽=1.6亿”的惊人高片酬，TVB艺人的“敬业”和“低薪”也再度制造热议。有制片人认为，未来明星行业普遍“降薪”“提高专业技能”“注重艺德”或成必然趋势。
“更加谨小慎微，注重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不能只看钱，不然注定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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