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塑造新世界启迪当从少年始 ——科研精英“海归”的新时代答卷—专访知路研修联合创始人付霖、刘铠文、张翼博

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这份文件明确指出，科学素质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新征程。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科学素质建设担当更加重要的使命。同时，文件也提出了到2025年实现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5%，到2035年实现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25%的目标。

这一消息让知路研修的几位创始人兴奋不已，“我们一直致力于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始终坚信这是一条前景光明的赛道，这么多年的默默工作现在终于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付霖说道。在他们看来，借着国家新的规划纲要的指导，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领域，特别在实现培养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学生这一目标的路上，知路研修必将大有可为。

采访中，“响应国家要求”被频繁提及。的确，在这几位有着深厚科研背景的创始人看来，作为新时代的“海归”，必定要抱着一颗报国之心，以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为己任，方能开创一番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生事业。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总第176期

记者_张影

编辑_汝元昕

供图_ 知路研修

设计_李阳

科研实力过硬的青年创始人

用前段时间比较热门的一个概念形容，付霖当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留学生”。2006年，15岁的他只身前往新加坡开启了留学路。那时候，他并非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仅是进入了新加坡非常普通的公立初中，随后一路“逆袭”，进入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就读本科，继而以优秀的成绩和科研成果获得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并拿到了剑桥大学核能源专业博士录取和全额奖学金。

不过，付霖没有选择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放弃了令旁人羡慕不已的录取机会，选择回国创业做教育。这一决定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他近十年留学生涯思考的结果。

留学过程中，付霖目睹了不少同龄人因为不适应海外学习模式，难以自主做课题研究而荒废学业甚至退学。2014年，正在剑桥攻读核能物理专业的他，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高中生为什么不会做课题？很快，他将帮助中国高中生开展科研训练的想法付诸实践，在线指导了沈阳育才中学的一名学生，6个月后，这名学生的课题成果文章发表于日本能源会议，她本人也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几乎在获得博士录取的同一时间，付霖也收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人才引进及回国创业的邀约。毫无创业经历的他最终回到国内白手起家，为公司定下了“学术立校，科研立国”的企业精神，起名为“知路”。

付霖

刘铠文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了材料工程硕士学位，因为希望转换研究方向，已经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的他便选择前往英国，获得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后，以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在剑桥，他结识了付霖，被这位校友指导高中生科研的工作吸引，便也参与其中，指导了一位来自重庆的高中生。

这次“试水”的成果颇丰。这位学生在刘铠文的指导下开展了题为“古罗马诅咒石板的材料表征”的学术项目研究，“凭借这个研究项目，这个孩子在美国一本物理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还被邀请去参加了线下的学术峰会并作为唯一的高中生代表发言。申请季结束后，拿到了8所学校的offer，他还作为唯一高中生代表，参与了‘高考四十年四十人’纪录片的拍摄。”

“通过搭建一个平台，带着中学生做一个创新性的课题研究，体验整个研究流程，其实就是培养他们做研究的思维方法论。有了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他们能在国外发展得更好。这种软实力的提升，我们觉得是个很好的方向。”刘铠文回忆，当时他一边读博士一边创业，过程不可谓不艰难，但凭借着丰富科研经历，以及在剑桥和霍普金斯的学术人脉，他将自己受到的科学素养训练融入所研发的课程体系中，并找来十几位博士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教研队伍，编写教材用书。这段时间内，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庆应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在美、英、日等国家超过10年的学术研究经验，以及复合交叉学科的背景，让刘铠文能够综合不同国家的创新教育理念之长，融入知路研修的课程体系中。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差不多5年，用张翼博的话说，知路研修的教研体系几乎完全是刘铠文“在英国剑桥的宿舍房间里研究出来的”。2019年剑桥博士毕业后，刘铠文放弃了华尔街、联合国等众多高薪工作offer，选择回到国内投身教育事业。

刘铠文

出身于教育世家的张翼博，2007年以非常优异的成绩从“高考大省”河南省脱颖而出，进入了中科大的理科少年班，并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博士研究生，还曾在《自然》杂志子刊上发表过科研文章。多年的科研历程，不断催发着他的思考，“在做科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优秀的人才，接受了严格的训练，通过严苛的选拔，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业。但是他们存在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何而战。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小时候缺了一课，就是‘你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很擅长学习，很擅长考试，但不擅长发现自己的兴趣，不擅长思考自己的人生。”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是他最终投身教育的重要动力。

尽管学术之路顺风顺水，但张翼博总觉得这条路并不适合自己，反复思考着是否应该换一条赛道。2016年，河南老乡付霖开始频繁地联系他，邀请他共同创业。已经拿到美国工作签证的张翼博突然发现，这件事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不过他并未马上答应付霖的邀约，“创业是件‘九死一生’的事，而且教育的过程很漫长，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风险。”思考了两三个月，张翼博从洛杉矶飞到重庆与付霖见面，最终决定放弃美国报酬优厚的工作，加入知路研修。

三位创始人都放弃了原本前景光明的学术道路，选择了充满风险的创业之路。当《留学》记者问起他们的感受时，三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回答很相似：帮助青少年切实提升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进而帮助国家培养更多具备科学家潜质的人才，远比自己成为科学家更有意义。

张翼博

摸索中前进的新手创业者：

“超前”的困难，用超前思维解决

“创业需要冲动和理想，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人。其实从技能层面来讲，他并不适合创业，但却把知路研修做到了今天。”回忆起知路研修的初创时期，张翼博如此评价付霖，而对于教育的共同理想，也正是支撑三人携手并进的动力源泉。

毫无疑问，知路研修选择的领域符合当下青少年的需求，顺应国家提升科学素养的号召，也拥有自己原创的科研体系，但在创业之初，这种颇为超前的思想反而成了他们发展的阻碍，让他们面临产品难以打开市场的问题。起初，付霖的学生来源并不固定，有家长在国际学校的家长会上认识他，有人从汽车广播电台中听说知路，还有人看到网上的推广视频后联系他……尽管步履维艰，知路研修还是在一个又一个学生的积累中坚持了下来。

度过了开头最艰难的时段，完成公司化转型的知路研修面临着新的问题。有几家新的公司全方位模仿了知路的产品，甚至照搬他们的商业模式拿到了融资。加之知路当时有大量海外兼职导师，而线上教学的市场接受度还不够高，教学效果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就是业务量下降和收入减少，那段时间，打击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考验着这家新生的公司和它年轻的合伙人们。

不过，付霖这个“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因为挫折而放弃教育理想。知路专门设置了导师部来进行海外兼职导师的招募、培训和考评工作，大幅提升兼职导师的工资，并开设了督学服务部门，采购ZOOM作为教学软件，成为了业内第一批使用该类软件进行线上教学的公司之一。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教学质量，确保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收获，但同样意味着高额的成本，也让他们接下来的路更为艰辛。

“我们希望能拿出‘立得住’的产品，将来有一天大家会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尊重我们，这是知路研修的使命。”谈及创业之初的种种困难，张翼博的态度很是坚定。

在创业初期的几年内，知路研修经历了资金困境、竞争危机以及分公司失利等种种困难，其中辛苦自不必多言，但三位合伙人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而是一次次重振旗鼓，并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三人都先后在国内知名商学院进修。2018年，知路研修进军北京，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

迈上差异化创新之路：

本土化的教学体系

2019年初，每天都在思考知路该如何发展的付霖意识到，为了生存下去，知路过于关注市场和竞争，在创新上做的还远远不够。付霖对培养青少年科学思维这条赛道充满信心，但他并不满意当前的发展模式。他意识到，改变机构的教学模式，研发真正适合中国学生的教学体系，才是解决学生学术能力和科研兴趣不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这样的创新，也正是知路未来生存下去的依靠和实现他们最初理想的基础。于是，知路开始着手研发本土化的PBL课程。

所谓PBL课程，即Project-Based Learning，指的是问题式学习或者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课程，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医学教育。这类课程强调以过程为导向，绝非由导师直接将课题教给学生并产出结果，当年在剑桥提出的“低龄化学术机构”的构想也正基于此。在付霖看来，知路的使命是培养中国青少年的科学思维，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让他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PBL课程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切入点。

在这一目标的基础上，知路研修确定了新的方向：既然要培养中国青少年，就必须研发本土化的教学体系，这样才能降低教授门槛和学生学习成本。海外的博士、教授并非最佳教学主体，需要寻找更有活力的双语教学队伍。这一设想的提出，正式宣告知路研修将过往的经营和产品模式推倒重来。公司必须跳出原本的竞争范围，推出具有差异化的崭新产品。

在几年前，这样的想法显得有些超前：在中国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一位老师如何带领几十位学生同时完成不同课题？付霖将知路最核心的研发团队全部召集在北京，由刘铠文主导，集中所有资金和资源，研发Craft of Research《创新与研究》课程体系，即COR/PBL体系。这套教学体系包括一套教学材料以及前后15本双语教科书，每本书都能为学生提供课题方向，帮助学生建立课题并自行探索，老师只需引导学生研究即可。

这一套体系彰显了知路研修的企业价值观。张翼博认为，海外教授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难以把控，这是使用海外教学团队的首要隐患，“我们的留学生将来是为国服务的，意识形态一定不能出问题，应当符合中国本土的价值观。”为解决这一隐患，知路研修着力打造了一支以本国研究人员为主的教师队伍。

而本土化的教学团队能取得成功，则得益于知路研修体系化的教学理念。过往中介的模式无法确保学生接受固定、连续的教学，只能被动地适应不同老师的培养方式。“很多孩子可能没有学到东西，只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挂名，这就是一种拔苗助长式的‘软性造假’。”刘铠文说道。课程体系打磨成型后，大大降低了教学的门槛，原本必须由教授带的课题，在知路研修完全可以由“海归”硕士教学，而且具有很高的教学效率。

当然，这一成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时间磨合、摸索的结果。“我们第一个阶段跟同行一样，以海外博士、教授作为教学主体，第二阶段是以我们的老师为辅助，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以我们的老师为主，海外的老师几乎不用了。”刘铠文对《留学》记者介绍，目前知路研修聘请的博士大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知路的教师队伍完全可以胜任教学任务。

很快，知路研修开始向学校输出课程。2019年，从人大附中开始，北京八一学校、北京王府学校、成都树德中学等名校都成为了他们的服务对象。2020年，知路的COR/PBL课程完成了第三轮教研和实施，覆盖了中国150余所国际学校和几十所体制内高中。

在这个过程中，知路的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张翼博透露，未来整套体系的价格还将继续压低。“这不是出于竞争的考虑，而是我们希望做普惠的教育。”张翼博说，他很不喜欢当前的教育焦虑和“内卷”这一甚嚣尘上的概念，更不希望贩卖教育焦虑，“如果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能够解决内驱力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持续学习，把成才的时间拉长，一样可以成为优秀的有用之材。”

2021年，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这标志着国家对K12校外培训的监管更为严格和规范。知路研修的发展思路与其不谋而合。与学校的合作，让学生们在校园内便能接受科研思维的训练，也为知路未来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知路研修的学生与导师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国际教育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疫情期间，由于线下科研教学被迫停滞，知路研修面临的一大风险是“无产品可卖”，之前设计的线下产品全部终止，营收归零。最艰难的时段，三位合伙人不得不自掏腰包给员工发工资。

幸而2019年冬季的一个机遇，为他们指引了新的发展方向。在与英国考试局爱德思（Edexcel）对接的过程中，知路的合伙人们发现COR课程体系和英国本土的项目式学习课程EPQ（Extended Project Qualification）目标高度一致，都是通过跨学科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重过程、轻成果，而EPQ课程有一个十分重要且“刚需”的优势——中国数以万计的A-Level考生可以通过此课程在大学申请中享受加分优惠等政策。

当时，国内没有任何机构和学校能够提供该课程的辅导，每年参加考试的中国学生只有寥寥数人。已经研发出本土化、低龄化且以兴趣为主导的课程体系的知路研修，凭借超过3万小时的教研经验，通过了Edexcel的官方考察，获得了中国EPQ课程的独家教师培训资质和（除学校外）独家培训资质，可以在2020年开设英国自主招生加分课EPQ，并作为考点接受考生报名。

EPQ是英国教育体系中唯一不需要考试的考核项目，学生通过做感兴趣的课题研究来获取分数，在最终的考核中，申请人对科研课题的兴趣和学术研究过程，自然也就成了考察的对象，这一点本就是知路研修教研体系强调的内容。而EPQ的权威性又让这一项目区别于市场上其他背景提升领域的产品，兼具了背景提升和素质加分课程双重属性，学生可以真正拿到分数来申请学校，降低了知路研修向学校端推广的难度。

因为提早打好了基础，比起后入场的教育企业，在6个月一次的EPQ考试中，知路研修获取了至少6个月的时间窗口，提前获取了大量案例。2020年，知路成为了中国地区最大考量的EPQ/IPQ教研与学习基地，是EPQ中国中心、牛津AQA考试局EPQ/IPQ课程中国地区的推广合作伙伴。72.7%以上的学生获得了A或A*的好成绩，寄送考试局抽查成绩通过率超过95%。2020年没有成为新的难关，反而让知路研修脱胎换骨，完成了华丽转身。

“因为我们之前受过罪，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得舒服。”张翼博总结道。

正在讨论的导师与学生们

“时刻准备着”

亲身做过多年科研的知路创始人团队，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科研过程的痛点：“真正做一个课题，最痛苦的地方不是写文章，也不是等发表，而是确定‘我要做什么’，高中生做课题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张翼博表示，在通常的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给出的课题，最终并未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和学习并无益处，“我们学生的先发优势是，他们能够非常清楚地回答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和专业的问题。”

在团队里一直负责教研的刘铠文，对知路研修教研体系的理论基础非常自信。“《自然》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阐述了大脑思维网络神经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教育都是对大脑的教育，大脑形成的神经网络分为高阶和低阶，我们要让学生建立的就是科学的、批判性思考的高阶思维网络。”他表示，青少年时期正是思维网络建立的最佳窗口期，关注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养成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我们回国树立起知路的目标，正是从这个理论基础出发的。”

同时，拥有深厚基础科学教育背景的三位创始人，深知基础科研的重要性，“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强大靠的是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是互联网和金融。”出身于人称“天坑”的生化环材专业的张翼博，因为基础科学遭受的冷遇颇感焦虑。“科教兴国这个口号提了那么多年，在这两年又被重新拿出来说，它有着非常强大的底层逻辑。”

在这一基础上，知路研修始终不改初心，不管是COR/PBL体系还是EPQ课程，其实都贯彻着培养中国青少年科研思维、为中国培养更多科学家的理想。目前，知路研修正积极地开展科技节、科学营等活动，这些活动大多是公益性质。同时，知路研修还面向公立小初高学校自主研发并提供本土化的《科学探究与创新课程》，面向2亿多的在校学生，25万所中小学，培养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知路研修给自己确定的使命是“学术立校，科研立国”，并始终为了“人人有课题，人人会创新，让更多中国青少年具有科学思维”而奋斗着。“我们要做本土的而非舶来的，成体系的而非碎片的，标准化的而非随性的，普遍的而非精英的最适合中国青少年的科学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课程。”刘铠文再度强调道。

得益于一以贯之的价值观，知路研修的团队能够做到人才自发式地成长。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的知路研修，终于实现了“有产品、有人、有钱”，而近期的国家政策无疑增长了他们的信心。三位创始人表示，他们希望未来覆盖更多人，更多学校，并将教研体系推广到涵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广大领域，成为本赛道的“独角兽”企业。

尽管三个人的教育背景各异，所接受的国内外教育比例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最好的教育制度是以中国当前的教育为基础，辅之以创新的教研体系，结合本国国情因地制宜地提出改革。“我本人就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也希望它能够发展得更好。”张翼博说道，知路研修始终都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顺应时代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培养出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国际化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