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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根·史戴克（Megan K. Stack）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评论，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的媒体报道趋势，记者虽然一开始乐于随军报道，但随着公众对阿富汗的兴趣降低，关于战争的报道也逐渐减少，直到美军宣布撤军，记者们发现军队已经严密封锁了关于撤退的大部分消息。
在最后一位美国指挥官离开阿富汗时，举行了一个奇怪而沉痛的仪式。
站在喀布尔军事总部外，在早已撤离的各国留下的光秃秃的旗杆之间，在美国最长的对外战争中服役时间最长的将军奥斯汀·斯科特·米勒（Austin Scott Miller），向零星的阿富汗和美国官员以及少数记者发表讲话。
他没有宣布胜利，也没有承诺返回。这场简短而正式的活动偶尔听起来像一篇悼词。
米勒说道：“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不要忘记，重要的是要知道有人记得，有人关心，而且我们能够在未来谈论它。”
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米勒将军。
任务旗帜被卷起，并从米勒手中移交给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小肯尼思·F·麦肯锡（Kenneth F. McKenzie, Jr），他将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监督阿富汗的行动。宾客们漫步回到城市；记者们则离开了。
米勒的旅行计划是秘密的，而且有人悄悄警告说不要拍摄将军登上直升机的画面。负责华尔街日报五角大楼报道的戈登·卢博尔德在当天晚些时候回总部开会，所以他碰巧听到米勒的黑鹰直升机升上天空，随后是一架载有米勒工作人员的支努干直升机。
卢博尔德说：“他们是故意安排的，等媒体都走得差不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那天就要离开。”
随着美国在今年夏天急于从阿富汗撤军，五角大楼对他们的撤离行动实行了事实上的新闻封锁。军方无视记者随军的请求，甚至拒绝了对部队进行敷衍性采访的请求，并致力于阻挠公众过于关注美国撤军。记者们提交了上诉和抗议信，但都没有效果。
纽约时报的编辑迪安·巴奎特进行了干预，向五角大楼施压，要求允许记者与部队接触，并要求与米勒会面，请他阐明理由。但据参与此次事件的人说，将军没有理会巴奎特的建议。长期从事五角大楼独家报道的美国广播公司军事记者玛莎·拉达茨获得了与部队接触的机会；但其他人则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是可以预见的。
离开一个许多人预计马上会陷入内战的国家，美国无法宣布胜利；它只能承认放弃和撤退的现实。
盖蒂图像的战斗摄影师约翰·摩尔说：“一支从战斗中撤退的军队，无论是有组织的撤退还是败退，都不希望附近有任何媒体。军队希望以胜者的姿态展示自己。当你离开战场的时候，看起来永远都不会像是胜者。”
摩尔在2001年之前也曾报道过阿富汗，并在那里完成了数十次随军报道，他是那些要求记录撤军的记者之一，但却被忽视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纳比·布洛斯说到在最近的阿富汗之行中是否有机会随军或采访部队时，他的说法很简短，“我试过。失败了。他们不是很通情达理。”
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约翰·柯比明白这种不满情绪。他说：“我对这类批评并非不敏感。”
但他解释说，指挥官们正在警惕塔利班的袭击，因此对部队调动的细节“吝于透露”。他补充说，在阿富汗缺少新闻官员，因此很难安排记者随军和采访。
把任何战争修饰成胜利或失败的，是把一种幼稚的逻辑强加给一种由谋杀、原始情感和金钱交织的复杂纠葛。一些战争在互耗中结束；另一些战争只是进入缓解期或淡出我们的注意范围。
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确能或多或少地从战场上取得胜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富汗的结果也是丢脸的。
根据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这场冲突将花费纳税人超过两万亿美元，包括退伍军人的护理和战争借款的利息，这个项目还估计有超过十七万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包括阿富汗部队、塔利班战士和私人承包商。这个数字也包括2400名美军和4.7万名平民，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死亡，而它连最基本的目标：击败塔利班，都没有达成。塔利班现在又涌回来夺取地区控制权，据人权组织称，他们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报复性屠杀。
作者在2001年去了阿富汗，当时是作为洛杉矶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最近与其他参加过战争、记录过战争和研究过战争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了每个人同样的问题：人们将如何记住这场战争？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不知道，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战争的总体目的有一个连贯性的理解，而10多年来，没人能有这样的理解。
进攻始于对911事件的策划者及其塔利班保护者的报复行为，后来演变成更抽象的和无法成功的雄心壮志——让阿富汗作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全面重生。很少有美国领导人明白该如何完成这个项目，但也没人有力量去阻止。
因此，美国将结束历史上最长的一场对外战争，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它是为了什么。
因此，军方宣传人员之间自然存在着功能紊乱。
战争的代价项目的共同创始人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问道：“当你甚至不知道一本书写了什么的时候，又怎么能继续读下去？我们仍然没有对所有的损失以及所有的欺诈和滥用进行核算。”
对这场冲突最乐观的评估来自史蒂夫·沃伦，他是五角大楼的长期发言人，在特朗普政府初期就丢掉了工作。他预测，美国公众会认为这场战争比越南更成功，尽管很难说它是胜利。
沃伦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杀死奥萨马·本·拉登。我们已经杀了那个狗娘养的。他死了，所以，是赢了。”
但沃伦也谈到了他自己对阿富汗战争的幻灭，一种厌恶的疲劳感突然并彻底地降临到他身上，他把它比作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改变（注：扫罗又称保罗，他奉命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逮捕耶稣的信徒，但是在路上接收到神迹，并转变成了基督的信徒）。
几年前，当他被派去处理退伍军人自杀的问题时，这种感觉就出现了。有一天，他感到无法继续下去，他说，“我只是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厌恶。我们在做什么？停下来。够了。是时候回家了。”
911之后的战争因将入侵和占领重新包装为“国家建设”而备受瞩目，这成了一项慈善事业，美国将在其中教导另一个国家如何更好地运作。但美国人无法向普通阿富汗人展示一个稳定或令人信服的新现实，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安全感崩溃，而新形式的腐败通过美军所带来的现金和合同中涌现。
与此同时，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越来越有效的叛乱运动，以惊人的速度杀害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军队和警察。这种不安的暴力和臆想式的公民参与的结合，导致了军队和美国民众的真正困惑，他们偶尔会因为被入侵的国家不够感激美国而觉得愤慨。
正如沃伦所问：“我们究竟是在帮助别人还是在杀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阿富汗战争的兴趣似乎急剧下降。
柯比指出：“我没感觉到有人对阿富汗的故事有巨大、强烈的兴趣。”
直到撤军的消息导致急于赶回喀布尔的记者们 “激增”。在入侵后的两年内，国家的杂志和报纸已经开始将阿富汗称为“被遗忘的战争”，很快，“厌倦战争”这个短语就成了描述阿富汗的主要内容。
臭名昭著的军阀和前阿富汗副总统杜斯塔姆元帅。
如果它确实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也许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纠缠于其中不光彩的战绩和堕落的联盟。
挑出其中任何一个说都像是在掩盖其他的恶行，但要把它们全部列出来，则需要一整本书。在阿富汗，美国及其代理人将人们围捕起来，并将他们运往关塔那摩（注：位于古巴的美国监狱，常用于审讯未经定罪的恐怖分子）。
通过有争议的无人机袭击计划，阿富汗受到的攻击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阿富汗，通过纠缠不清的敌我协议和可疑的妥协，美国发现自己支持了邪恶的军阀，包括前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他在战争初期对数百名，甚至高达数千名的塔利班囚犯施以酷刑，然后把他们装入运输集装箱。在临死前，杜斯塔姆的俘虏们舔着他们身边人皮肤上的汗水，拼命地试图解渴。
杜斯塔姆现在控制着喀布尔一个戒备森严的山顶基地，并在其北部出生地朱兹詹省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民兵队伍；他是土耳其的亲密盟友，而现在土耳其军队正准备保卫喀布尔机场免遭塔利班的袭击。
也许没有一个地方比巴格拉姆机场更能代表美国对阿富汗占领的全貌。这座机场由苏联建造，并在一场同样命运多舛的早期干预行动中被苏联军队占领，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国对机场进行了奢华的整修和扩建。
然而，上个月，当离开的时候，军方仅是关闭了电力，并在夜深人静时将最后一批部队撤走。而周围村庄的抢劫者意识到美国人已经离开，于是翻墙而入，洗劫了被遗弃的佳得乐和饼干的库存。
第二天早上，阿富汗指挥官才发现他的盟友已经消失了。
美联社记者凯西·甘农，听说关于最后一批美军在没有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撤出巴格拉姆的传言后，多次给当时驻喀布尔的美军发言人索尼·莱格特上校打电话。据甘农说，莱格特起初拒接她的电话。
已经离开喀布尔并正在退休的莱格特说，他不再被授权发表评论，并将问题提交还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乌尔班说，他不知道甘农的来电怎么回事，但他确信莱格特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披露最多的信息”。)
军方后来说，它已经与更高级别的阿富汗官员讨论过离开巴格拉姆的问题，并将这种混乱归咎于误解。
几天后，自1986年以来一直报道阿富汗的甘农访问了巴格拉姆，并与一位阿富汗指挥官和他的士兵进行了交谈，当时他们正在整理这个废弃的机场。
她说：“这些士兵只是在这个巨大的场地里四处游荡。这是他们第一次去那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点生气，对事情的发展感觉很不舒服，而那里就这么被断了电。……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场战争的老兵，而被留在这里的仅仅是原有设施的骨架。”
当我听完甘农的故事时，我意识到我也曾在阿富汗的一个基地里翻看过遗留物。
我还保留着2001年从贾拉拉巴德一个被匆忙遗弃的基地组织大院中，取出的普什图语翻英语的词典。恐怖分子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逃到了山上，留下了一堆婴儿鞋和混合炸弹的化学品、假护照印章和一本法国烹饪书。十几岁的阿富汗士兵在房间里徘徊，把花园里的玫瑰花夹在耳朵后面，射杀被遗留的鸡作为食物，把塑料玩具塞进口袋。
邻居们抱怨说，这些消失的家庭，他们称之为“阿拉伯人”，富有而傲慢。他们憎恨这些外国人施加于当地官员的控制，却更害怕惹怒他们。
我记得我曾像一个贪婪的孩子撕碎圣诞包裹般地翻阅文件，并莫名有一种将空手而归的感觉。我进入房间，那些曾被杀手占据的不祥房间，寻找他们有暴力思想的证据，但每次都只找到了属于人类的无趣财产。
现在这一切又轮转回来，现在是美国人进来了，让自己住进了屋子里，然后又在夜里消失了。
在这两次撤军之间，有一段时期，军方以为自己可以挽救阿富汗。在为2003年入侵伊拉克做准备时，五角大楼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计划，允许数百名记者跟随向巴格达推进的部队；随军记者轮流嵌入各个军事单位的策略很快也传入了阿富汗，打破了战争初期的一些保密性。
随军记者会从部队的角度看问题，军事计划者曾是这样以为的。他们会拍摄和撰写勇敢的年轻士兵的故事。当然，跟着徒步巡逻或在基地闲逛的记者，确实不会有很多时间来探究战争中的更大问题，比如被浪费的金钱和生命，以及在他们没法跟去的地方发生的虐待行为。
在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的早期，记者很容易得到随军资格，而且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很受欢迎。时尚和体育记者来寻找他们的战地报道角度；当地的电视工作人员能免费乘坐军用飞机前往战区；新闻官员打电话给他们最喜欢的摄影师，告诉他们把一些日子留出来，有绝不可错过的猛料。
但是，最终，所有这些互利都变了味。
随军计划从未正式地彻底结束，但在奥巴马时期，记者的兴趣和来自军方的机会都慢慢减少了。奥巴马违背了他做出过的撤出所有美军的承诺。阿富汗的贫困和腐败越来越严重，塔利班重新抬头。信任被严重削弱，美国的训练员甚至不愿踏入射击场与阿富汗神枪手合作，除非阿富汗人的枪里装的是空弹。
确实没什么可展示的，而美国公众也乐于忽视它。如果说军方在便利的时候将战争掩盖起来的行为是真事，那么很少有美国人去寻找战争真相的情况也是真的。
沃伦告诉我：“指导原则之一是不惜一切代价让美国人民站在我们这边，控制图像、控制信息、控制情绪始终都是为了这个单一的目标，不要让美国人民认为我们失败了。不要让他们这么想，无论如何都不行。”
因此，也许这一切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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