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形式主义。我先举个例子，咱们看看形式主义到底长啥样。
形式主义在中国可以说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新闻传播。网络新闻也不例外，网络形式主义同样可恶。但总体看，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毫不夸张地说，形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之一，也严重弱化了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有人说，能戒烟的人，啥都干得出来。而实际情况却是：戒烟易，戒形式主义难！新闻报道中形式主义的动因和结果都是忽视受众的感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模式化倾向；二是主题宏大，内容空洞；三是政务报道过多过滥。检查、评比、竞赛新闻，剪彩、奠基、颁奖新闻，开幕、首映、首发新闻，充斥于报纸版面、广播节目和电视荧屏。模式化的流水线上只能制造冷冰冰的工业产品，而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中才能生长有温度的新闻佳作。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但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呈现于我们的许多媒体后却变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缺乏生气。究其原因，是因为生活与新闻被生生地割裂开来，形式主义的模式化新闻写作陋习窒息了写作者的创新天赋。模式化的那些玩艺儿，咱们中国人一看就觉着眼熟。比如，写解放军都是强壮的体魄，写运动员都是矫健的身影，写教师都是辛勤的园丁，写护士都是白衣天使……再比如，我们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一般都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某某工厂或某某设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这样的文章只要把名字替换一下，说谁都行，领袖人物各具特色的风采荡然无存。模式化的新闻实际上就是现代版的八股文。八股文起源于宋元的经义，是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是一种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游戏。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党八股是延安时期的一个概念，专指某些人所写的某些文章对于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如同“八股文”，所以称之为“党八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于1942年2月提出反对党八股。但几十年过去了，党八股阴魂不散，成为顽疾，始终寄生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我们的主流话语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倾向，未能与纷至沓来、激荡不已的新思潮、新词汇形成充分的交流与碰撞，并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丰富、壮大自己。各级官员公开讲话时，常常都是一张僵硬刻板的面孔，一副正经八百的姿态，一种不容置疑的形象，一套千篇一律的说辞。大报大刊常常发表那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苍白乏力的官样文章，很少考虑读者的感受和传播效果。空话套话废话成灾，是思想和体制僵化的表现，会严重抑制一个社会的创新活力。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不是政治工具，而是政治本身。所以，语言和表达的变化，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前奏。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从语言表达的改革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界碑，这个界碑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思想文化上的。作为五四运动先导的白话文运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吐故纳新的表征。白话文为古代市井交流所用，《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就是用白话文写作的，但直至晚清，白话文始终只是一种百姓语言，难登大雅之堂。晚清国门洞开，伴随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其思想文化。中国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文化推广的要求。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建议：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摹仿古人；第三，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此文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说，“不日新者必日退”。最高领导人曾引用这两句话，说明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一套陈旧模式，必须要进行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实现这三个创新，我们必须力戒形式主义，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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