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N号房”主犯赵主彬40年有期徒刑。
2019年5月至2020年2月，赵主彬涉嫌胁迫包括未成年少女在内的数十名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并在社交软件Telegram上创立聊天室进行有偿分享。Telegram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类似中国的微信。
赵主彬遭到逮捕后，警方公布了其正脸样貌和个人信息。但这并不能平息公众的愤怒，约有26万多名“N号房”观看会员，也成为韩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赵主彬

图源：网络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问政平台上，请愿公开包括主犯在内的所有会员信息的人数一度突破300万人，为历史上最高。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公开表示，要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会员。
但这并不容易。虽然媒体、网友们愤怒地指责这些人是这场恶性案件的集体参与者，但对26万人的问责，面临着法律、社会文化上的诸多压力。
有用户在网上委屈发言：“我只是正当付费看了成人内容，这难道是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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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26万参与者

数字有时比任何文字都来得触目惊心。
2018年，韩国全部男性人口为2590万人，据韩国媒体报道，26万“N号房”用户中，男性占大多数。这意味着，在韩国，每100个成年男性，可能就有一位“N号房”用户。
一位韩国网友评价，“这和在街上见到出租车的概率差不多”——韩国一共约有26万辆出租车。
赵主彬的网络房间里，日均用户为2.5万人。Telegram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聊天室，“女教师房”“女警察房”“女学生房”等主题，里面发放的视频、图片，多是威胁、偷拍等非法手段获取，甚至有众多未成年受害者。
一间“N号房”的截图

图源：Naver
最终进入N号房间的方式有两种：上传亲自拍摄的涉性视频，或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付费成为会员，后者折合价格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59元）至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694元）不等。
“我认为这些观看会员应当与聊天群群主受到同样惩罚。”32岁的韩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李尚雅告诉vista世界派，她身边许多同事、朋友都加入了青瓦台网络请愿，要求政府公开所有观看会员照片及个人信息。
生性严谨的她，从来没参与过类似活动，但这一次，她打算加入。“这些会员有的上传了色情视频，有的付费了，这意味着他们也是罪犯。”
韩国媒体披露，26万“N号房”会员中，付费会员有1万人，这些人里，不乏人气艺人、知名教授、体育明星、著名企业CEO等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还有学校老师。
图源：网络

李尚雅对于青瓦台请愿结果很乐观。“在韩国，法律规定，性侵者的身份应当被公开。尽管公开‘N号房’会员信息的要求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但很有可能合法通过。”李尚雅说，她已经从韩国媒体上注意到，韩国警方正通过电子钱包、登录地址等方式追踪所有曾登录这些聊天室的人员。
事实上，追踪这些观看者很难。一方面，他们的支付方式是电子加密货币，隐秘性高；另一方面，一些人会使用虚拟海外地址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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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难题

“这26万会员，至少有三种角色。”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公益律师吕孝权一直在关注“N号房”问题。
他告诉vista世界派，“第一是参与者的角色，他们本身观看甚至上传偷拍的涉性视频；
第二，传播者，他们参与这个平台后，可能会复制、保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圈子把这些内容进行二次传播；
第三是讨论者角色，他们之间肯定会就这个问题交流探讨，甚至可能会分享一些涉性方面的违法犯罪经验。”
2008年4月25日，韩国首次公开了性犯罪倾向者将佩戴的“电子脚链”，以及随身携带的定位追踪装置和居家监督装置
图源：视觉中国
尽管一些疑似“N号房”会员在网络上“申冤”，但在性别文化研究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丹凝看来，男性对女性受害者天然的共情能力缺失，涉及到一个学术概念——“男权凝视”。
在公众请愿为26万观众定罪的时候，有些人便试图用“观看自由”为自己开脱，认为自己花了钱，不过是看看视频而已。但王丹凝认为“凝视也是帮凶”。
“社会上默许对女性的歧视，实际上都是通过凝视的过程。”王丹凝解释道，凝视包含着一种期待，她进一步解释道：“（犯罪者）在凝视妇女的这些（非自愿）行为，他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所讨论的），你把女性当成商品，把女性的身体（和性）贩卖到市场，这些去花钱买凝视权利的男性，你说他们有没有罪？”
2011年7月16日，韩国首尔，韩国妇女身着暴露的衣服，戴着墨镜或面具参加“荡妇大游行”，抗议性暴力
图源：东方IC
这些人是否都能定罪、如何定罪，在韩国国内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在旅韩作家、韩国文化研究者陈庆德看来，26万会员中还应细分为“有知者”和“无知者”两类。
无知者类似于买电影票去观看的观众，第一次消费纯粹因为好奇，知道里面的影片内容如此不堪后就退了出来，这些人在法律以及道德层面，或许都不应该被处罚。
让数量庞大的观看会员得到惩罚，是十分困难的，取证就是一大难点。韩国律师张智华表示，在韩国社会，即便在线观看了这种未成年性行为视频，也不能被处罚。
除非观看者被当场抓获，或者电脑上留有这种视频缓存文件，证明观看者能够反复观看，才能算持有。
熔炉剧照

图源：网络
韩国在读法学博士易越也谈到了取证难度，在韩国司法现实中，不管嫌疑人数量有多少，只要证据确凿，就会进行相应判决。可一旦证据存在任何遗漏，这个案件就很难成立，因为“疑罪从无”。
“哪怕我知道他犯罪了，他也承认，但是没有确凿证据链，也不能定罪。”易越说，没有证据，法官没办法宣判。
目前而言，虽然警方已经开始针对这些用户进行调查，但这仍然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主要难点就是如何针对这26万人，找到完整且没有一点缺陷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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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数字性犯罪”
2018年，数万韩国女性走上街头。她们举着“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标语，抗议遍布在旅馆、卫生间、卧室里的非法摄像头。
2018年8月4日，韩国女性聚集在首尔街头抗议偷拍女性的行为
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摄像头在女性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录了她们的私密生活和身体。之后，偷拍者把这些图片影像上传网络“共享”。因此，韩国女性外出时，常会随身携带一种贴纸，上面印着“禁止偷拍”等字样，贴在卫生间墙壁任何有孔洞的地方。
2019年，韩国警方发现一个在线聊天群，男性成员们在群里相互分享偷拍的性爱视频。其中，有韩国歌手郑俊英，以及几位男艺人。
这与“N号房”事件存在共通之处——受害人被强制拍摄或被偷拍涉性视频，遭到众多平台用户围观。韩国尚金律师事务所主任金永美将其统称为“数字性犯罪”。
2019年3月14日，韩国首尔，前Bigbang成员李胜利针对性招待事件接受警方调查。此前几天，韩国媒体报道称，李胜利和韩国歌手郑俊英等人的网络聊天室里，多次传播非法拍摄的性关系视频和照片
图源：视觉中国
在金永美看来，这类犯罪行为应该包括非法拍摄涉性视频或照片；在网络上扩散、传播受害人涉性视频或照片；以向家人、熟人发送照片、视频为由威胁、敲诈受害人；传播受害人照片视频的平台运营商、平台以及观看这些视频和照片的用户。
1月30日开始，金永美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数字性犯罪处罚”请愿，希望收集公众对数字性犯罪量刑标准的意见，交至韩国最高法院量刑委员会。
“和谋杀罪、贿赂、性犯罪、抢劫等常见的犯罪类型不同，数字性犯罪没有量刑标准。”金永美在征集请愿的网页中写道，根据以往韩国法院对数字性犯罪的判决，即使是偷拍、传播性爱视频的人，被判入狱的比例也不高。
根据韩国现行法律，持有儿童或青少年色情产品可处以最高一年监禁或2000万韩元（约合11.6万人民币）罚款，但如果观看者不知道色情视频中有未成年人，则不需要受惩罚——这意味着，用户能以“不知道这是未成年人”为自己辩护。
韩国检察官办公室称，2015年到2018年间，3449个被指控持有性侵儿童录像的人中，只有80人被判入狱。
韩国社会活动家南惠里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创建了一个名为“ReSET”的项目，接受人们举报Telegram中存在数字性侵犯内容的聊天群。现在，她的团队正呼吁对拥有、传播非法涉性内容的人群施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法律应该跟上这些变化。”她说，“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控，尽早发现数字性犯罪，这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应当不仅让制作非法色情视频的人受到惩罚，还要让所有平台用户都受到惩罚。”
3月30日，韩国国会议员朴光温向国会递交《情报通信网法》和《性暴力处罚法》修订案，其中建议将性犯罪刑期上限提高到无期徒刑，并将以性犯罪为目的加入“N号房”类型聊天群行为定义为数字化犯罪组织。
如果修订案通过，今后加入“N号房”类型聊天群就将被视为违法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❹

恶性循环

3月底，对“N号房”怒火中烧的韩国人又掀起了一场运动——四十万人请愿更换“N号房”事件的主审法官吴德植。
吴德植曾审理过涉及已故明星具荷拉和张紫妍案件。
具荷拉在去年11月自杀，此前曾遭到前男友家暴、偷拍性爱视频以威胁她。据韩媒报道，吴德植曾要求具荷拉当庭观看与前男友崔钟范的不雅视频，致使她一度情绪崩溃。
具荷拉

图源：网络
最后，法庭以证据不足宣判崔钟范无罪。
张紫妍则在遗书中指控经纪公司逼迫自己陪睡近百次，但到了法庭上，这桩性侵案以张紫妍经纪公司金老板和刘姓经纪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及社会服务160小时结案，她在信件中提及的性侵者皆未被定罪。
韩国媒体《亚洲经济》称，网民指责吴德植在处理性犯罪事件上只判处罚金和缓刑，对性罪犯“宽宏大量”。
吕孝权主要代理性别暴力类公益案件，在他看来，韩国针对性犯罪的法律规制相对比较完备，惩治力度也比较大，它是亚洲第一个实施化学阉割的国家，公开性侵者的个人信息、性侵者出狱后要佩戴电子手铐等；但另一方面，在歧视女性的文化观念下，执法、司法乃至法律制度构建仍可能带有歧视性。
“不仅是立法要对所有涉性犯罪秉承零容忍态度，执法也应当严格，司法也应当公正。”他说，歧视性的法律建构和社会文化会形成恶性循环。
“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上的歧视，是相辅相成的。文化歧视观念盛行，必然会导致法律制度构建方面的歧视；歧视性的法律制度，必然会导致生活中或者社会实践中的歧视。”
2017年8月8日，韩国首尔，韩国电影产业工会、韩国女性电影人协会、韩国性暴力相谈所等机构在首尔律师会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就韩国著名电影导演金基德涉嫌殴打女演员一事表态
图源：视觉中国
在韩国，性别歧视观念影响着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偷拍为例，2017年韩国有6000余起报案与偷拍有关，然而被逮捕、行政拘留的比例不超过2%，其中涉案的嫌疑人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官员。
同样是偷拍，主角的性别也会影响判决结果。据《卫报》报道，2018年8月13日，因偷拍男模裸照并在网上与他人“分享”，25岁的韩国女性安某被判10个月监禁，还需接受40小时关于性暴力的治疗。
巧合的是，当天釜山地方法院对一起20多岁男性偷拍女性裸照并上传网络的案件也做出了判决，仅处罚偷拍者200万韩元（约合12169元人民币）。
电影《素媛》的原型赵斗淳性侵案中，8岁的女孩因为性暴力造成终身残疾，法院却认为赵斗淳因醉酒而身心虚弱，对其从轻处罚。醉酒是韩国性侵者常引用的抗辩理由，法院，尤其是男性法官，也通常会对这样的嫌疑人“网开一面”。
3月30日，吴德植原本计划对“N号房”案件的另一名16岁主犯进行公开审理。这名昵称为“太平洋”的“N号房”群主原是“博士”赵主彬聊天室里的付费会员，之后加入“博士”运营团队，被称为“博士接班人”。
审判前，吴德植注意到了那场请愿，愤怒的民意给他带来巨大压力，最终，他通过书面申请，辞去“N号房”案主审工作。这无疑是针对汹涌民意的妥协，但是，这场涌向青瓦台、涌向法院的愤怒民意，到底会给韩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一切犹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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