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 纽约王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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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南

十余年间，科莫以独特而残酷的方式统治着纽约州，被媒体称为“纽约王”。

文：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詹涓

去年春天，当新冠疫情在纽约激增时，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M. Cuomo）的每日简报成为许多人必看的电视节目，他带着人们浏览有关感染、医院病床和死亡的最新统计数据，依靠数据，运用逻辑，充满理性又不乏人性，填补了联邦政府反复无常的疫情应对所留下的空白。

在幕后，科莫常常痴迷于另一组数字：他的收视率。有时简报一结束，他就会询问助手，哪些电视网直播了他的简报，他们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切断了直播——在被问到时，助手需要已经确切掌握了这些数据。

纽约应对新冠疫情正面袭击的这七个星期是科莫政治生涯和威望的顶点，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民主党的全国领袖，成了川普总统的对立面，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对有关他的所有报道都津津乐道的政客来说，这样的关注令人陶醉。科莫在他的第111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日更新中说，“感谢在每日简报中分享信息的5900万观众。”

一年后的8月10日，科莫宣布将辞去州长职位，除了多名女性的性骚扰指控获得纽约州检方的证实，他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包括疫情期间对养老院的政策不当，以及彻底失去了所在政党领导人的支持。

十余年间，科莫以独特而残酷的方式统治着奥尔巴尼，在政治生涯的上升过程中他既踩踏敌人，同时也疏远盟友，现在他发现自己从全民英雄迅速滑向政治深渊，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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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I 虚弱的安德鲁·科莫

丑闻不断

在辞职之前，科莫经历了一系列丑闻。似乎一个月出现一次：

去年12月，前州长助理林赛·博伊兰（Lindsey Boylan）指控他性骚扰。

接下来的一个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州长政府低估了数千名州养老院居民的死亡人数。

今年2月，另一名助手夏洛特·贝内特（Charlotte Bennett）说，他也骚扰了她。

3月，有报道称，科莫利用州资源帮助自己写了一本回忆录。同月，纽约州议员就性骚扰指控和他对养老院的处理展开了弹劾调查。

4月，议员金兑锡（Ron Kim）说，在他批评政府对该州养老院的处理方式后，州长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对他大喊了10分钟。

在那几个月里，詹乐霞的办公室展开了几项调查。科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要求本州人民等待总检察长报告中的事实，然后再形成意见。她正在进行审查，我将完全合作，然后你们就会知道事实。”

上周二，纽约公众得到了事实。詹乐霞公布了一份165页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她的调查人员五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称，州长“所进行的行为合乎联邦和纽约州法律对性骚扰行的界定”。他未经同意就抚摸、亲吻和抚摸别人，发表涉及性意味和攻击性的评论，并管理着一个充斥着“恐惧和恐吓”文化的办公室。

调查人员发现，包括博伊兰和贝内特在内，11名指控科莫不当行为的女性其说法都是可信的，她们的陈述得到了证实。调查包括对150多人的面谈，以及对大约7.4万页文件的审查。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认为科莫的否认是“捏造的”，“与所获得证据的分量不符”。

这份报告充满了以前未报道过的细节。一名州警告诉调查人员，她在2017年的一次活动中引起了州长的注意，尽管没有工作经验，她还是被调入到州长的保安团队。“哈哈，他们把最短期限从3年改为2年，专门是为了你，”一位同事给她发电子邮件说。科莫随后在工作中对这名警察进行了性骚扰，抚摸她的腹部和背部，并对她的私生活发表评论。

调查人员审查了州长助手撰写的通信和其他材料，发现他的否认甚至在他周围的人看来都是假的。今年3月，一名高级工作人员写道：“科莫是一个比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更了解微妙的权力动态和权力运作的男人，他居然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骚扰。要么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要么他自恋到误以为所有女人都喜欢他。”

在这份报告中，最生动、最令人沮丧的细节可能出现在第一页。调查人员在一个脚注中解释说，他们采访的许多人，包括几名指控者，“表达了对报复的担忧和恐惧，并要求尽可能不透露他们的身份。”调查人员尊重了这一要求。纽约州州长制造了一种气氛，使公民不敢与州最高执法部门公开交谈，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政治局面，本身就是一桩丑闻。

直至发表辞职声明之时，科莫都没有承认自己是在有意实施性骚扰，他把自己描绘成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争议的受害者。他承认自己亲吻和拥抱了很多人，但并没有冒犯或骚扰任何人的意图，他强调，“在我看来，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越界，但我没有意识到这条线被重划到了什么程度，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代际和文化上的转变。”

历史重演

对于科莫在这几个月里经受的接二连三的指控与批评，纽约政坛的许多观察者只是在纳闷一件事：为什么到现在才曝光？

科莫经常说政府治理“是一种艺术”。他是政府治理的高手——是集天赋与勤奋于一身的典范。但他也是政治艺术的大师。“他没有犯太多政治错误，”一位前市政府官员告诉《纽约客》杂志。

安德鲁·科莫的母亲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家庭，在该区和新泽西州都有房产。父亲马里奥（Mario）是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从圣约翰法学院毕业，当曼哈顿没有一家律所愿意聘用他时，他在布鲁克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客户之一是弗雷德·川普，也就是第45届美国总统的父亲。

1977年马里奥投身政界，当时19岁的安德鲁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他晚上会爬上灯柱张贴父亲的海报，并随手把对手埃德·科赫（Ed Koch）的海报给撕掉。在那次竞选中，纽约各区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投票给科莫，而不是同性恋”的标语。安德鲁一直否认与此事有关。几十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争取同性恋权利的英雄，作为州长成功地通过了婚姻平等法——等于是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恐同形象。

1982年，在民主党州长初选中，安德鲁成为父亲事实上的竞选经理，赢得了傲慢、强硬的名声。1982年在州长竞选中获胜后，作为父亲过渡团队的执行董事，小科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把脚踢在桌子上，点燃一支香烟，宣布：“我最近变得非常受欢迎。”

在马里奥·科莫担任州长期间，他的儿子被称为“打手”。

“马里奥必须做个好人，所以安德鲁负责扮演坏人，”已任职50年的民主党议员理查德·戈特弗里德（Richard N. Gottfried）说。“他非常擅长这个。”

之后安德鲁在私营部门工作了几年，在一家为纽约许多大型房地产家族（包括川普家族）服务的公司当律师，然后创立了一个名为“帮助”（help）的非营利组织，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住房。保罗·费纳（Paul Feiner）现在是纽约州格林堡的镇长。他说，上世纪80年代末，当他还是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议员时，安德鲁·科莫想在这里建设一个过渡性住房项目，而费纳希望缩减项目规模，两人发生了争执。费纳对《纽约时报》回忆说，当时科莫打电话给他说：“我要毁掉你的事业，折断你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费纳说，他最终投票支持了整个项目。

科莫显然对这个项目十分在意，在与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女克里·肯尼迪（Kerry Kennedy）第一次约会时，他带她去了其中一处住房设施参观。1990年两人结婚，科莫家族从而与肯尼迪家族联姻。安德鲁在国家政治的阶梯上也有所上升，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成为住房部长。

2002年，科莫决定竞选纽约州州长，人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替他的父亲报仇——六年前老马里奥输给了共和党人乔治·帕塔基基（George Pataki）。但科莫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支持寥寥后，他退出了民主党初选。据科莫的传记作者说，不久后克里·肯尼迪就要求离婚。科莫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一度陷入了困境。

他并没有消沉太久，2006年他赢得了总检察长席位，到2010年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因招妓丑闻辞去州长职位时，科莫已经在纽约州充分建立了人脉与支持度，并就此当选纽约州州长。

令纽约资深政治观察人士感到震惊的是，科莫的倒台轨迹与斯皮策的极其相似。两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登上了顶峰，但在困难的时候却找不到几个朋友。

上任后不久，斯皮策就声称自己是“压路机”，威胁要压垮一名州议员。今年，在严厉斥责民主党众议员金兑锡后，科莫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金兑锡说，州长威胁要“摧毁”他。与科莫共过事的人对这段对话感觉极熟悉。

“他们是一路人，”斯皮策咒骂过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泰迪斯科（James Tedisco）在谈到斯皮策和科莫时说。“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并试图摧毁你。”

本周，泰迪斯科调整了一下他的说法，他说，“安德鲁·科莫是一台汽油耗尽的压路机。”

专制主义者

对科莫来说，政治一直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他赢，就必须有其他人输。

前民主党副州长理查德·拉维奇（Richard Ravitch）表示：“科莫的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喜欢他。他不是个好人，也没有真正的朋友。”

“在纽约政界，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与安德鲁·科莫关系良好的人，”纽约州参议员亚历山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说。比亚吉是民主党人，对州长直言不讳，也曾在他的政府工作过。“我不是说‘关系亲密’，我是说‘关系良好’。’即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我也不能说他们与他的关系很好。”

科莫在上任后精心结盟，许多人认为，是在他的战略建议下，一群保守派民主党人成立了独立民主党会议，该大会与共和党结成联盟，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州参议院。民主党人称之为“政变”。科莫办公室称此事为“内部立法问题”，并否认与此事有关。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推动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通过了更严厉的枪支管制措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启动了众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拥有一批强硬的立法者在身后支持他，他在州府打造了恃强凌弱的氛围，但他也因此可以推动许多议程。

去年3月，随着新冠疫情蔓延，科莫让立法机构授予他广泛的紧急权力，使他能够单方面制定或暂停法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发布了70项行政命令，签署了大约225项法律。

在某些方面，这样的情形对科莫来说是完美的。“他倾向于暴政，”一位民主党议员告诉《纽约客》。“但在危机中，这就是人们想要的——能执行命令、掌控大局的人。这种局面是为他这种能力的战术家量身定做的。”

进步派战略家莫妮卡·克莱因（Monica Klein）表示，在韦斯特切斯特县议员理查德·布罗德斯基（Richard Brodsky） 4月去世前不久，“他对我吼的最后一件事是‘你需要告诉所有人，安德鲁·科莫是一个专制主义者！’”

在去年，科莫只容许自己一人获得赞誉，他尤其无法容忍看到纽约市长白思豪分到半点好评。

一次，白思豪宣布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运送包括救护车在内的物资时，科莫以异常直率的方式斥责FEMA的区域主管托马斯-冯-埃森，说他本应通过纽约州来运送物资。

还有一次，科莫和白思豪分别在不同的码头迎接抵达的美军医疗船“安慰号”。据参与计划的人士说，科莫取消了可能共同露面的计划。这位州长特意将活动安排得比白思豪早一小时进行，似乎不愿意分享聚光灯。

既然疫情处置中荣耀全应归科莫所有，当然责任也应由他来承担。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莫在疫情方面的表现时，一些问题随之暴露。最尖锐的批评与纽约养老院的死亡率有关，这些养老院是私人经营的，但受到州政府的监管。

科莫政府在3月25日发布了一项企业豁免法：如果医院和养老院的高管在疫情期间做出的决定导致人员死亡，他们可以免受法律后果。但其后的调查披露，科莫的高级助手梅利莎·德罗萨承认，其父亲、兄弟和姐妹受雇于一家代表GNYHA的游说公司。GNYHA是一家医疗行业集团，曾向科莫的政治机器输送数百万美元，并带头推动了这项豁免法。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的一份报告显示，科莫政府不仅隐瞒了养老院死亡的信息，而且这样做是为了先发制人地避免政治和法律后果。

科莫显然会被人们记住，因为他为许多人认为永远不会完成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剪彩。例如，马里奥·科莫桥取代了Tappan Zee桥，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一座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父亲的名字挂在上面的原因。除此之外，2011年6月在纽约实现婚姻平等合法化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他把自己所有的高超技巧都运用到施压、交易政治、甜言蜜语和哄骗上。他成功了。但成功的背后总有很多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