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田静。
这几天，我的心情很沉痛。
为的是一群看似离我们有些遥远的女孩。
她们来自阿富汗，一个最近频频出现在国际头条上的国家，一个总是与战乱、贫穷挂钩的地方。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一个视频，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无数人涌上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想方设法扒上机翼。
其中99%的人都是男性。
女性呢？她们不在拥堵的机场，也不在商店紧闭的街上，而是躲了起来。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街边店面和美容院门前的女性形象被涂抹遮盖，有女孩因为穿着“暴露的凉鞋”被拦车鞭打。
我通过女孩别怕的读者，辗转联系到一位18岁的阿富汗女孩，安吉拉。
她通过努力创造了个人奇迹：出身乡村，凭借优异成绩去日本、美国留学。
但如今，巨大的恐惧笼罩着她，因为她的家人还在那里。
想到自己17岁的妹妹，那个头发短短、从不服输的妹妹，她更是揪心。她穷尽一切办法，四处询问，想帮自己的亲人离开。
她的妹妹曾经质问，“为什么全世界 70 亿人，我偏偏出生在阿富汗？！”
以下，是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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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来时，老师扔下学生跑了
我叫安吉拉，来自阿富汗，今年18岁。
今年夏天，我刚从日本的高中毕业，回家度过了一个暑假。
8月13日，我离开喀布尔，准备去美国上大学。走之前，我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拜拜喀布尔，下次相见时希望你能好起来，即便不能，希望至少能保持现状。”
快要起飞时，我就隐隐有不好的预感，觉得会发生一些事，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从喀布尔到迪拜转机，我哭了一路，感觉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祖国了。
当我抵达迪拜，那时得到的消息还是塔利班试图向喀布尔进发。
8月15日，我刚落地西雅图，就收到姐姐发来的一条简短又恐怖的信息：“塔利班来了。”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无法思考，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怎么一路到达学校的。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她才跟我说，每个人都在逃命，路上很拥挤，银行挤满了想要取钱的人，但银行不给他们办理。
而我的两个妹妹当时正在学校参加考试。她们一个15岁，一个17岁。
考试进行到一半，老师突然一声不吭地独自逃走，留下一教室的学生和写到一半的试卷。
塔利班的行动速度也出乎所有人意料。美国曾告诉公众，至少还需要 90 天，塔利班才会接管喀布尔。但很快，总统跑了，塔利班来了。
我两个多月前回到阿富汗时，人们的状态都还好，商店、店铺都在营业。但公共交通也发生过暴力事件，父母担心我受攻击，很少允许我出门。
△这个夏天，安吉拉回喀布尔，和妈妈一起去清真寺
但喀布尔这座城市看起来还是充满希望。我甚至发现喀布尔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道路上有许多不同的设施，很多新商店开业，人们开始做一些投资。
然而，随着塔利班正式攻占喀布尔，一切又变得更加糟糕了。
妹妹说，“如果塔利班来了，我就自杀”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有四个兄弟和六个姐妹。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我那两个妹妹，尤其是17岁的哈米塔（化名）。
她是一个非典型的阿富汗女孩，剪着一头短发，从不向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屈服。学习外，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平时会带领不同的青少年团队，帮助阿富汗的孤儿、弱势儿童群体，接受过许多电视采访。
她一直积极为和平发声。
就在7月20日，她在网上写道：和平就像水和食物一样，没有它，我们就会死。我希望和平常在，而不是现在这样常年受压迫和折磨。
△安吉拉和妹妹哈米塔
我在国外生活过，所以我知道“免于恐惧的生活”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这句话，我真的能体会到她的痛苦。
就在刚刚，我还在跟她打电话。她告诉我，晚上，她看到大街上有塔利班走过，他们爬上屋顶观察远处的情况。
那是她真正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知道她其实心里很害怕，但她假装自己很勇敢。
她说，她宁愿死也不要在他们的统治下生活。这不是她第一次这样说，整个夏天，她都在重复这句话：如果塔利班来了，她就自杀。
当时，我们听到各种消息，塔利班占领了这个省，又占领了那个省。在之前占领的一些省份，他们带走年轻女性，并强迫她们嫁给塔利班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每个家庭都把女性成员藏在家中。如今家里唯一能出门的人就是我父亲，去买一些食物和杂货回来。
女性无法出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必须要穿布卡（burka）。这是一种罩袍，包住全身，仿佛一个会移动的“囚笼”。
△四种包裹程度不一的服饰
20年前，塔利班执政时期，女人习惯穿布卡。但现在，喀布尔几乎没有人房子里还有这玩意儿。有一些人看准商机，开始从别的省份进货过来，布卡价格飞涨。
我希望把家人送去印度
比起两三天前极度绝望的处境，我的家人现在平静了一些。他们正想法设法，尽快离开阿富汗。
目前，喀布尔机场处于美国和英国的控制之下，但商业航班暂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新开放。我希望航班一旦开放，就能把家人送到印度去避难。
印度目前给阿富汗人开放了一种新型的电子签证，不用冒险去大使馆领取。
我正试图发起众筹，预计需要30000美金，包括家人的机票、接下来在印一年的生活费。我的父亲已经70岁了，我不确定他是否还能继续工作。我妹妹告诉我，她打算过去之后做翻译。
除了我的家人，其他阿富汗人也都在努力逃离。
阿富汗人的普遍共识是，现状会持续至少六个月。如果他们现在开始杀人，全世界都会看到，每个人都会离开这里。
六个月之后，塔利班就会开始清算自己的敌人。我希望在此之前，能把家人给救出来。
现在，塔利班正在假装好人。但阿富汗人普遍认为，一旦他们建立了合法性，作为阿富汗新政府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屠杀就会开始。
最近这几天，塔利班炸毁了一个雕像。这是三十年前内战期间一位军事领袖的雕像，人们非常尊重他。所以，现在阿富汗北部的一些人又开始试图跟塔利班抗衡。我认为，如果战争启动，情况就会变得比现在还要危险。
8月18日，在喀布尔以东的贾拉拉巴德也发生了流血事件。有人拿出阿富汗的国旗来替换白色的塔利班旗帜，遭到枪手射杀。
但此刻我最害怕的是，塔利班会在全国断网。到那时候，阿富汗就彻底与外隔绝，没人会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家人的网络也不畅通。我们通过 Facebook 的 Messager 功能联络，一天只有一个小时。我无法时刻与他们保持沟通。
听说，塔利班也正在通过互联网追踪异议者。现在人们正在疯狂地删除自己过去发的内容，或者直接注销 Facebook 账号，因为害怕留下把柄。
我也不敢继续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言。尽管我身在美国，但我担心自己的发声，会连累家人和朋友。
他们曾是“传说中的怪物”
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听说塔利班是在什么时候了，感觉它充斥在我的整个童年之中。
我在一个村庄里长大，那儿离喀布尔很远。大概八岁时，我们家搬到喀布尔。从那时起，每当我的兄弟、父亲出门，我就总是担心他们会一去不归。
我出门上学时也会想，自己今天能安全回家吗？那时塔利班在多地发动袭击，四处扔炸弹。在我记忆里，炸弹攻击事件每个月至少会发生一次。
曾经有一颗炸弹，就炸在离我们家三米的地方，所有的窗户都震碎了。我有两个同学就是被炸死的。我的外公，是被塔利班发射的一枚火箭弹砸中屋顶而去世的。
虽然没有正面接触过塔利班，但我一直都生活在他们造成的恐惧里。
即使去了日本，每次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心里都会很害怕，是不是家里人出了什么事情？家里人还好么？我的日本、美国同学们，没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塔利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像僵尸一样。他们 20 年前所有的恐怖事迹，我们都有听说过。但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期，没有真正目睹过。
结果有一天，那些故事中的怪物，突然出现在你日常行走的大街上。
民族身份也让我们家的处境更危险。我是哈扎拉族，阿富汗人口第三的民族，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
塔利班以逊尼派的普什图人为主，所以哈扎拉人一直是塔利班的重点攻击目标，他们在历史上也发动过多起针对性屠杀。
就在近两个月前，塔利班在一所哈扎拉族学校，杀害了约 90 名哈扎拉族学生。他们还袭击了一家医院，也是在哈扎拉聚居区。
塔利班统治了这个国家，我们惧怕自己将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打击。这也让我们成为当下阿富汗最脆弱的一批人。
能出国留学的我，本是个幸运的女孩
一直以来，虽然我在阿富汗也会戴头巾，遵守规矩，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所有陈规，成为一个做饭的家庭主妇。我试着去挑战它。
搬到喀布尔之后，我在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读书。
这和家庭的氛围也很有关系。因为连年战争，我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学，但是他们非常支持女儿们去追求更好的教育。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阿富汗的私立学校并不那么贵。
我的哥哥则在经济上为我们提供了支持。十年前，他在联合国某部门找到一份工作。
也是受哥哥的影响，我开始自学英语，希望可以出国，拥有更多机会。但在我家，从没有人出过国，我只能靠自己摸索。
后来，通过联合世界书院（UWC）的奖学金项目，我录取进入日本的高中。每年，UWC会在 500 到 1000 名阿富汗申请者中选出 7 个人录取，然后把他们送去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的成长经历很个例，甚至和阿富汗大多数女性都不一样。
大部分村里的阿富汗女孩，六年级之后就不上学了，要开始照顾家庭，然后在 15、6岁时结婚。我的母亲 14 岁结婚，最大的姐姐 17 岁结婚，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我在十几岁的年纪，跟她们拥有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
△安吉拉在东京
在首都喀布尔，家长更重视教育，但大多数家庭仍然不允许女孩上大学，去工作——虽然我们有妇女权利委员会。
由于阿富汗的教育水平很低，所以人们的想法更多是基于伊斯兰教法，而不是基于事实。
甚至政府的规则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接轨，比如妇女不能离婚，如果离婚的话，孩子也总是判给男方。
但同时，改变也是巨大的。特别像哈扎拉族，妇女开始拥有更多自由，可以去公开发言，出去工作。哪怕再穷，哈扎拉人也一定会努力地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那天我父母还在讨论，想在房子里找个地方挖个坑，用来藏东西，以防塔利班开始一户一户地敲门搜查。
我想，对我家来说，最危险、最需要藏起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英语书了吧。
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很简单，就是上学读书。但现在恐怕也很难实现了。像我 17 岁的妹妹，她之前一直在努力试图申请出国留学的机会，但鉴于现在的情况，我想这应该是不可能了。
我们这一代的女孩子们，着装打扮常常比我在日本看到的女孩还要更加欧美。特别是在哈扎拉族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女孩子只身一人走在大街上，自如地去咖啡馆、去餐厅。
我们仍然必须戴头巾，但可以露出头发。要求并不严格，看起来不像一种强制要求，更像是一种穿衣风格。但在塔利班的控制下，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虽然现在塔利班说，他们将保障女性的权利，但他们相信的是伊斯兰教法赋予女性的权利。他们不会讲具体的权利，不会讲人权。
阿富汗女性，不想轻易认输
这几年，女权意识在阿富汗的兴起很明显。像我的妹妹，她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在其他的女性身上，我也能看到类似的品质，她们会勇敢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会为别人挺身而出。如果一位妇女遭受丈夫家暴，其他女性会出面为她辩护，说这不应该发生。
女性也在带头组织抗议游行。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女性，她们回来后，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她们积极地参与工作，支持这个国家的女性群体。
大概两年前，有一场关于“女性应不应该化妆”的讨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地辩论。就是那时，我感觉到女权主义确实在增长。
一些男性说，如果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就不应该化妆。一些女权主义者确实不化妆，但也有一些人选择化。这件事的关键是，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为了吸引男人。
人们一直持续发帖，整个讨论持续了可能有一周。最终很多人都意识到，女性化妆是为了男人这个陈旧观点，是对女性的物化。
2017年，阿富汗女性还发起过一个为女性正名的运动，叫「我的名字在哪里」？在此之前，没有阿富汗女性会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此外，你可以称呼一位女性是某男性的母亲，女儿或姐姐，但唯独不是她自己。她们的名字不值一提。
而且，阿富汗法律规定，新生儿的出生证明上，只能写父亲的名字。办护照时，签证官也只会问你父亲的名字。
这场运动就是试图让女性的名字也变得可见，变得同等重要。它带来了真正的改变，如今，人们在申请护照时，对方会问父亲的名字，也会问母亲的名字。
医生，大学教授，开餐馆……阿富汗女性可以做各种工作。
很多变化都已经发生，这个国家的女性已经变得不同了。她们不会轻易让社会倒回二十年前。
我原本的计划，是本科毕业后回阿富汗从政。但如今这种可能性变得很渺茫。我不知道未来四年政局走势如何，但我的一生可能已经就此改变。
这真的很悲哀，也很不公平。“我希望自己从未出生”，每个阿富汗人都这样说。
我妹妹曾经质问，“为什么全世界 70 亿人，我偏偏出生在阿富汗？！”
前几天离开时，我没有想到，那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跟阿富汗告别。我感觉自己没有家了，不属于任何地方。即使回去，这个国家也不再欢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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