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何以驱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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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我国来说，不仅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

◆我国实现科技赶超的机会窗口期并不是无限的。多位受访专家判断，接下来的10～15年至为关键，是科技赶超的关键机会窗口

◆中国要从赶超型创新上升到原始型创新，必须根据原始型创新的内在规律，对教育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文化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

◆我们需要从货币资本本位的创新机制转向以人力资本为本的创新机制——这涉及社会共识、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信用制度、培育制度、文化制度等，“是以人才为轴的一系列转变”

◆进行原始创新，最为根本的要求，是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建设——从向外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从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从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从保守封闭型向开拓创新型转变、从盲目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

◆本期封面报道之《何以驱动创新》含以下内容；第二篇《科技创新事关生存发展》明日播发

何以驱动创新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18时48分，太空。

　　随着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大国科技竞争，又落一子。

　　数天后，欧洲航天局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太空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希望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支持增加该机构2022财年预算的请求。

空前激烈的国际科技竞赛背后，是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从美国依靠创始地位在芯片领域握有巨大领先优势，到中国领跑5G时代，谁能在科技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和发展空间。

▲ 基于5G 网络传输条件下的无人机在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豫南换流变电站外巡检（2020年8月27日摄) 李嘉南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这是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首次专章部署科技创新，并摆在各项规划任务首位。

　　发令枪已响，能否率先冲线，事关14亿人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音犹在耳。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是主战场之变、坐标系之变、驱动源之变、尺度之变。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硬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竹兰说。

需求之本

从服务经济建设，到引领国家发展全局

　　当地时间7月9日，美国“制裁清单”再更新。

　　美国商务部将34家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23家中国实体，占比近七成。

　　华为、中芯国际、哈尔滨工业大学……2019年以来，美国已累计将一百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其中，美政府可根据《出口管制条例》限制对这些实体出口、进口或转口。

“贸易战、科技战的本质是霸权国家试图从所谓的实力地位出发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给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科技合作带来严重冲击和严峻挑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下称“战略咨询院”）研究员万劲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今年5月，在出席陈嘉庚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颁奖活动并为两院院士作报告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科技创新对我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

▲ 7月4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金立旺摄

华山一条路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紧迫性，觉得过去40年经济发展较快，这种趋势理所当然会延续下去。”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米磊说，“某种程度上，这是背水一战。向上，唯有科技创新这华山一条路。”

从外部看，新技术革命将重塑国际经济格局，从而引发新一轮国家角色转变。

　　回溯前几次工业革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始终来自科技创新。“原创科技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能够把与创新关系较远的人也带动起来，共同富裕，这是富国的关键奥秘。”方竹兰说。

　　“现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本质原因是上一轮科技创新的红利日渐消退，导致存量博弈。”米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撰文指出，抓住新技术革命及产业变革机遇的国家将占据世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和经济主导地位，而未能抓住机遇的国家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逐渐衰落。

从内部看，“十几亿人的现代化，走全靠要素驱动的传统发展路径已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在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中被长期锁定在中低端位置，原始创新和源头创新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万劲波说。

　　“很多传统产业发展规模已到峰值，新的经济发展增量在哪里？”战略咨询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晓明指出，增量的关键是通过科技创新做大蛋糕，“使全球受益，中国的复兴会更加顺畅。”

　　同时，接二连三的技术封锁让我们认清，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如果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未得到根本缓解，将对国家安全影响巨大。”万劲波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经济发展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所以关注更多的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意味着科技创新在中国发展的地位更重要，影响范围更加宽广，不管是经济、社会、健康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科技都要发挥核心作用。

　　“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和标志性成就，自立自强的科技还是其他建设任务的战略支撑。这不单代表着科技创新的影响范围超出国计民生范畴，更是补齐短板，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抓住未来技术与未来产业的新发展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机遇。”战略咨询院科技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冷伏海告诉记者。

正摆脱追随者标签、努力为全球创新版图的持续拓展提供源动力的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带来机会窗口，使赶超成为可能。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一讲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静海指出，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除数据密集型特征外，应更加关注研究内容、方法和范畴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客观来讲，范式变革时期的机会对各国是均等的，无论是科技强国还是后发国家，都站在同一新的起点，就看谁善于抢占先机。

　　例如，随着逐步逼近摩尔定律的极限，半导体行业形成多年的先发优势或作用下降，后发者若能做出前瞻性布局，就存在换道超车的可能。有专家指出，随着“后摩尔时代”来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重大机遇。

▲ 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实验室操作半导体测试探针台（2月24日摄）杨青摄

挑战在于，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已成为中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一大痛点。

　　表现在科研上，就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仍有待打通堵点。

　　这背后，是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科技评价体系还不适应科技发展要求，科技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

时不我待

　　1.6～5.1年。

　　这是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于2021年4月发布的《韩国2020年度技术水平评估》报告，对我国在11大领域120个重要方向上整体技术水平与美国差距的研判。

　　冷伏海说，战略咨询院科技战略情报研究所分析这份报告时注意到，我国在11大领域120个重要方向上整体技术是美国的75.5%～85.7%的水平，与韩国相当，若以10%为一个台阶，20个方向的技术需要上三个台阶、97个方向的技术需要上两个台阶、2个方向的技术需要上一个台阶，才能达到最高水平。“这个报告不够完整，但能反映出一种科技水平的基本格局。”

“我们技术提升战略应该首先达到与日本齐头，然后再与欧盟并肩，最后才能与美国共进。我们自己的评估要考虑关键核心技术和底层技术‘一两拨千斤’的价值和作用，还要考虑美国欲联合日欧共同遏制中国，所以‘十四五’期间首先要不被‘卡死’，‘十五五’期间做到自立，才能保证之后的自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冷伏海说。

　　多位受访专家判断，接下来的10～15年至为关键，是中国实现科技赶超的关键机会窗口。

　　“我们实现科技赶超的机会窗口期并不是无限的。基础研究要遵循规律，但应用技术研究要尽快攻克。”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汝芳认为，如果错过了机会，可能不光被“卡脖子”，甚至会“窒息”。

紧迫是因为，不论技术本身还是竞跑对手，发展速度都在加快。

　　科技变革正呈加速态势，新技术从开发、应用、成熟到淘汰的时间周期不断缩短。一国如果不能率先实现技术群体跃进和颠覆性突破，其原有技术路线或将受到“归零效应”打击。

　　为避免对手“赢家通吃”，各国正在科技竞赛中不断加码。

　　从英国政府计划在自2020年起的4年内加大公共研发资金，至2024～2025年增加1倍以上，再到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以增加美政府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开支……“在战略性领域，发达国家为了能保持对中国所谓的优势，是不惜成本的。”战略咨询院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余江说，“‘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只是冰山一角。凭借强大的科教优势，他们在整体上布局着面向未来15年到20年技术的研发。我们近年科技进步很大，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前瞻布局，还是有挑战。”

紧迫还因为，现代化目标时不我待。

　　中国人从未离实现现代化如此之近。“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期。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大量企业还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亟待科技创新助力升级，“等米下锅”现象突出——

　　电子化学品是集成电路制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新型电池材料决定着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而我国新材料的滞后发展，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等工业软件的“力不从心”，为智能制造、制造强国带来成长的“烦恼”甚至隐患；

　　光刻机卡住了高端芯片产业，更卡住小到充电器，大到手机、汽车产业的发展……

“只有实现创新驱动，才能牢牢将产业的命脉把握在自己手里。”米磊说。

走进无人区

紧迫的同时，压力也在剧增。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还记得，198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时，有人说，“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跟着外国人走，跟人家屁股后面走没意思”。当时就有人反驳说，“你能知道人家屁股在哪里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竞跑数十年后，中国科技研发正在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说。

　　在这次发言中，他提到：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

　　5G、特高压、新能源汽车……随着从“贤必举欧美”到“世界向东看”，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主体像华为一样，触及科学研究的无人区。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保罗·罗默认为：“随着（中国）进入在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真正的创新会变得越发重要和艰难。”

内部来看，高复杂性，高不确定性。

　　对科技发展模式而言，从跟跑到并跑，有追赶目标，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从并跑到领跑，愈发高度不确定，没有可供追赶的预定目标和前人经验，产业链条和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对政策决策者而言，对我国独立前瞻研判科学技术发展前沿方向的能力提出新挑战。面对科学、技术、产业、市场等方向上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没有清晰的“靶子”和赶超目标，一旦判断失误可能面临巨大的发展“机会成本”和资产“沉没成本”。

　　对科研院所、企业、科研人员而言，他们没有选择地站在科技竞技场中央，需要在高风险、高不确定性、高损耗的条件下和国际高手竞跑，看谁能拔得头筹。

外部来看，支持锐减、打击加大。

　　“过去外部基础技术供给的来源比较明确，产业链安全没有作为根本性问题，但现在已经越来越严峻。”余江说。

　　有分析认为，随着部分国家利用竞争优势和先进技术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实行阻截，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高技术出口管制、交易限制与技术禁运，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剧，要素跨境流动受到限制，全球创新网络面临“割裂化”风险。这些都极大增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难度。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

改革，迫在眉睫。

影响之广

从科技领域改革，到全社会创新化改造

　　创新驱动发展，何以驱动创新？

为追赶而设计的机制，已越来越难以为引领服务。

　　“过去的创新政策主要是改革回应性的，根据赶超的要求、目标进行资源配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下称“战略咨询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肖尤丹认为，这样的好处是点上突破效果明显，但面上突破能力不足。促进原始创新，必须转向基础建构性政策建设。

“中国要从赶超型创新上升到原始型创新，必须根据原始型创新的内在规律，对教育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文化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竹兰说。

　　在她看来，区别于围绕科技领域的改革，这或带来一场全社会的创新化改造。

改造的依据，是创新规律——系统工程、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资金需求大、人力资本为主、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并存。相比持续了数十年的跟随赶超模式，这是一条全新的赛道。

　　当道岔被扳动，影响深远。

从复杂到超复杂

　　“和要素驱动阶段相比，创新体系的复杂程度跃升了一个数量级以上。”米磊说。

　　战略咨询院研究员万劲波指出，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技术、领域、行业、组织、地域的界限，广度显著加大、深度显著加深、速度显著加快、精度显著加强。科技创新竞争演化为创新体系和创新治理体系的竞争。

“无论是攻克世界前沿难题的基础研究，还是解决发展中面临挑战的应用研究，其创新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程度都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战略咨询院科技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冷伏海说。

技术复杂性更为突显。区别于以往的“线性创新”，创新跨学科、跨领域的趋势愈发明显。战略咨询院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余江说，以如今卡住中国“脖子”、欧美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研发的集成电路领域新一代光刻为例，需要光学、数学、物理学、微电子学、材料学与精密机械以及控制等多学科交叉的深度融合研究，科学家必须在光源、结构、器件、工艺及检测等领域解决一系列核心科学问题，并阐释许多新机制和新机理。

组织协同复杂性更为突显。余江指出，技术的高复杂性需要有效组织大尺度、跨领域、融合型的研究团队联合攻关。“我国新冠疫苗的科技创新就体现出复杂系统工程特征。科研攻关组统筹推进疫苗研发进程，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实现科技资源、审批政策、物资供给等对重点任务的集中供应保障。”冷伏海说。

▲ 北京科兴疫苗生产流水线（7月8日摄）彭子洋摄

企业管理复杂性更为突显。在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米磊看来，硬科技企业的管理难度在提高。“相比而言，传统企业管理动作更为一致。但科技创新的岗位复杂性直线上升，只这一点，就对企业管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管理人才目前极其稀缺，也对培养、激励人才提出了新要求。”

行政管理复杂性更为突显。“政府不再像以前，给土地等支持就能招商引资，而要协调各种资源。”米磊说，比如引进半导体企业，要提供EDA等设计工具，提供高校人才储备、供应链保障等。“以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对获取简单。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越是高精尖，技术、设备、材料就越稀缺。政府要有能力把握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获取资源。”

科技与各领域的融合复杂性更为突显。专家指出，从以十年计到以年计，技术从开发到应用的时间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

“科技不是自洽系统，要和经济系统形成循环。理想的态势是，科技成果转化成经济增量，经济再通过税收等支撑科技。”战略咨询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晓明说，“但实际上科技和产业两张皮并没有打通。”

“科技政策的界面现在还窄。”肖尤丹告诉记者，例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是对科技与经济、科技与社会这两组重要领域关系界定的仅有的法律。科技与产业、教育等多数领域的制度设计依然需要补位。

　　多位受访专家呼吁，要进一步理顺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比如技术到底和科学近还是和经济近，教育是否要和基础研究紧密结合？”战略咨询院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宋河发强调道。

从自上而下为主到上下并重

　　“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所需要的制度生态是不一样的。”方竹兰说，“原来我们科研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项目的规划、申报、审批和评价都由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牵头。比较忽视自下而上的架构，后者恰恰是创新的重要来源。”

　　她指出，在原始型创新中，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市场的企业家投资家等社会和市场主体是原创主体，以自我探索自我开发启动。政府是原始型创新制度环境的提供者和服务者，尤其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转型，打通行政条块分割造成的基础研究薄弱和科技成果转化梗阻顽疾。

一方面，需要创新治理范式，从政府作为唯一管理者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转变，政府要从资源管理为主向多手段治理转变。

　　“科技创新呼唤进一步‘放管服’改革。”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汝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目前支持科技创新的部分政策执行中还需要继续完善，有的缺少细则无法落地，政策不配套、错位、缺位甚至过度现象也或多或少存在。“比如政府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创投母基金，要避免交由非专业的投资队伍管理，以免抬高资产价格，扭曲市场，产生逆淘汰。”

　　“放要放到位，不干涉少干涉。管要坚持底线思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放的同时完善监管方式。服要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帮倒忙。”他说。

另一方面，加强自下而上的创新主体建设、创新环境营造。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已是顽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强化。“我国的领军型科技企业太少，少数龙头并不等于领军。”王晓明说。有研究显示，近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动寻求与高校院所的研发合作意愿已明显提高，但普遍面临政策性资金不会用、合作渠道不畅的问题，激励国企创新的长远考核指标也缺失或权重不足。

　　同时，方竹兰的研究显示，常规型组织很难及时识别和吸纳非常规的创新思维，创新人才发挥作用主要通过自组织实现。未来，社会自治的网络生态演化将愈发重要。需要加大培育社会主体自治的力度，创新鼓励其成长的制度环境。

自上而下也需进一步加强。万劲波认为，未来5～15年，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四项重点任务：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
二是加强战略谋划，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
三是完善选题机制，组织实施好重大科技任务。
四是完善平台体系，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

从侧重短周期到聚力长周期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增长规律变了，从线性增长变为指数增长。”米磊认为，面对科技创新的指数增长模式，人们往往会高估创新在一两年内能做到的事、低估十年能做到的事。

这意味着，创新的规划、投入、回报等，都需放在长周期内把握。

　　“我们目前最擅长的还是短周期创新，比如说互联网模式创新。一些制度设置难与长周期匹配。”米磊说。

创新的长周期要求与科技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匹配。现阶段科技人才绩效评估多关于短期产出，缺少长期考核和稳定资助，助长了急功近利之风。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一些项目3到5年就要考核，对基础研究来说这个时间只够铺基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提出，对基础研究探索实行长周期评价。

创新的长周期要求与干部考核机制不匹配。“一个应用研究动辄都要五六年才能看到效果，往往超过干部的一届任期，不光难以反映到干部当前的政绩上，有的干部甚至担心眼前的审计都过不去。”王汝芳说。这意味着干部政绩考核、财会制度等都需改进。

创新的长周期要求与金融模式不匹配。传统金融追求的确定性、短期回报等特点，与科技创新不确定性强、周期长等的矛盾，已成痼疾。调查显示，约九成企业技术创新经费仍来自自筹。

　　“新材料、芯片创新周期都很长，航空发动机创新周期大约是30年，目前以短期投资为主的国内金融体系是不支撑的。”米磊说。

　　在他看来，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金融体制的变革。“正如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了现代风险投资，第四次科技革命即将到来，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并且要超越传统风投模式。”

这涉及调整金融结构。“目前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较适合赶超型经济，创新更需要资本市场。正如中央一直强调的，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王汝芳说。

　也涉及改善金融监管。科技创新使金融风险的形态和路径发生重大变化，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投资者保护等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

影响不仅在金融体制内。米磊认为，增加资本的耐心和“长钱”渠道非常重要。“美国风投有不少其社会保险的‘长钱’。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相对保守，投资也偏向后期。进一步支持创新，需要引导社保体系和保险体系等‘长钱’投向硬科技。”

从确定性到更多不确定性

不同于要素驱动阶段相对确定的发展机会，创新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创新主体的决策判断、行动基准。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得到真正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投资创新活动的回报率、回报周期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风险，使企业创新意愿受挫、研发投入不足。

　　王汝芳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所有新技术新产品都需在迭代中完善，首台（套）有没有人用、谁来用至为关键。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时要承担一定风险。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出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和激励政策。“国企有稳定市场，很适合使用首台（套）。但对于补贴政策，很多国企领导直接说，企业关心的不光是价格和成本，他们更担心的是，如果用错了，谁给自己免责？”

这实则对管理机制和科研生态提出了新要求。

　　一方面，在稳。“基础研究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面临着较高的失败风险，必然要求更为稳定、可持续、可预期和健康积极的基础研究政策、管理体制和科研生态环境。”肖尤丹说。

另一方面，在底。在王汝芳看来，广泛的底线思维和兜底机制非常必要。

一个“底”是，为领导干部“松绑”，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完善试错容错纠错机制。“尽职免责机制不到位，一些改革难以真正落地。”王汝芳说。

一个“底”是，对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审慎”的监管，让敢于创新的企业得到更多发展机遇。薛澜2021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政府对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如何实施有效治理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模式搭建合理的规制体系、出台合理的监管政策等，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个“底”是，为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完善“退路”，降低失败成本。王汝芳建议，可考虑创新金融产品如创业失败保险等为企业兜底，并完善针对创新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久前，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裁定生效，被视为迈出了为创新中的“失败者”提供盾牌保护的重要一步。

同时，创新的不确定性使亏损和破产“正常化”，带来大量套利、寻租空间，对深化监管体制改革也提出更为全面的要求。

从聚焦有形到聚焦无形

　　“一个无形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乔纳森·哈斯克尔和英国国家创新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安·韦斯特莱克写道。

　　他们在《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中指出，21世纪初，世界经济出现一个新的特点——很多优秀的创意开始脱离实体形式，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在美国、英国等地，投资者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兴起绝不仅仅意味着投资的特性发生微小变化，无形资产所主导的经济体系有其独特的运行模式。这对几乎所有事物都带来巨大影响：税法、经济政策、城市发展等等。但是，管理经济的规则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也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还在用管有形资产的方式管无形资产，但两者区别很大。”王汝芳强调。

“无形资产的产生是对资产概念的一次颠覆性革命。”肖尤丹说，其有三个特点。

第一，与有形资产不同，无形资产并不是伴随着人类财产观念、私有制和所有权而产生。从知识产权制度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创意、知识、技术、标识、信用、人脉等无形资产的产生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共同推动的结果，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以有形财产为核心的传统财产法律和管理制度。

第二，作为新型财产类型，无形资产是一类会计规则认定的、指向特殊的资产类型，而不是除了有形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

第三，与有形资产之间的管理共性大于差异性相比，由于无形资产发展来源不同，无形资产间的差异性目前远远大于共性。

　　“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保护水平和利用效率是衡量创新体系和创新竞争力的指标。”肖尤丹指出，但形成对比的是，无形资产到目前都没有发展出一套区别于有形资产、体现不同无形资产类型特征的完整规范体系。

　　肖尤丹认为，目前我国无形资产管理还有三方面亟待完善:

　　一是管理法治化水平仍然不高。无形资产的非物质性特点，决定了高水平的法律确认和保护是无形资产有无价值与市场化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在无形资产管理制度方面，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并存。如数据、算法、基因等新型科技成果的经济属性的财产法确认及其法律权利形式、内涵和归属需要必要的制度，国家取得科技成果权属的法律机制需更清晰。

二是价值市场化实现与高水平市场体系不足。与传统有形资产不依赖其他主体就可以享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比，无形资产的价值发现、价值实现，必须实现市场化。但目前，我国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化配置不足。

三是配置国际化程度不足。无形资产在提高国家竞争力上的作用比有形资产大得多，但我国无形资产配置国际化程度与目前的竞争需求存在差距。

从货币资本到人力资本

　　“很多人认为只要增加货币资本的投入，中国原始创新能力就会自然形成。”方竹兰强调，“我们需要认识到，原始创新能力形成的关键要素是人，而不仅是钱，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直接与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相关。”

　　有观点认为，随着科技发展，人力资本正以智本的方式与资本对等存在。

　　方竹兰指出，虽然人才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目前激励、保障人力资本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需要从货币资本本位的创新机制转向以人力资本为本的创新机制。”这涉及社会共识、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信用制度、培育制度、文化制度等，“将是以人才为轴的一系列转变”。

　　从中央多次强调牵住人才考核评价这个“牛鼻子”，到提出金融机构不仅要把知识产权作为融资担保依据，而且要研究将人力资本作为授信额度担保的重要依据。

　　从识人用人正成为干部考核重要指标——选好用好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等举措，都对领导干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专家分析，这需在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中有所体现。

　　到更为根本的教育体制改革——科研交叉融合的趋势，呼吁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等，呼吁完善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机制；为终身教育做好准备，呼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面广、度深。

　　例如广受社会关注的破除“四唯”“SCI至上”，关键不仅是“破”，更是如何“立”。“仅就代表作评价制度来说，如何创建新的代表作定性与定量评价指标，如何完善同行评议，如何体现评价从量到质的变化，还要深入推进。”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马瑞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某种程度上，信息时代已没有和科技无关的人，这也对各领域人才的科技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如果对科技规律不够了解，按过去的方式做事，对创新影响巨大。”米磊说。

对干部而言，过去的招商引资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创新需要。米磊举例说，过去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对象往往是已经成功的企业，来到当地完成复制，相对风险小。但科技创新项目大多处于研发期，不确定性强，判断不准会带来一系列风险。“越来越多干部出现对科技判断力不足的本领恐慌，亟需加强科技专业能力建设。”

对企业家而言，“从跟随到原创，意味着从挣快钱到挣慢钱。经营理念、衡量指标、创新素养都要变。”米磊说。

　　“我们需要一批能欣赏原创人才的金融家、投资家、会计师、律师。”方竹兰说，乃至每个普通人都要调整——是否宽容“奇思怪谈”？能否从盲目追求洋品牌到支持国货？

影响之深

从答卷，到出题

　　华为在“无人区”的探索，实质是对中国原始创新的呼唤。

“中国的自然科学，至今还是发展中国家类型。”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多次提到这一点。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类型的特点是，自己不出题目，而是搜集数据、提供数据，属于劳动密集型；发达国家出观点、出理论，属于“深加工”型。两种类型的不同产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都叫论文。中国当前面临的，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转型。

　　他问道：能不能由我们自己出题目？自己做老板？

旧地图寻不到新大陆。“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国科技竞争力的根本。

　　“原始创新是指获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创造前所未有的重大技术发明、开辟前所未有的产业新方向、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理念。相较于一般意义的创新，原始创新的理论和技术水平更高、产出难度和不确定性更大、应用领域和发展前景更广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下称“战略咨询院”）研究员万劲波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竹兰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开辟一条符合原始创新规律的新赛道。

　这可能意味着一场更为根本的观念更新。

知识观的更新。

　　什么样的知识，是原始创新最需要的知识？

　　方竹兰认为，对此，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认识。“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知识内容主要是常规型知识，超常型默示知识往往被忽视。我们的社会缺少这种知识观。”

　　她指出，所谓超常型默示知识，是指与天赋和灵感相关的不能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非常规的知识，是原始颠覆型创新的核心知识资源，多存在于年轻人身上，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想象力。

　　这位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创新规律的学者认为，美国原始创新强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年轻人想象力的呵护。硅谷相当多的风险投资人专门到处寻找这样的人才，给予支持。

“我们需要将超常型默示知识纳入知识范畴，当作核心资源。”方竹兰说，这意味着教育的内容方法、评价标准、管理方式等都要发生转变，比如对原创型人才更多的是育而不是教。“教的内容是已知的明示知识，相比之下超常默示知识引导激发的育的过程更要被关注。”

▲ 7月20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李紫恒摄

科学观的更新。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我们还存在对科学的观念上的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从功利、实用角度看待科学。

　　战略咨询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肖尤丹指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在科技赶超时期有积极意义，但在追求原始创新的新阶段，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功利主义导致的急功近利的科研生态，已成为原创的一大拦路虎。

　　专家表示，原创难以通过单纯的功利心来实现，而多来自无功利、自由的探索。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前提下，要更多释放自由探索的精神，还要正确把握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义利观。

人才观的更新。

　　“美国创新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大众化。”多年研究美国原始创新文化的肖尤丹认为，这是释放原始创新活力的重要规律。

　　科技创新没有指定的成功者，不同于惯常认识的人才，原始创新的人才构成更为多样。特别是随着开放式创新的深入，创新将从以科研人员为主体、以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向多元主体参与、更大范围合作转变。未来，原始创新人才不一定是显性的，不一定存在于少年班、211，更不一定有“杰青”“优青”的“帽子”。

　　这类人才的发现过程也更为复杂。方竹兰说，有创新潜能的人才，不仅父母、老师很难判断，甚至自己在尝试之前也可能不知道，只能通过实践识别。

　　“应该让这个实践过程成为保障重点。”她强调，这需要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社会流动性，不利于人才发现和管理的行政人事制度也需向知识人事制度转型。

“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来看，创新不问出身这件事非常重要。”肖尤丹说，中国亟待进一步营造机会公平、竞争公平、保护公平的制度环境。

成败观的更新。

　　总部设在深圳的生命科学研究前沿机构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至今对深圳提倡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它强调我这个地方鼓励创新。其实所有的城市都说鼓励创新，但深圳还加了后面4个字——包容失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原创是试错、探索的过程，一定有失败，甚至很多失败才有一次成功。”方竹兰说，社会需要改变凡事追求成功率的观念，鼓励尝试、宽容失败。“这些失败其实很珍贵，给其他人提供了通向成功的教训、经验。”

社会认知观的更新。

　　“我们常说，创新中要平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将创新局限于经济发展范畴中，而忽略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之上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即国家和社会对创新的不同需求及其不同的促进机制。”肖尤丹认为，后者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在创新中的重要性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属性。一方面，社会发展、民生需求对于科技创新有着巨大需求，是未来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反过来，各类型科技创新也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妥善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科技社团、公益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社会组织与基金会等社会资本，既是重要的优质科技创新资源，也是活化政府和市场创新资源配置的催化剂。”他强调道，社会创新资源是政府和市场创新的重要基础，但现在，社会化创新活动匮乏或不受重视，如同“小河有水，大河干”。

　　“这不仅是科技领域的，而是普遍的对社会认知的问题。”肖尤丹说。

　　在方竹兰看来，一个关键是，社会组织管理观需顺势而变。“现在我们说管理，一般都指政府管理、行政管理，要更重视如何更好实现社会自治、社会共治，更好实现对社会自治的管理，让协会、商会、民间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学术共同体在法治轨道上充分发展。”

行政管理观的更新。

　　面对试错性、探索性、非确定性的原创，如何更好地进行行政管理？

　　“我们的政策比较偏向于管存量，核心是管住。”肖尤丹告诉记者，“比如在科技计划的选题和资助上优先考虑结果确定的、路线成熟的、便于管理便于考核的。在成果转化方面，片面地把科技成果当作无形资产，纳入资产管理框架管起来，要求保值增值。”

　　方竹兰举例说，目前的人事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统一化、等级化特点。统一化容易使常规型知识在行政等级的管理系统中成为主流，超常型知识被边缘化；等级化强调管理的规范和稳定，可能带来对超常型知识的抑制。

　　“存量管理思维本质上要求不出错、少出错。增量思维的核心在于不过分关注局部得失，更关注总体效益。”肖尤丹说，“科技和创新政策最大的特点在于投资未来，解决的是增量问题。面向增量的科技管理，必然要鼓励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专注难题的科技创新活动。我们的思维如果是存量思维，科技政策就可能走在科技创新实践之后。”

　　他认为，从管住到管好，需要变直接干预式管理为间接监督式管理，变不授权不可为的正面清单为不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式管理，健全完善以科研活动利益冲突回避机制为基础的风险防范制度……

某种程度上，科学观念的转型，还有赖于文化观念的深入转型。

　　从热衷于引进“洋”博士，到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也抵不过一篇Science、Nature，武向平认为，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认可度的基础之上。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撰文时不无担忧地指出，无论是“帽子”和个人利益、单位考核挂钩，抑或是在本土也将英文作为科学语言的现象，都与文化自信的不足有关。

“原始颠覆型创新与模仿引进型创新的格局不同，两种创新的主体人格是不一样的。”方竹兰说。

　　在她看来，进行原始创新，最为根本的要求，是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建设——从向外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从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从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从保守封闭型向开拓创新型转变、从盲目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

　　“中华文明一直以来有极大的包容性，并且能在多元体系下求最优解，而不像一些国家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这种多元文化传统其实是更利于创新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汝芳说。

　　如今，站在创新赛道上的中国，迎接的已不是一场擂台赛，而是接力赛。

文化观念的转型、体制机制的改革，是持久战。改革触动范围之广，使利益调整贯穿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其中很多是长期存在的难点，面对的是业已形成的受益群体，触动的是最难触动的利益。从创新交叉融合的新特征要求科研组织体系向交叉融合无边界方向发展，再到落实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等支持政策，无不意味着重切蛋糕。

重大前沿科技、原始创新的突破，亦是需长久积累的过程。武向平认为，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科学知识上的积累时间和程度都还不够，近年一些领域虽然崭露头角，仍需潜心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取得原始创新的突破。

　　“成为科技强国要持久奋战三十年，并且要永续创新。”战略咨询院科技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冷伏海说。

　　受访专家认为，这也对一国的战略韧性提出更高要求——在各种挑战下对战略目标、战略部署的不动摇。

　　“创新驱动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又一次深化改革。如果全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改革到位，在符合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中囯原始创新的春华秋实会联翩而至。”方竹兰说。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