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怎样的后疫情时代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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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加坡独立时事评论员蔡裕林的《新加坡抗疫纪事》近日出版。该书解读了新加坡在2020年面对疫情的反应以及政府、民间团体如何应对挑战、全民上下抗疫等过程。

今天（5月8日）

，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蔡裕林谈及后疫情时代新加坡面临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见解：

“以新加坡视角谈谈，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后疫时代的新加坡？

我记得李光耀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一针见血的指出：走自己的路，唯有与众不同才能生存。看看这次新加坡在应对冠病的对策，我个人认为，也很清楚展现了这种心态与战略。

新书发布会现场

毫无疑问，世界变了！这个变，是因为全球化引发的种种正负效应。而走势却是在推进全球化时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并随着中美博弈的走向激化，颠覆科技带来的冲击，加上冠病带来的严峻打击，世界正面对着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的发展新阶段。不论是中国的双循环，美国的拜登新政，还是欧盟、以及脱欧后的英国、印度的大国梦，日本的区域战略，以及普金治下的俄罗斯等，都在因应世界格局的改变而改变。

我相信大家对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都有很好的了解。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今日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全球化、科技演变和气候变化引出的一连串问题。也有人认为是新自由资本主义衍生的恶果。

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产业分工，资本、人员的流动以及税务优待等的全球化运行。一方面，既迎来了先进国家的企业与财富的暴增，也导致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陷入困境，更不必说下层劳动者；另一方面，抓住机遇的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发展机遇而晋升为发达甚至是先进国家。可是，因全球化的深入演变，不少国家也陷入长期的竞争劣势，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或困境。

正是全球化的体系与运作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严重，这才有了反全球化声浪的恶化，以及民粹主义政治的抬头与激化。其外溢效应则是种族歧视、阶级对立、文明冲突、意识形态等成为新的焦点。也因此，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变得益发复杂多变。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中美关系的改变，导致从合作走向对立，使全球化面对最严峻的考验。事到如今，加上冠病涌现的严重弊端，促使全球化必须做出逆全球化的战略调整。

说白了，就是必须或必然考虑到，为了应对中美博弈的加剧，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出现，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这就涉及多层面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区别就在于，过去通过全球产业分工，以成本和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经济运作，转为特定的产业与供应链，以确保内需而不受外在掌控为前提。这关系到的不仅是资金、金融体系、也关系到资源、产品与服务。

在逆全球化的新阶段，这里也不能忽视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就是从加强国内实体经济的同时，通过科技的改变，以改变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

这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未来世界，既须坚持共赢的全球化，也须调适逆全球化的战略需要。当然，因过去全球化造成的弊端引发的反全球化言行，我们也必须给以批判与引导。

对新加坡来说，这种变，就意味着，因地缘政治的新变数，最大的威胁或压力，就是面对被迫选边站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新加坡要想在后疫时代迎来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就须做到走好自己的路，有办法、有能力，与众不同，从而展现这个国家的价值、生存能力与竞争优势。

为了说明当今新加坡面对着怎样的宏观局面，先让我谈点冠病对新加坡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影响？由于时间关系，大家不妨阅读和参考拙作。我想指出的有四点：

一是、新加坡的抗疫表现可圈可点（彭博社的最新评价新加坡已超越新西兰成为全球抗疫第一的国家）。虽然期间出了乱子，就是客工宿舍疫情的严重性。新加坡的抗疫表现被认可，主要是因为整体上做的很成功。这表现在死亡（31）和病危人数极少（早已归零）；况且，因适时的扩充检测、追踪、收治等能力，让医疗体系没有出现挤兑。这些都是在政府和相关领导机关的及时与透明，让抗疫一直处在政府与一般民众良好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平心而论，政府和核心领导单位、各部门、科研、行政、企业；前线医务人员等表现得都很不错。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新加坡在应对冠病19 的艰苦斗争中，确实也存在着不足。这尤其表现在应对客工宿舍的疫情上。我们都希望政府在日后能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与检讨。

二是，正是由于新加坡采取了“与疫共存，共克时艰”和“打持久战”的战略。这种与众不同的对策，很好地建立起新加坡的独特形象。这里指的就是不主张封城锁国，不停止经济和社会活动；维护并全面履行国民应有的法权，就像去年3月间，敦促20万国民回国。并且除了4月的阻断措施期间学校停课外，从未关闭学校。而7月大选的顺利进行未引发病例等表现，确实让人留下良好印象。

与此同时，尽管冠病期间，许多国家实行闭关锁国；停航停运，全球就有80个国家停止甚至禁止某些战略物资出口，新加坡却秉持一贯原则，从不以一国之需，采取这样的做法。可以说自冠病爆发至今，新加坡坚守了它理应履行的国际义务。这种尊重规则、重视法权、透明与信守承诺的践行，获得了广泛的信任与好评。这就为新加坡的后疫时代奠定了很有利的外部环境。去年，新加坡的外来投资高达170亿，就说明了聪明的企业家敏锐的看到了新加坡的价值。

新加坡虽然是小国，我们也分别捐助世界卫生组织50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772万。

三是，由于成功的抗疫进程，结合新加坡之前的转型配套，配合了疫情期间的援助配套，这为新加坡开启后疫时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像数码转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居家办公、远程学习和医疗、网络经济、再培训与就业配对等。对比世界各国，还是周边国家，新加坡在为应对数码时代和后疫时代的到来，可以说都比很多国家走在前头。

四是，为应对全球后疫时代的到来，新加坡正通过期间树立的形象和实力基础，有计划的推进新的全球战略调整。从而出台了应对冠病、新的病毒；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其中以推进智慧国、数码经济、绿色发展、更新社会契约等为抓手与契机，开启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这个历程将不同于过去。他具有着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一个是原有通过海陆空实体模式的国际网络（其中以60多个海港和100个以上的航空接点为基础，加上通过GIC、淡马锡控股、外汇贮备的全球资产配置），另一个是以新建或加强版的网络数码化经济为导向的国际网络。

简言之，新加坡将以其独特的信誉、战略位置、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作为全球商贸与竞争的安全港和接口，从而确保新加坡不会处于被迫选边站的发展困境。大家只要想一想，中美博弈导致的脱钩及由此引发的短中长期效应，就会感觉到这个“安全港”和“接口”的关键性与深层意义。”

《新加坡抗疫纪事》于5月8日起陆续在各主要书局上架，读者现可点击阅读原文Read More，在玲子网络书房购买。

该书新书发布会可在玲子传媒面簿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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