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别来无恙！

一年零四个月后，我又回到了纽约。

去年初疫情期间离开纽约的时候，我还在读大二；今天再回来，已经是大四毕业班的学生了。

我曾对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有过各种念想，实际的，或是不实际的，但是一场疫情几乎洗了全盘。

活了20年，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原来个体是那么渺小。当世界变化的时候，你甚至连习以为常的一日三餐都会变得不确定。

要说有什么是确定的，大概若干年后，我会跟我的孩子吹牛式诉苦——当年全球疫情爆发，你老妈是如何在层层病毒包围下生存过来的！

早上去公园跑步，中间下了几滴小雨。在树下躲雨的时候，旁边一个晨跑的干瘦美国老太太也在休整。

公园没几个人，老太太跟我聊了起来。

聊天中得知老太太夫妇俩去年都感染了新冠肺炎，老头住院治疗后一度痊愈了，但是出院几个月后，却因为急性肺炎（非新冠）去世了。

“太老了！”老太太说，口气里有一些调侃，也有一些无奈。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不由自主地给了老太太一个拥抱。

老太太眼里闪着泪光，但是很快脸上扬起笑容，对我说：never get old！

800万人口的纽约市，目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100万，死亡人数超过3万人。

也就是说，我身边经过的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曾感染过新冠肺炎。

路边的小摊贩都出来营业了。

以前早上都是赶着时间去教室上课，早餐基本上都是在路边摊买个汉堡或者热狗，再加一杯咖啡。

这个月回到美国后，一开始坚持一日三餐自己家里做，尽量少跟外面接触。

但是几天下来，又有点发懒，所以又开始去买早餐了。

墨西哥摊主手脚麻利，很是热情，大概好久没有学生生意了。

一个黑人大叔打了个喷嚏，所有人都把头扭到了一边，露出嫌弃的表情。

不过楼下那家我最喜欢的面包店依旧关门，不知道还会不会开。

去年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房子的manager——一个波多黎各的胖老太太，好心地在地下室腾出一个空间，让我们几个租客的生活用品打包寄存。

我还记得我离开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的体重有200多斤，举手投足却是敏捷而有力。被她拥抱，我有一种肉馅被裹入包子的窒息感。

这次到了美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地下室找我的那些家当。

家当还是原封不动在那，但是波多黎各老太太已经不见了。听大楼其他管理员说，疫情期间，她被解雇了，离开纽约去了德州。

我在我在一个大箱子外面发现了她贴的一张纸条，说她离开纽约，留了联系电话，有事找她；然后让我take care，祝我healthy！后面还画了个肥胖版比心的形象。

忽然有种莫名的感动。虽然我还是念不准、拼不全她那不知道什么语的名字。只记得她跟我们说她是波多黎各人，并且讨厌墨西哥人。因为别人经常把她误认为墨西哥人。

离开纽约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我的老师S教授。

在我去年离开纽约的前几天，收到了S教授的一封邮件。他说学校上网课了，不需要老师去学校了。而且接下来马上暑假了，他准备去老家田纳西住上一段时间，陪伴家人，想把纽约的房子sublease出去。

这是一个群发邮件，估计是发给他身边在纽约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S教授也是跟我们一样，在纽约租房子住。邮件里他说他的房租一个月3500美元，他愿意3000美元sublease出去。

但是S教授之后再也没有回纽约，他去了田纳西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做老师。

我在网上找到S教授的联系方式，写邮件表示问候，因为确实喜欢他的研究方向。

他回邮件说，疫情让他重新思考family value，最后选择离开纽约，回到家乡。

当然，有人说他是拿不到tenure走的，有人说是纽约生活成本太高……

纽约街头的流浪汉依旧多。

我真佩服他们的生命力。一边是疫情，一边没有游客他们也要不到钱，但是这一年下来，也没见到流浪汉大军缩水。

我们学校沿街的一栋楼下，是几个流浪汉的常驻“大本营”。学生每天在那路过，时间长了，见到他们也没觉得那么可怕。

那天路过等红灯，听到两个流浪汉“葛优躺”在楼前闲聊：

“学校开学了，学生又回来了，真够吵的！”

“过去的一年，才是真正纽约的人的纽约。好日子over了！”

纽约的街道安静了好多；只是清晨扫街和清理垃圾的车辆噪音还是会吵醒人。

街角偶尔传来几声爽朗的欢笑声，会给人一阵窃喜。那是人间烟火的气息。

和室友聊天，说疫情接下去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答案。

不过室友说，她很喜欢纽约，毕业了想留在纽约工作；我说我也是。

室友说那到时候H1B是不是好拿一些？我说可能吧，但是谁又知道呢？

室友说，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我说，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于是，我们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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