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撤军完成，美国改革开始？I E闻美政（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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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6 篇

阿富汗撤军完成，美国改革开始？

By | Eric

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工作已于昨天完成。从 8 月 14 日起，在其后的 18 天里，美国空军一共从喀布尔机场撤离了 7.9 万人，其中 6000 名美国人，其余为阿富汗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员。最后登上美国军机的是负责机场安全的美国 82 空降师司令 Chris Donahue 将军和美国驻喀布尔最高外交官威尔逊将军。盟军一共从阿富汗撤离了 12.3 万人。这里说的仅仅是军事撤离结束。其后，通过正常外交途径，美国还将帮助一些阿富汗人离开自己的国家。

从阿富汗的败退会对拜登的总统生涯造成影响吗？也许会，但肯定是短期的。最近拜登的民调数据急剧下滑，从月初的51% 下降到最近的 47% 的支持率。民主党人开始恐慌这是否会影响到明年的中期选举。

分析人士指出，类似这种危机，只有短期的影响，甚至不会被人们记住。但民主党失去中期选举，则是大概率的事件，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关系。其实很多美国总统都遇到过类似的国家危机。比如肯尼迪总统刚刚上任三个月，就碰到了猪湾的惨败；里根总统碰到的1983年贝鲁特爆炸事件，241 名美军陆战队士兵丧生；克林顿总统则碰到了美军在摩加迪沙的冲突中损失了 18 名特种部队成员。这些都是当时新闻的热点，但随后，等到公众的情绪平复之后，这些历史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总统的声誉，因为大家很快会意识到这并不是总统的责任。

但是，中期选举？那是另一个话题。总统所在的党一般都会失去中期选举，这基本上没有悬念。这也是民主政治中一种非理性群众表态的结果。因为在总统大选中，失败一方的情绪一定比胜利一方的情绪要更强烈，他们就更有可能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中出现在投票站里。而胜利一方在兴奋情绪过后，一般并不会看到美国奇迹般地出现什么变化，所以他们再次支持己方政治势力的热情有所消减，降低了他们出来投票的可能性。因此，中期选举往往是一个逆反的结果。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和川普任内，无不重复这种模式。唯一的例外是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众议院在 2002 年的中期选举中反而增加了八个席位。为什么呢？因为 911，美国相当于进入了国家战争状态，这是唯一一次全国同仇敌忾的选举，小布什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反而增加了席位。

所以民主党将会失去中期选举，这本身是一个符合历史常态的大概率事件。民主党本身恐怕不会对此存在太多的幻想，但只要他们能够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之前通过了自己的政治提案，这一届民主党政府就算是全胜，拜登第一个任期内的剩下两年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研究高尔夫球上了。目前摆在拜登和民主党面前的任务，我们盘点一下。以下的排序，是按照完成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列：1 万亿硬基建投资，3.5 万亿社会改造投资，废除参议院的 Filibuster，通过保护公民投票权的民享法案，通过限制州修改自己州内的选举法的约翰路易斯选举权法，将华盛顿特区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独立州。完成前两项，民主党就可以比较满意；而后四项则属于 bonus。

我们先放一放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现在是时候开始思考一下从阿富汗撤军的意义了。

1975 年 4 月 30 日，当美国从西贡完成了撤离工作之后，美国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军实际最高指挥官泰勒 Maxwell Taylor 将军哀叹：“从越南撤军，将损害我们值得信赖的声誉，使我们的同盟变得脆弱，将我们的弱点展现给了敌人。” 整体上来说，西方充满了一种失败的情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发现，及时地从越南撤出，更有利于美国在整体战略上管理自己和苏联及忠国的关系，也有利于美国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社会转型，促进了 80 年代美国经济的腾飞。西贡撤军 20 年后，柏林墙倒塌了，美国最终赢得了和苏联的对抗。

从阿富汗撤军，和从越南撤军相比，实际上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还要小一些。换句话说，这更倾向于美国的一个主动抉择。华盛顿看到了从阿富汗撤军的必要性和远期的利益，也许正是他们从越南撤军中学到的经验。

拜登总统愿意承担短期内仓皇撤军给他自己带来的不良政治影响，这很好。这换来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战略转变的空间。正像我们昨天谈到的，反恐这个主题已经结束了，或者说美国的反恐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的战略调整将会使它的注意力从边缘的中东和西亚地区，回到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真正的挑战来自亚洲大国和俄罗斯。

美国的这些主要竞争对手事实上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投入大量精力、军力和资金。不但如此，这些战争还强化了美国国内的纷争。拜登总统和民主党提出的令很多保守的美国人瞠目结舌誓死反对的基建计划不过才 3.5 万亿的支出，而这些反恐战争消耗掉的钱，是这一数字的两倍，达到 7 万亿美元。在阿富汗驻军目前大概每年的支出是 200 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国每年投入的中小学教育投资的一半还多。

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自己国内建设，赶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资金的作用永远不仅仅反映在物质上，经济上如果宽松了，人的情绪一般会好得多。如果庞大的基建项目可以开工，如果美国经济可以出现顺利的转型，如果美国的社会可以因此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社会保护网，为可能到来的人工智能经济造成的冲击做好准备。那么美国的这次国家任务的转型，恐怕是意义非凡的。甚至可以因此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

这里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型，就是美国军队的转型。

川普在 2017 年，提高了美国军费 840 亿美元，使得美国军费达到了 6400 亿美元。这一预算到了 2020 年，则增长到了 7380 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什么含义呢？这意味着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占到全球军费开支的 40%。比排在其后的 10 多个国家的总和还多。作为全球警察，维持世界和平的任务确实需要美国来承担。但是，40% 全球军费开支？美国的GDP 可只占全球 GDP 的 24% 啊。

这种超越了美国承担能力的军费开支，真的为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和平吗？美军的强大，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扭曲？这部分内容我将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中和大家分享。

总结来说，美国过度地依赖了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并不能解决美国希望解决的问题。甚至这种力量的配置都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军队的作战对象，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德军或者日军那种国家武装力量，而变成了游击队和恐怖分子。正常国家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想象。美国能依靠军队的加持来完成对另一个国家的改造吗？不能。为什么？因为美国之前成功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而这两个国家在战前都已经是具有完善的政府管理能力的国家，美军存在的目的仅仅是阻止纳粹和军国势力反扑，美国并没有真正参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重建。但伊拉克，阿富汗则完全不一样，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入文明世界，美国更缺乏帮助穆斯林国家重建的经验，这个时候，军队的加持就没有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除了外交政策以外，美国军费开支的庞大，也促进了美国国内的某种军事化倾向。各种先进武器走向了民用市场。一些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开始威胁美国的社会。请注意，在 1月 6 日国会山发生的暴乱中，12% 被控有罪的暴乱分子竟然都有军队服役的记录。军队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存在，但军队的氛围无疑会沾染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

所以，在美国反恐任务大体结束的今天，在美国整体上的国家路线开始调整的今天，美国军队的定位和功能，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作为世界警察，我们就拿警察和犯罪分子做一个类比。如果说犯罪分子拿刀，那么警察就应该配备高准度的枪支，在武器上压制住犯罪分子，这听上去没有问题。但现实中犯罪分子分为两类，一类小偷小摸，一类是有黑社区强大组织，随时能拿着炸弹去抢银行的。那么警察就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对于小偷小摸，普通警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装备精良的夜视仪和 GPS 定位系统；而对于大型的有炸弹的黑社会，单单警察力量是不够的，甚至对黑社会的弹压会引起严重社会动荡。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和黑社会谈判，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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