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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过去几周,新加坡疫情反弹,又有人开始问:新加坡为什么还不封城?早在去年全球疫情爆发时,新加坡独立时事评论员蔡裕林就曾著文,分析了新加坡不封城的诸多原因。
一年过去,又逢新加坡疫情吃紧,重读旧文,又有新启发。

本文完成于2020年3月,目前已被收录在蔡裕林今年5月8日出版的《新加坡抗疫纪事》一书中。
要了解新加坡为什么不封城,首先要了解武汉为什么要封城。简言之,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控制并逐步化解城内的疫情威胁,也可从中尽量避免疫情的外溢波及全国。
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能这样做或需要这样做,那是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体量超大,拥有14亿人口,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独特国情。武汉的封城,实质上既给予了中国政府动用国家资源集中应对其疫情,也因国土的辽阔提供后方回旋的空间。
新加坡国小,常住人口近5百70万且高度集中,没有后方腹地可回旋。这是新加坡与中国国情的最大不同点。这样的对比,就已显示两者的对策,不可能是相同的。更何况,新加坡是疫情输入国。从武汉疫情的爆发到扩散进入新加坡,那已是相隔1个多月,存在拉响防控警戒的窗口期。况且,各种信息,特别是病毒的特性,经专家的解读,已有了较清晰的了解;还有所需采取的防疫途径和方法,相较武汉疫情出现时也有诸多不同点。这是新加坡方案必然会注意的情况。
新加坡封不封城最受热议的时间点,是在2月5日后,因已出现社区病毒传播,而政府却没有对随之举办的大型集会,如洛阳大伯公庙庆典、大宝森节游行、新加坡航空展等加以及时制止。反而只是提出劝告取消,或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如检查体温、劝告生病者不要出席。
这对于深怕新加坡重踏大型集会,如武汉两会、万人宴等,之后引发灾难后果的人来说,特别是本地的部分新移民,实在难以理解与苟同。当时就有人进行签名情愿,致电当局表达意见。一时间,网络充满质疑与不满声音。这之后,新加坡的防疫对策随之被冠以“不作为”“佛系”“等死”“第二个武汉”等负面名堂。
不管是事后诸葛亮,还是新加坡真的心中有数,检视疫情发展的结果,总体上,新加坡的确诊病患数目逐日上升,可是,细看出现的感染源群体,并无发现任何与上述大型集会有关的病患。虽不能就此论断,当时政府的评断与决策是无懈可击。至少可以理解在疫情刚出现社区病毒传播时,为了维续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政府虽调高防疫警戒级别,却没有全面喊停大型活动,既有其一定理由与成效,但也并非全无风险。
要理解这一点,的确需要关注两点。一是换位思考,即中新两者的不同点;二是领悟新加坡全盘防疫对策的运作形态与整体效应,而不能只看一时一事。
这里不妨借用上海张文宏医生制作的视频的一段话,当作一种解读:“上海的防控体系现在做得很好,我们是属于‘少林派’,很厉害的,非常干净有力,社区管控,你就觉得强大无比。新加坡是属于‘武当派’的,你表面上看不出来,非常佛系,但他内部是非常厉害的。”
就全球防控疫情的进程看,中国不惜采取封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自3月中旬以来疫情的演变也说明对内的防控与反输入的应对,都做得很有效。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疫情爆发初期不采取封城锁国。就像韩国在不完全封城的情况下,也有效地把失控的疫情管控好了;越南、香港和台湾可以说是没有封城而又在防控疫情方面展现亮眼的地区。还有新西兰也成功有效地防控了疫情的肆虐。这些例子都可以提供我们观察与审视两种不同对策的优缺与利弊。
当然,新加坡的防控疫情在前期阶段做得不错,并不意味着就此一帆风顺。它在之后的防控疫情出现大逆转,并非因为没有采取封城的举措,而是因为对疫情演变的评估出现失准,以致引发失控的局面。这一点,本书将在中篇第二章的《应对客工宿舍疫情爆发的危机处理》作出剖析。
《新加坡抗疫纪事》讲述了新加坡在2020年面对疫情的反应以及政府、民间团体如何应对挑战、全民上下抗疫的过程。本书于5月8日起陆续在各大书局上架,现可点击“阅读原文 Read More”,在玲子网络书房购买。 
已上架的书局包括:友联书局、友谊书斋、纪伊国屋书局乌节、卓尔书店和大众书局(包括百胜楼、大巴窑、裕廊坊、马林百列、长堤坊、纳福坊、淡滨尼和NEX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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