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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专栏 | E闻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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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6 篇
拜登政府为什么要加税?
By | Eric
一般来说,利率和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相关的。在现代经济下,利率越低,贫富差距就会越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利率越低,资本的成本就越低,投资活动就会更加兴旺。社会财富就会进一步向头部集中,而如果普通人缺乏投资渠道,不能在资本游戏中获得相应收益的话,那么他们的财富就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稀释。这就好像一个装有大豆子和小豆子的盆子,只要盆子晃动得越频繁,盆子里的大小豆子之间的分层就越明显。这也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自然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就会越明显。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分析文章给出了大量数据,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
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最富有的 1% 人群占有全美国约 32% 的财富,这一水平是美国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收入较低的一半美国人呢?他们仅仅占有美国财富的 2%。美国顶端富人财富增长最稳定的时期,就是美国从 2009 年金融危机之后持续的超低利率时期。
这也反映在本次对疫情的救援资金上,尽管救援资金的发放本身是倾向于穷人的,但这部分钱最终还是转化成消费进入市场,同样起到降低资本成本的作用,再加上超低利率的共同作用,使得投资活动异常活跃。
猜一猜,从 2020 年开始到现在,美国的财富分配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这特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收入较低的 50% 民众得到了 7000 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最富裕的 1% 的人群,他们的得到了 10 万亿!
事实上美联储一直在暗示他们可能会将这种超低利率,或者说事实上等于零的利率维持到 2023 年。
贫富差距不完全是利率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当然也包括川普的减税政策使得富人承担的赋税更少。但美联储的作用是主要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可以控制钱的流向。低利率使得资本的盈利能力增加,而量化宽松则等于是美联储直接为银行和企业注资,进一步促进资本流动性和降低资本的价格。换句话说,美联储和世界各央行的做法,实际上都是一种对资本友好的做法。
在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用于实际上的量化宽松的支出已经达到了 8.1 万亿,这相当于美国 GDP 的三分之一。当然,这是以负债的形式存在的。请注意,在 2009 年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占比 GDP 还不到 8%。量化宽松后达到 GDP 20% 以上,等到疫情开始之后,几乎是直线飙升到了 35% 的水平。
可以理解,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底层大众是会被牺牲掉的。政客们绝对不会这样去承认,但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必须先保住经济,先保住能人和富人生产财富的能力。这一点本身虽然残酷,但这是应急情况,就好像战斗中士兵应该在前方,而指挥官则是应该受到保护的,这一点上可以被指责的余地不大。但需要警惕这种应急措施变为了所谓涓滴效应政策,这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政策固定下来。他们认为富人有钱之后会加大投资,可以将财富进一步向穷人涓滴。但这种理论在现实层面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历史上无论是美国的里根总统,还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他们信奉涓滴理论的结果,都是使得自己国内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换句话说,新创造的财富,更多地留在了富人的碗里,涓滴到穷人碗里的比例太小,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越来越严重。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量化宽松对股市的影响远高于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量化宽松政策对股市的刺激作用是其维持 GDP 增长作用的十倍。这意味着有剩余资金投资股市,参与资本游戏的人会迅速甩开普通的,很少参与投资活动的普通劳动者。在美国,证券市场中 54% 的价值,属于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群,89% 的价值,属于最富有的 10% 的人群。而收入较低的 50% 民众,也就是说一半的美国人口,他们拥有的证券价值的总和,只有美国股市的 0.6%。这个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资本市场无论多么繁荣,投资收益都无法惠及到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50% 美国人口。
请注意,这种资本市场占有率的不公平,在美国实际上是曾继续恶化的趋势。在本世纪初,低收入 50% 的人群还大概占有 1.5% 的证券价值,现在他们只有 0.6%。收入中位数以上,但不能进入前 10% 的中产阶级大概还能占到 20% 的证券价值份额,而现在只剩下 10% 了。
其次,几乎所有具备资产性质的财产,都具有这样的属性。低利率也促进了美国房地产的繁荣。这导致已经拥有房地产的相对富裕的人,资产升值较快;而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去购买房地产的收入较低的人,则反而背负上更重的债务。美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 2007 年顶峰水平的 150%。从统计上来看,收入最高的 1% 的富豪们的房地产价值已经比 2007 年最高峰时期翻了一倍。而收入较低的 50% 的美国民众的房地产价值较 2007 年最高峰时的价值只增长了 10%。
低收入人群同时也往往缺乏金融意识,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将钱存入银行。而低利率恰恰使得存款本身实际上加速了贬值。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直观的例子。如果一个有金融意识的人在 2007 年,将 1 万美元投入股市,按照股市平均的回报率,到了 2021 年,她将有超过 3 万美元的回报。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她相当于拥有了 2.3 万美元。而与此同时,一个没有金融意识的人,在 2007 年将 1 万美元存入银行,按一般的复合存款利率 0.5% 来计算,到了 2021 年,他将拥有 1.2 万美元,去掉通货膨胀因素,他的财富实际上贬值为了 9530 美元。14 年时间,同样一笔钱,投资股市和存入银行的差距,就有两倍半的区别。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即使在最大限度地设计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疫情救援计划完全实现之后,我们依然会面对一个至少四分之一中产阶级付不起某种他们需要的医疗费用,年轻的毕业生们面临超过他们年收入 372% 的学生贷款,这些年轻的穷人能够承受的超出预算的开销只有区区 400 美元。
很多人会批评民主党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华裔,会对“打土豪分田地” 的做法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知道一个理念,我们还必须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实。现实是,不是平民在打土豪,而是土豪在打平民。这一现象需要得到纠正,否则真的会出现最终的反弹,也就是最终的“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动荡。到那个时候,传统的右派再高喊什么“富人的钱都是合法挣来的”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幼稚的纯理念坚持,在现实的不公平面前,只能收获嘲笑。
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之前,政府介入的二次分配就是给火山减压的必要措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沃尔特山德尔(Walter Scheidel) 重点研究人类历史中的不公平现象。他指出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在和平时期逐渐积累不公平的程度,在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发生暴力革命或者发生重大战争或灾难,重新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常态。但我们现在,显然无法再去想象一场大型的战争或在大型的灾难或者革命。山德尔教授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其本身并没有遭受重创,但依然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程度的降低。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施行极高的税率来为战争筹款,1940 年代的最高税率达到 90%。同时劳动力出现紧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
1940s 前后到 1970s 被称为是大挤压时期(Great Compression)这一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减小。也是因为当时的高税收和平权运动的结果。山德尔教授对减轻不平等持悲观态度,但他也承认,不平等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人们都能接受这种不平等,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社会不会有太大的动荡。但目前的美国社会显然不是这样。随着个人主义的觉醒,对不平等的感受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回避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只要顺其自然,则这种不平等必然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的革命或者专制。
因此,拜登政府提高对富人的税率,是目前阶段的必须。对于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家庭,资本利得税从现在的 20% 将增长到 39.6%,翻了一倍。另外还升高了遗产税,大幅降低了免税遗产的额度。与此同时,增加基建投资,创造更多工作职位以提升工人工资。其实这两招也只是模仿大挤压时期的做法。事实上,大家想过没有,川普一再高喊的“让美国伟大起来”,到底指哪一段美国的历史呢?其实说到底,绝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美国时代,恰恰是 80-90 年代贫富差距较小,工人凭工资就能进入中产阶级的年代。那么剩下的选择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到底是要继续拉大贫富差距呢,还是应该开始考虑缩小这头怪兽的尺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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