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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如果对风投行业的疯狂没有了解，看纽约客杂志这篇长文也够了。文中以共享办公巨头Wework为中心，用平实的文字，写出了渴望赚钱的风投如何默许疯狂的创始人为所欲为的精彩故事，而一旦创始人开始威胁到风投们的利润，一切都变了——一位投资人，甚至威胁要打断对方的胳膊。
“我怎么说呢，我是不是应该对风投说，你知道吗，WeWork肯定在撒谎，所以你们应该接受我较小的回报？没人想听这些。所有的VC都急着想大赚一笔。”
2008年，加州圣克鲁斯的两名市政厅员工杰里米·纽纳（Jeremy Neuner）和瑞安·库纳蒂（Ryan Coonerty），决定开设一个联合办公空间。他们租下了一栋离冲浪店和性玩具精品店几步之遥的空旷建筑，并在里面配备了办公桌、电源线、快速无线网络和豪华咖啡机。纽纳和库纳蒂将他们的公司命名为NextSpace Coworking。
在海军服役后，纽纳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他渴望成为一场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真的相信这将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他说。
NextSpace确实为当地渴望建立办公室友谊的自由职业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六个月之内，该公司开始盈利。不久，NextSpace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何塞开了分店。
纽纳和库纳蒂也开始寻找风险投资，刚开始，他们从家人和朋友那里筹集了一些钱，但纽纳说，风投的资金等于是批准进入资本世界的印章，在每个初创企业的故事中，风投都在推动一切，”他们是成功的仙女教母。”
2012年，纽纳参加了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一个行业合作会议的小组讨论，试图抓住机会与投资者见面。会议的另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人亚当·纽曼(Adam Neumann)，他身高几乎两米，有一头飘逸的黑发，穿着名牌牛仔裤和深色西装外套 ——在一大堆T恤衫中，他的打扮显得很花哨。
纽曼的自信令人着迷，他告诉观众，他在纽约经营着一家名为WeWork的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体社交网络……我们计划很快在全国推广。”
虽然WeWork只有两年的历史，而纽曼也只有32岁，但是这家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2.7万的办公空间。他宣称WeWork将很快拥有1万名客户，“公司是我们的，更是合作者的，只要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社区。”
纽纳说，当他开始与风险投资家见面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与WeWork竞争？我们为什么要投资你们，而不是他们？”
WeWork每月亏损数百万美元，但仍在以狂热的速度扩张。诺伊曼对风投公司的承诺，乐观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以至于纽纳认为WeWork肯定是个骗局。
“他们说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空间提供商，”纽纳回忆说。“我怎么说呢，我是不是应该对风投说，你知道吗，WeWork肯定在撒谎，所以你们应该接受我较小的回报？没人想听这些。所有的VC都急着想大赚一笔。”
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告诉纽纳，WeWork已经在旧金山开了一家新店，距离NextSpace只有几个街区，而且收费更便宜。NextSpace在加州开设了第五家分店，而WeWork就在他们的每一家分店旁边都开共享办公室，从来不超过几个街区，并且，WeWork向房客收取的费用总是稍微低一些。
纽纳开始从其他联合办公的企业家那里听到类似的故事，WeWork来到城里，在现有的联合办公空间附近开业，在价格上比竞争对手更低。有时，WeWork承诺，如果租户终止现有租约，就会获得搬迁奖金。还有一次，该公司从竞争对手的网站上获得了客户名录，向名单上的所有人免费提供三个月的租金。
杰罗姆·张是洛杉矶Blankspaces公司的老板，他说，“我的平均价格是每张桌子每月550美元，也只是勉强度日。然后Wework来了，我不得不把租金降到四百五十，然后是三百五十。它毁掉了我的生意。”
创办了Covo联合办公公司的丽贝卡·布莱恩·潘说，“这样的价格没人能赚钱。但他们一直在降低价格，比其他人更便宜。就好像他们有一个不会见底的银行账户，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
“我们需要的只是每年500万美元的收入，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每个人赚钱了。这些钱足够你谋生、买房子、供孩子上学。但没有人想要这种确实能维持健康生活的企业，风投们想要的是下一个扎克伯格。”
纽纳开始大幅降低NextSpace的价格，增加了免费的啤酒，包括会计、编码和经络排毒在内的午餐课程。但这些都没啥意义，WeWork的价格太低了。
截至2014年底，WeWork已经从风投那里募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尽管每月亏损600万美元，但它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计划在十多个城市开设60家分店。
与此同时，硅谷最杰出的投资者之一、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的布鲁斯•邓列维加入了WeWork的董事会。Benchmark于1995年成立，曾投资过eBay、Twitter和Instagram等知名的公司。
邓列维和一位合伙人说，他不确定WeWork如何才能盈利，但自己被纽曼吸引住了，他说，“我们给他一些钱，他会想办法的。”
Benchmark在wework的第一笔投资是1700万美元。
风投们开始告诉杰里米·纽纳，投他们公司一点钱，不值得他们花时间，而且如果他们投资了NextSpace，有一天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没办法再投资WeWork了。
纽纳觉得这太疯狂了。他正在建立一个稳健的企业，但风投想要的是梦幻。他说，“我们需要的只是每年500万美元的收入，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每个人赚钱了。这些钱足够你谋生、买房子、供孩子上学。但没有人想要这种确实能维持健康生活的企业，风投们想要的是下一个扎克伯格。”
纽纳很沮丧，但他并不惊讶。他知道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像巴纳姆、华特·迪斯尼和查尔斯·庞兹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的大胆创新催生了新的产业和巨大的财富，但有时也会被关进监狱（注，巴纳姆作为美国历史上的名人，有不光彩的诈骗历史，庞兹就是著名的庞氏骗局的名称收来，但是把迪斯尼也列到这里有点冤吧）。
纽纳没有意识到的是，一些风险投资家早就和这些炒作大师沆瀣一气，慷慨的给了他们数百万美元，鼓励了他们性格中最坏的倾向，希望自己大把赌注中有一个走运，就可以抵消更多糟糕的赌注。
在六年的时间里，纽纳开了九家NextSpace分店，远至芝加哥。但是到了2014年，他辞职了，NextSpace也开始关闭网站。
纽纳说，“因为我不想称霸世界，所以每个人都说我是一个失败者，这让人很疲惫。风投们看上去像一群有私人飞机、安静无聊的家伙，他们擅长数字，鼓励你有远大的梦想。你知道还有谁安静，数学好，有私人飞机吗？贩毒集团。”
NextSpace的共享办公空间或关闭或被出售，WeWork刚新开了40家门店，并宣布筹集了数亿美元。2017年秋天的一天，诺纳在位于圣克鲁斯的NextSpace原店附近的一家书店里浏览时，看到杂志架上的《福布斯》，封面就是亚当·纽曼。
那个故事中描述了纽曼是如何与软银孙正义会面的。在WeWork总部进行的12分钟参观，给孙正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当场就急着要投资44亿美元。纽曼向《福布斯》记者解释说，这种支持并不是基于财务估计，而是“基于我们的精力和精神”。
故事中还详细讲了在孙正义做出这一承诺几个月后，纽曼如何前往东京与他一起庆祝投资合同的签署。孙正义问了纽曼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在一场比赛中，赢的人是聪明人还是疯子？”
“疯子，”纽曼回答。
“你说得对，”孙正义说。
“但是你，”他略带关切地对纽曼补充说，“还不够疯狂。”
“赔钱的公司可以更长久地继续运营，削弱其他公司的实力。……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效率最高、能力最强的公司获得成功，而在新的模式中，资金最多的公司获胜。这类公司经常破坏经济价值，想办法削弱强大的竞争对手，制造没有社会效益的破坏”。
从一开始，风险资本家就把他们的职业描绘成一个崇高的职业。他们不只是投资者，还是创新的助产士。
最初的风投公司，旨在通过发现和支持最优秀的创业点子来赚钱，为胆大的创业者提供成功所需的资金和战略建议。几十年来，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基因工程科技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发明了合成胰岛素，其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风险投资家汤姆·帕金斯，从资金到管理各个方面。
·帕金斯的公司凯鹏华盈最初投资了10万美元。帕金斯要求获得基因技术公司董事会的席位，然后开始每周花一个下午呆在这家初创公司的办公室里，审查支出报告，对没有经验的高管连哄带吓。
在随后的几年里，凯鹏华盈培育了亚马逊、谷歌、Sun和康柏等公司。珀金斯死于2016年，享年84岁。英国《金融时报》在为他写的讣告中说，他是“金融行业新运动的一部分，投资者开始卷起袖子，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珀金斯的全盛时期算起，风险投资行业已经呈指数级增长，但同时也越来越贪婪和愤世嫉俗。现在几十家公司控制着风投行业，他们共同控制着数千亿美元的资金。
大多数专业的VC都符合以下这个模式：根据调查，他们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上过哈佛或斯坦福，80%是男性。虽然风投们把自己说成永远在寻找激进的商业理念，但他们似乎更多时候是在重复着同样的硅谷趋势，而且他们对企业管理上的监督已经减弱，投资看起来更像交易场内的押注。
企业家史蒂夫·布兰克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任教，他说，“我看到这个行业化成了一群贪婪的暴民。现在的风险投资家对公共利益不感兴趣。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了更多利润和追逐大众，所以他们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这些钱本可以用于可以真正帮助人们的创新。”
然而，这种小圈子、自私自利的的方式，让许多风投发了财。2020年1月，美国风险投资协会说过去10年是“创纪录的10年”，他们的会员已经向初创企业投入了近8000亿美元，“推动了未来的经济”。
疫情减缓了速度，但变化并不大。根据PitchBook(一家提供行业数据的公司)的一份报告，目前排名前二十家的风投中，有五家的交易额比去年更多。
近几十年来，风投的赌注也急剧扩大。对一家蓬勃发展的年轻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可能产生1000万美元的利润，对一家初创公司投资5000万美元，可以带来5亿美元的收益。一位著名的风险投资家说，“老实说，小于3000万或4000万的投资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不管你投资了多少，尽职调查、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工作量都是一样的。”
批评风投行业的人会注意到，近年来，风投给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怀疑的初创公司巨额注资。
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从包括默多克和贝特西·德沃斯（注，美国女富豪）在内的众多投资者那里拿到了7亿美元，这家公司最后被揭发是一个骗局，2018年，公司的女创始人遭到起诉。
Juicero以700美元的价格出售支持无线联网的榨汁机，从谷歌的投资部门等处拿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四年后就关门了——消费者上传视频，证明他们用手按压果汁的效率一样高。
两年前，当Wag!，一家遛狗公司的创始人（其中有一对20多岁的兄弟，几乎没有什么商业经验），发现投资者们对他们很感兴趣，一定要Wag!同意接受3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初创公司计划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国际扩张，但运营不善，被纽约市议会指控丢狗等问题后，这家遛狗行业的明星开始裁员。
风投行业越来越关注于创造“独角兽”，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确实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但其中的许多公司——比如Uber，数据挖掘巨头Palantir，以及丑闻缠身的软件公司zenefits——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盈利计划。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马丁·肯尼在2018年与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多亏了如今风投的巨额押注，“赔钱的公司可以更长久地继续运营，削弱其他公司的实力。……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效率最高、能力最强的公司获得成功，而在新的模式中，资金最多的公司获胜。这类公司经常破坏经济价值，想办法削弱强大的竞争对手，制造没有社会效益的破坏”。
许多风险投资家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初创公司注入大量现金。一家硅谷初创企业要想成为真正的独角兽，通常必须消灭竞争对手，成为主导品牌。软银(的管理合伙人杰夫·豪森伯德说，“一旦优步成立，不到一年就会突然有300家模仿者。保护公司的唯一办法就是投资上亿迅速壮大。”
风投们说，更重要的是，大型风投公司都在关注同样的交易，并试图说服同样令人垂涎的创业者接受他们的投资。要想取胜，风投必须满足企业家的需求。
尤其是在硅谷，创始人通常希望风险投资家承诺不干预或不问太多问题，于是风投开始吹嘘自己“对创始人友好”，对每周花一个下午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或者批评一位年轻的首席执行官这种事情不感兴趣。
一个规模很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基金——管理超过六十亿美元，在其网站上声明,它“从未替换过一个创始人”，当它发现创业者具有 “大胆的远见”、“近乎救世主的态度 ”和 “狂野的激情 ”时，它基本上是要赋予他们对董事会的否决权，因此创业者永远不用担心被收编，更不用担心被解雇。
尽管像汤姆•帕金斯这样的风险投资家，曾以建立良好的管理和密切监控公司而自豪，但如今的风投则更有可能鼓励企业家们不守纪律的怪癖。
软银风险投资家孙正义。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就向WeWork承诺了44亿美元的投资，就体现了这种方式。2016年，他开始募集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这是迄今为止用于风险投资的最大资金池。
“孙正义决定故意向这些年轻公司的血液中注射兴奋剂，”软银的一名前高管说。“找到一个企业家，对他说，嘿，要么现在从我这里拿10亿美元，要么我把它给你的竞争对手，你就会破产”。
这一策略听起来可能有些鲁莽，但确实为孙正义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向数百家科技公司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向阿里巴巴提供的2000万美元资金。
2001年，当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孙正义损失了近700亿美元，但阿里巴巴超越了所有对手，今天其价值超过7000亿美元。软银在阿里的股份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孙正义在其他方面的损失。
“风险投资已经变成了彩票，”这位软银前高管告诉我。“Masa（孙正义）不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者，但他有一个优势，他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购买彩票。”
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邓列维引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敦促WeWork的其他董事否决纽曼的绝对控制要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随着NextSpace的解体和WeWork的扩张，一种古怪的情况出现了：关于WeWork的掠夺性策略和奇怪文化的谣言传播得越多，风投对纽曼的追求就越强烈。
投资者私下里说，WeWork的顶级员工每周都要参加导师的会议，办公室里到处流传着龙舌兰酒派对和为图一乐吸毒的故事。一位员工告诉我，在WeWork总部，性行为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至于在一个星期内，她每天都会在楼梯井里发现用过的避孕套。
诺伊曼在办公室抽大麻。一位与纽曼关系密切的同事说，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纽曼“点亮了一根大麻烟，开始对着我的脸吹气，几乎就像在做测试。”
他也没有忘记在享受上花钱，比如一辆迈巴赫汽车和专职司机，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冷水池和一个红外线桑拿。
尽管WeWork的氛围不专业，但它的估值每年都在翻番。
“每个人都想加入，”一位风险投资家说。“如果你能给你的合作伙伴提供一份WeWork的投资协定，他们永远不会解雇你。”
纽曼是这家公司的核心吸引力所在。他在2001年搬到纽约的，后来自己承认当时目的是“和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女孩搭讪”。不久，他开了一家销售折叠式高跟鞋的公司。创业失败后，他创办了Krawlers公司，专门生产带护膝的婴儿服装。它的口号是，“仅仅因为他们不告诉你，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伤害你。”
在服装公司也出了问题以后，纽曼和合伙人米格尔·麦克凯维在布鲁克林租了一间办公室，将其划分为多个小空间，并将自己确立为联合办公的创业者。当有投资人前来拜访时，纽曼指示员工假装成他的租客，在走廊里热情地进行社交活动。
“他很疯狂，但恰恰是那种让你相信他能成功的疯狂，”另一位风险投资家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推销员。”
到2014年，纽曼接到了风投的大量询问，以至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只会与那些愿意让他拥有公司董事会多数投票权的投资者合作。
Benchmark的投资人、WeWork董事会成员布鲁斯•邓列维已成为纽曼的导师，他认为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威是个坏主意，于是要求纽曼放弃他的要求。
邓列维被周围人看成是硅谷的文化人之一。大多数VC都是穿着抓毛绒衣的技术流，痴迷于晦涩难懂的营养补充剂，而邓列维则向博物馆捐款，拥有剑桥大学的历史学位，以引用19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而闻名，曾经帮助拯救了一家被亚马逊逼到灭亡边缘的独立书店。
他说自己从事的是“说服行业”，是那种通过鼓励固执的创始人做出更好选择而获得成功的人。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本儿科精神病学教科书。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邓列维引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敦促WeWork的其他董事否决纽曼的绝对控制要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正在会上的纽曼说，他并不关心阿克顿勋爵。WeWork上没有其他人支持邓列维的努力。当时，他本可以从WeWork董事会辞职，或者公开表示他的反对意见，像他过去干过的一样。
上世纪90年代末，邓列维和Benchmark计划与玩具反斗城合作，打造出一个大家都想看到的巨型在线零售商。那会邓列维刚帮助eBay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50亿美元的利润。
玩具反斗城向Benchmark咨询如何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并承诺将放手让Benchmark去做必要的事情。
“布鲁斯（邓列维）是个十足的摇滚明星，”曾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一位玩具反斗城高管告诉我。“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愿景和道德权威。他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目标在哪里，然后每一步都在推动实现目标。”
然而，邓列维很快就发现，玩具反斗城的众多中层管理者感到了电子商务计划的威胁，并暗中破坏这一努力。身高1米93、在德克萨斯州高中时曾担任四分卫的邓利维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了电话，“全是胡扯，”他斥责道，“你简直是个假货。”
正如一本关于Benchmark的书《eBoys》中所述，邓列维很快就和他的Benchmark合伙人就玩具反斗城的事情见面了，并告诉他们，他“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想说，‘他妈的让我们离开这里。’”
他说，唯一阻碍他前进的是对玩具反斗城总裁的一种责任感。“他不是一个坏人，”邓列维告诉他的伙伴，“这个可怜的狗娘养的需要我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要哄骗高管，恳求新员工留下来。“他尽了一切可能，”那位玩具反斗城前高管说，“他一直缠斗到底，但由于内部阻力太大，只能取消了与玩具反斗城的合作计划。
他宣布，这家玩具零售商并没有直面自己的内部缺陷。那位前高管说，“布鲁斯很坚持原则，他拒绝参与如此不正常的事情。”
但是邓列维对WeWork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当纽曼要求完全控制公司时，邓列维确实反对，但他并没有威胁要辞职，他在Benchmark的一位同事说，这样做“会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Benchmark 在WeWork还值八千万美元的时候就投资了，而现在它值一百五十亿。
“我们应该离开吗？或者，更糟糕的是，抱怨？” 这位同事继续说：“你可以坚持原则，从董事会辞职，或者投反对票，把自己边缘化，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这不是我们他妈的生活的世界。”
WeWork内部问题越来越多，邓列维和其他董事会成员本应对此感到担忧的。2018年春天，董事会获悉，一名女性高级副总裁准备发起诉讼，指控一名同事给她服用“约会强暴”药物。她还声称，高管们经常用“泼妇”、“荡妇”和“妓女”这样的绰号来称呼女同事。
那位高级副总裁最后和公司和解，没有提起诉讼，邓列维后来则说，他不记得那次抱怨了。
也有报道称，Wework一些高管在活动中使用可卡因，与下属约会，发送诸如“我觉得我应该和WeWork的员工睡觉”之类的短信。
一些董事会成员知道纽曼吸毒，知道他曾经在办公室锻炼时打了私人教练。一位记者里夫斯·威德曼在他的新书《亿万富翁》中讲到，在诺伊曼办公室举行的一次喧闹的聚会，最后以玻璃墙被龙舌兰酒瓶打碎而告终。
董事会还允许纽曼——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冲浪者爱好者——从WeWork的基金中拿了1300万美元，投资到一家制造人工海浪泳池的公司，当然冲浪和WeWork的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纽曼还花了数百万美元资助专业冲浪者莱尔德·汉密尔顿。董事会知道WeWork花了6000万美元买了一架公司专机，载着纽曼和他的家人去了很多冲浪地点。
在WeWork更名为 “We”时，董事会一直袖手旁观。不久之后，公司又向纽曼支付了590万美元，因为他已经先把 "We "这个词注册为商标了，好在这笔款项后来被退回。
董事会曾批准向纽曼提供贷款，价值七个亿，包括向其他高管和一名董事会成员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贷款。
当诺伊曼的妻子丽贝卡突然宣布公司里应该吃素时，董事会成员保持沉默。当时这对夫妇在以色列旅行，突如其来的禁令引起了WeWork内部一片混乱，员工们开始争论是否可以再点冷切三明治，或者需要扔掉租户的皮质家具。
纽曼会在晚餐吃羊肉，最终Wework的素食法令变得不那么严格了。
WeWork的一位前高管说，到了2018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变成了确保亚当（纽曼）没有做任何真正愚蠢或真正违法的事情——董事会知道他是筹集资金的关键，而且，只要他们手里股份的估值不断上升，他们就不会冒险让他不高兴。"
然而，媒体上出现了关于WeWork怪事的报道，曾经愿意公开为纽曼辩护的董事会成员开始拒绝采访要求。2019年初，当《华尔街日报》准备报道纽曼个人购买楼房，然后将楼房租给WeWork——这种自我交易的形式，在几乎任何其他公司都会成为被指责的理由——公司高管恳请董事会成员在媒体上为诺伊曼辩护。他们都拒绝了。
“他们很尴尬，”WeWork的一位高管回忆说。“他们是董事会成员，本应维护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果却坦率地说，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投资每天都在变得更值钱，所以亚当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能在某个时候把钱拿出来。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矛盾。”
“你知道吗?如果它成功了，我们也发财了，那么科技界和华尔街的每个人现在都会说亚当是个天才，WeWork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应该如何运作的一个例子。”
尽管纽曼被赋予了投票决定权，董事会还是有很多办法来约束他——可以成立委员会审查高管的行为，或者试着否决他古怪的收购，或者至少公开宣布董事们的担忧，并要求经常更新情况。
当纽曼一直以WeWork股票作抵押借钱时，董事会成员本可以介入。然而，他们批准了纽曼正式提交给董事会的几乎所有提案。另一位经常参加董事会的WeWork前高管告诉我，“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你会发现董事会的投票从来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一个预算计划，或者增长计划，不是一致通过的。即使董事会成员有过担忧，他们也从未正式表示过。
邓列维承认，董事们私下里表达了不同意见，有时还私下敦促纽曼改变做法。
到2019年初，纽曼开始缺席董事会会议。其他董事没有因为他逃学而责备他。一位专业投资者告诉我，“你肯定不想给人留下对创始人不友好的印象。那是死亡之吻。”
许多风险投资家认为，他们暂时可以保持沉默，因为WeWork的计划是要上市。一旦上市，股东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肯定会对诺伊曼有约束。同时，董事会成员就可以卖掉自己的股票，将数亿美元收入囊中，彻底与公司划清界限。
到2019年夏天，WeWork已经在29个国家开设了528个办公空间，公司筹集了128亿美元，每小时亏损21.9万美元。计划首次公开募股的正常程序，一般是从聘请投资银行家、顾问、养老基金联络员，以及类似的人开始的，用华尔街的话说，就是“给猪涂口红”——让公司看起来尽可能有前途。
多年来，华尔街的主要投资银行一直在争取纽曼，希望能牵头这次IPO，一位银行家估计，WeWork的IPO费用可能至少有5000万美元。作为对其发动魅力攻势的一部分，摩根大通贷款给纽曼超过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五栋大厦。
传统上，董事会会深入参与IPO过程。但在WeWork，董事会却避免过多的参与。一位与董事会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由银行家来负责，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有纪律要求。但结果是，银行家们看到的都是大把大把的钞票（注，指他们IPO过程中可以拿到的巨额奖金），所以他们只说亚当想听的话。”
摩根斯坦利的代表已经告知纽曼，他们相信WeWork将以价值1040亿美元的价格IPO，比美国运通还高。来自高盛的银行家们觉得估值定在960亿美元上会比较谦虚，但在给纽曼的报告中，他们将纽曼与特蕾莎修女、史蒂夫·乔布斯和曼努埃尔·米兰达相比较，并称赞“网络效应”让人们“过着真实的生活”，对抗孤独，避免临终遗憾。
IPO的核心是一份由董事会批准的S-1文件，其中向SEC和公众列出了公司的财务细节。在2019年的春夏两季，纽曼在冲浪活动和在马尔代夫举办的一个为期数周的生日派对之间，与WeWork的高管和投资银行家合作，撰写了S-1。
很快，诺伊曼开始添加条款。
“亚当控制着公司的多数投票权，”S-1文件中指出。其中还进一步规定，在IPO之后，纽曼将被授予明确的权力，可以解雇或否决任何董事或员工，他还将获得价值至多18亿美元的额外股票。
纽曼还加入了一项条款：“如果亚当永久残疾或死亡”，他的妻子将成为他的继任者并担任首席执行官。丽贝卡·纽曼曾一度要求S-1文件中包含一个“我们将致力于拯救世界哺乳动物和海洋”的条款，但在高管们花了数千美元用自然风光照片来美化文件后，她同意撤回她的要求。
大多数S -1只是枯燥地复述财务细节。诺伊曼采用了更具诗意的语气。文件中写道，“亚当是一位独特的领导者，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同时兼具远见卓识、实干家和革新者的身份，同时又能作为社区和文化创造者茁壮成长。我们的使命是提升全世界的觉悟。”
2019年夏天结束时，S-1获得了公司董事会以及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巴克莱银行的承销委员会的批准。WeWork的联合创始人米格尔•麦凯维说，“金融界最伟大的领袖告诉我们，这是他们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S-1。”
这份S-1受到了数百名律师、会计师、咨询师、沟通专业人士和其他为WeWork提供咨询的人的祝福，当IPO完成时，他们都赚了数百万美元。布鲁斯·邓列维也签了字。
WeWork的许多高管怀疑，这样的S-1在上市后可能会引发问题，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因为“有一大笔黄金就在眼前，”一位前高管说。“基本上，我们选择了装着很无知还有贪婪，而不是承认这简直是疯了。“
“你知道吗?如果它成功了，我们也发财了，那么科技界和华尔街的每个人现在都会说亚当是个天才，WeWork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应该如何运作的一个例子。”
“你会因为你赢而被记住，而不是你输。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WeWork的所有坏事。他们只会记得谁赚了钱。”
当风险投资家加入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时，他们就承担了平等保护所有股东的法律责任，而且他们必须保证不会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这一义务至关重要，因为董事对公司的行为拥有最终权力，他们实质上是所有未被邀请进入董事会的人的管家。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董事们看到一些可能损害最小股东利益的事情，他们必须大声说出来，即使保持沉默可能对他们有利。
要证明一个董事违反了这一法律义务是很困难的，但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这一标准确实是被严格执行的。事实上，每当上市公司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数据泄露、化学品泄漏、性骚扰投诉-—就会有几十个律师代表小股东提起诉讼，声称董事会知道或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干预。通常情况下，这些诉讼对收取数百万美元费用的律师来说，会比对被抛弃的股东来说更有利）。
在私人公司中，董事会通常由公司创始人、风险投资家和创始人的一些朋友组成，这样的诉讼就不那么常见了。
“这是一个排外的行业，”贝西默风险投资公司的史蒂夫•克劳斯表示。“你需要其他VC 喜欢你，因为他们会推荐你参与交易。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爱抱怨的人，这真的会损害你的生意。”
去年，前十大风投公司募集了160亿美元，几乎是所有新风投筹集资金的三分之一，风投行业变得专业化和集中化，也变得更加小团体化。如今，大多数主要的风投交易都是由大基金“联合”进行的，也就是分成。
这种卡特尔式的氛围，鼓励风险资本家在面对不道德的行为时保持沉默。贝西默风险投资公司的史蒂夫•克劳斯一直批评该行业的短视，他说，“如果你在一个董事会里，授权给一些古怪的创始人，或者你没有注意治理，或者发生了一些事——回过头来看还可能有点绕过法律，比如在Uber——只要你公布的回报率不错，你就没事。”
他补充道：“你会因为你赢而被记住，而不是你输。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WeWork的所有坏事。他们只会记得谁赚了钱。”
政客们通常不愿批评风险投资业，部分原因是风险投资业成功地将自己描述为创新的关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马丁·肯尼说，“奥巴马喜欢硅谷和风投，特朗普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监管者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对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真正调查的权利。”
人们终于意识到科技行业和风投可能造成的损害，但很慢。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已经提出改革方案，使股东更容易起诉没有报告不道德行为的董事，其他民主党人已经提出法律，迫使风险资本家支付更高的税收。拜登也支持加大对持股员工的保护。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他承诺，“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工薪家庭，我来自斯克兰顿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不是富有的投资者阶层——他们不需要我。”
从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到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许多硅谷创始人都成了公众眼里的反面人物，但为他们提供资金并使其得以存在的风险投资家却逃过了审查。
斯坦福大学教授史蒂夫布兰克说，“你第一次看到风险投资家因未能履行董事会成员的职责而受到起诉，就会看到硅谷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只需要一名风投被游街示众，每个人就会得到这样的信息——你有责任，你有法律责任，如果你做了对社会有害的事情，你就会被追究责任。”
这样的清算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WeWork的文章有成千上万篇，但是没有一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公开谈论他们在这家公司的经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试图限制或指责纽曼，也没有对同事提出批评。纽曼任职期间的所有公司董事会成员，除了邓列维，没有人愿意发言。
在一系列其他话题上，风险资本家并不害羞。他们在推特上发表武断的言论，通过播客传授智慧，出版关于“难中之难”的书籍，或者将自己的洞见强加于世。
然而，风投很少公开披露Uber、Theranos或其他科技公司是如何出错的。风险资本家相互指责的例子很少见。邓列维在Benchmark的合伙人之一比尔•格利曾在优步董事会任职6年。最终，在《纽约时报》和其他出版物花了数月时间报道公司严重的道德失当之后，Benchmark发起了一场诉讼，目的是将优步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卡兰尼克赶出董事会。
在诉讼被撤销后，卡兰尼克最终离开了董事会——但从那时起，Benchmark的一些成员开始为这场争议如此公开而感到遗憾。“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业内人士对我们这么做的猛烈抨击，”格利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只有教训，这就是你试着去做所谓的正确的事情所得到的。”
邓列维告诉纽曼，说他扼杀了公司，如果再不下台，他就会破产。邓列维还告诉诺伊曼他是个有毒的家伙，并威胁说如果对方敢不辞职，自己就打断他的手臂。
WeWork的S-1文件于2019年8月14日正式向公众发布。这本书以“致我们的力量”的献词开篇，350页之后，以纽曼夫妇承诺要保护的热带森林的照片结尾。还有一张令人难忘的插页照片：纽曼在暴风雪般的五彩纸屑中像耶稣一样张开双臂。
“亚当和丽贝卡觉得，他们终于分享了自己的愿景，”一位前高管告诉我。“S-1是他们的杰作。”
股票分析师、记者和投资者并不买账。哈佛商学院教授诺瑞·杰拉尔多·列茨在一篇广为阅读的摘要中指出，这份文件暴露了WeWork“错综复杂的公司结构、持续的亏损、过多的冲突、完全缺乏实质性的公司治理，以及不常见的新说法”。
与此同时，她写道，S-1未能提供许多传统的财务细节。杰拉尔多·列茨说，她觉得S-1“具有误导性，很可能是骗人的。
其他观察人士认为，S-1暴露了一个基本事实，WeWork在共享办公的主导地位，不是由于高超的运营能力或卓越的产品。相反，WeWork之所以能打败竞争对手，是因为它拥有近乎无限的资金来源，而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浪费在了昂贵的家具、炫彩的福利以及以低于市场的租金吸引客户的促销活动上。
然而，唯一真正重要的意见是高盛和贝莱德等投资公司的决策者的意见，这些公司通常会在IPO前订购大量股票。纽曼已经安排了数十次与这些掌门人的会面。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会议都会由首席执行官发言大约10分钟，然后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在纽曼的会议上，他说个不停。“其他人都插不上话，”一位与会者回忆说。
之后，诺伊曼经常给与会者打电话，没有律师或合规官员在场的电话，进一步游说他们。“这是在冒违反美国证监会规定的风险，”这位与会者说。
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给纽曼打电话，警告他别再这么干了。“这些都是我的私人朋友，”纽曼说。“我为什么不能给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想法？”
投资者开始向WeWork的银行家们承认，S-1无法让人们对公司有信心。于是WeWork修改了文件的措辞，承诺减少纽曼的控制权，并降低投资者的成本。
这些举措并没有减轻人们的担忧。在WeWork正式启动“路演”的两天前，诺伊曼去了公司总部拍摄了一段短视频。他花了6个小时来忽悠台词和争论剧本，大约在午夜时分开始喝龙舌兰酒。一群银行家在WeWork的一间会议室里工作，和他们的老板通电话——他们已经开始关注WeWork了，因为据说即将发表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会透露，诺伊曼在飞往以色列的途中，在私人飞机上吸食大麻，并把更多的毒品藏在麦片盒里，以备回程之用。
文章还说，纽曼曾告诉人们，他计划成为以色列总理，或者可能成为 "世界总统"，以及第一个万亿富翁。
“整个公司都是围绕着亚当建立起来的，”WeWork的一位高管说。“而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人们在说这家伙似乎疯了，银行家们说他嗑药了。”
董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推迟IPO。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愿意与纽曼当面对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每天的报纸头条都是WeWork内部混乱的细节，但每次纽曼联系董事会成员时，他还是能得到支持。
最后，大约十几位银行家和WeWork高管终于要崩溃了，“这就像照看纵火狂一样，”一位高管说。他们联系了WeWork的董事会，要求其承认纽曼已经是一个麻烦——IPO将不得不取消，只要纽曼还担任首席执行官，公司就不能上市。他已经成为每个人套现的障碍。
一旦风投们意识到自己的利润面临风险，他们就会立刻采取行动。据一位在场的人说，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给纽曼打了电话，对他说，“对公司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辞职。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们一定会照顾你的。”
不久之后，在与纽曼共进晚餐时，邓列维传达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信息，他警告说，由于IPO还不确定，所有由纽曼用WeWork股票担保的贷款都可能被收回，这将毁掉他。
邓列维告诉纽曼，说他扼杀了公司，如果再不下台，他就会破产。邓列维还告诉诺伊曼他是个有毒的家伙，并威胁说如果对方敢不辞职，自己就打断他的手臂。
几天后，9月24日，纽曼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他的电子邮件账户被关闭，门卡也被注销了。WeWork的两位高管被任命为临时首席执行官，几天之内，他们就解雇了数十名诺伊曼的亲信。
很快，另外2400多名雇员——从中级会计师到最低工资的工人——都被解雇了。
“董事会让亚当逍遥法外，恐吓员工，浪费数十亿，都没有关心过，”一位WeWork前高管说。"但是，一旦纽曼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割断了他的喉咙。"
此时，董事会本可以对公司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并开始艰苦的重建工作。然而相反，董事会与软银孙正义达成了协议，同意将WeWork交给孙正义，前提是他承诺贷款给公司，并花30亿美元买下纽曼、风投和其他投资者的股份。Benchmark将获得大约3亿美元。纽曼将得到大约七亿两千五百万。
提案一致通过。一位接近邓列维和Benchmark的人士说，总体来看，该公司的投资结果还不错。他说，“我不知道高兴这个词是否合适，很明显，有很多人希望它能值更多的钱。但从现金上看，这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WeWork的员工和其他少数股东都不太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于该公司90%以上的现任和前任员工来说，这笔交易实际上让他们持有的任何股票或股票期权变得一文不值。WeWork的一位高管告诉我，“员工们完蛋了。”
其他在WeWork估值最高时买入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包括代表国民退休计划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
纽曼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在他被解雇后，他告诉某人，“真正痛苦的是，我做出了那么多正确的决定。”
他抱怨说，那些风险投资家赚大了，“每个人都赚了多少，20倍、30倍、40倍？”
他承认，成千上万的WeWork员工失去了工作，数十亿美元被肆意挥霍，世界各地的房东和租客不知道他们的租约是否会得到履行。但他也值得同情。
“我感到很受伤，”纽曼说。
“当你进入创业的世界，你会遇到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家，他们都有很棒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他们被风投推着拿了太多的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尽可能快速成长，然后它们爆炸了。最后，你开始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风投们最终还是赚了钱。”
当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时，WeWork的商业模式——肩靠肩的办公桌、共享的会议室、全办公室的欢乐时光——就站不住脚了。尽管几乎所有WeWork的营业地点都保持开放，但许多都像鬼城。自今年年初以来，公司又解雇了数千名员工。
尽管如此，疫情还是为一些WeWork的投资人创造了机会。今年4月，孙正义和软银表示，他们将继续控制WeWork，但经过再三考虑，不会向纽曼、邓列维以及其他投资者和股东支付30亿美元。
作为回应，WeWork董事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邓列维的指导下，准备对软银提起诉讼，而纽曼自己也提起了诉讼。邓列维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软银“完全不道德”。软银的一名发言人则否认了所有指控。
虽然诉讼预计将持续数年之久，但是通过将股票出售给其他投资者，纽曼和许多风
投已经拿到了数亿美元，获得了逾10倍以上的投资回报。但Benchmark还想挣得更多。
WeWork表示，预计将在2021年实现盈利，分析师认为，该公司有可能取得长期的财务成功。该公司目前由资深房地产高管桑迪普·马斯拉尼领导，然而，在很多方面，公司的组织结构仍然是一团糟：董事会的一个派系在起诉另一个派系。
如果WeWork成功了，它将很可能依赖于之前推动其增长的同样因素——拥有巨大的风投资金储备，这使得它可以继续在价格上与竞争对手相匹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最终重新开放经济时，它将成为最大的共享空间。
不为别的，而只是因为所有其他共享空间的资金储备较少。
风投们表示，WeWork的戏剧性事件给这个共享办公行业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快的色彩。史蒂夫•克劳斯说，“当Theranos爆炸时，它摧毁了血检初创公司的赛道。在这个领域里，任何一家公司想要为一个好点子筹集资金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WeWork的崩溃则不同，公司的瓦解是由于无能而非欺诈，但这同样吓跑了投资者，让他们不敢再投资其他共享空间。”
这种混乱甚至蔓延到了其他行业。3月初，卡车运输初创公司Nikola被迫将自己卖给了一家竞争对手，因为WeWork的崩溃已经吓跑了潜在的投资者。公司总裁对一家货运行业刊物表示，“大概有十几二十个非常棒的创业者，他们每个人都说，WeWork之后，融资变得非常困难。”
“Wework真的毁了很多东西。”
几十年来，风险资本家成功地将自己定义为判断力很强的精英，他们将资金投向那些最会利用资金的人。但像WeWork这样的例子，让人难以相信风投们能平衡贪婪的冲动和开明的创新。
相反，风投似乎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让人愤世嫉俗的一面，奖励狡猾的中间人和夸夸其谈的骗子，而不是努力工作的员工和富有创造力的商人。
NextSpace的联合创始人杰里米·纽纳说，“你不能责怪亚当·纽曼。大家都很清楚，他卖的东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是一个疯狂的乐观主义者，他也从来不假装自己是明智的，脚踏实地的，或者别的什么。”
“但你可以责怪风险投资家，”纽纳继续说道，“当你进入创业的世界，你会遇到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家，他们都有很棒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他们被风投推着拿了太多的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尽可能快速成长，然后它们爆炸了。最后，你开始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风投们最终还是赚了钱。”
全文编译自纽约客杂志，强烈推荐订阅。
原文标题：How Venture Capitalists Are Deforming Capitalism
原文作者：Charles Duhigg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11/30/how-venture-capitalists-are-deforming-capitalism#intcid=recommendations_the-new-yorker-homepage_5a5f2d89-bf6c-4b32-ba44-be3684d08dee_popula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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