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去了两个城市，北京和武汉，这两个地方一个我经常去，一个是平生第一次。
去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在便利店买水，顺便在柜台拿一颗巧克力，结账时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爷，忽然用一种吆喝的语气大喝一声：再拿一个！
你要光看这四个字，好像有点强迫的意味，但在现场我几乎下意识就再抓了一颗巧克力，回头一看柜台上写着标语：第二颗加一元。
通常在上海的便利店，店员会用至少三句话来解释这个活动：您好，现在巧克力正在做活动，第二颗只要加一元，您看还需要来一个吗？
北京的大爷，用四个字就打败了这三句话，真厉害。结完账我拿着东西走出去，又听到他在柜台里吆喝：再拿一个！
这让我想到上海的便利店，店员老是说一些听起来很礼貌但是非常无意义的话，刚进门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您好咖啡现在买一送一，要来一杯吗？
听久了觉得很没意思，它让我想起《人间便利店》这本书，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女主角从小怪异，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长大后她开始长期在便利店打工，一系列机械化的语言和动作，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困扰，让她身心极其放松，只要活得像个机器人，她就感到很满足。
如果你习惯在便利店听“您好，需要再来一个吗”，大概会明白当时我听到“再来一个”的心情，竟然在北京一家便利店里，听到了那种没有经过工业化文明训练的精神，而是更像早市或者菜市场这种古老的人情味。
这两天在武汉，心情就更跌宕起伏了。久居上海，人很容易变得挑剔。
武汉这地方，精致度当然不及上海。我对武汉的情感，是从一个化妆师开始的。最近两年每逢活动，我都会在上海叫化妆师，一般价格在五百以上。年轻漂亮穿着时髦衣服的女孩，清清爽爽拉着一只金属旅行箱，敲开房门，十分有礼貌，自然还少不得夸夸客人：眼睛好大，眉毛真好。
他们通常在开始化妆前拿出小瓶免洗消毒洗手液，有些还会准备一次性的化妆刷。关键在于，挂着首席化妆师或者高级化妆师的小女孩，技术实在不怎么样，有人花20分钟贴一只假睫毛，有人化眼妆像在描摹大熊猫，当你实在无法忍受指出这点时，她们像久经沙场的老将一般，告诉你，这是今年的流行妆容，不过你不喜欢的话，她可以马上换。
武汉的化妆师，是个从头到尾都没跟我废话一句的矮个子女孩，在化妆的前期，我实在有点难以忍受，她那有点脏乎乎的手指，拿着一只磨损严重的黑色箱子，总体感觉邋里邋遢。但还没等我大声反对，我发现她是极其罕见的人狠话不多选手，竟然可以把妆面搞得这么干净明亮，大概是这几年里我遇过技术最好的化妆师，而要价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
晚上去武汉的小巷子里走走，一条看起来像菜市场的巷子，地上全是收摊的水产品摊主泼出来的脏水，但在这条巷子里，我猛然看见一块硬纸板上，写着“山东烟台，3斤10元”。

惊呆了，当你习惯了在上海花几十块买四五个小小的加纳果，再来到武汉的巷子里，瞬间觉得城市真奇妙，为什么山东红富士，在上海卖十几块一斤，在武汉就是十块钱三斤？
噢，因为上海的水果店，已经开始从路边摊慢慢变成有着亮堂店面，提供果切服务的连锁店。
武汉人都说，你不要去户部巷。
我还是去了，在户部巷里买一份洪湖藕粉，内心又是起起伏伏一番。
街头小店用头巾包着头的老板娘，沉默地掏出一个塑料碗，用一只大罐子洒一点粉，然后极其随意地搅起了藕粉。我有点替她着急，因为她衣服袖口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就要蹭上去了，穿着亮粉色棉袄的小女孩，从店里欢快地跑出来，绕过冲藕粉的老板娘，一边是正在卖十块钱八串鱿鱼的爸爸。
这时我就忍不住有点希望，能不能弄个好一点的碗，老板娘换套干净点的衣服。

带着一种不抱期望的心情接过藕粉，结果好吃得要死。
武汉人到底怎么回事呢？好像特别不在乎形式上的东西，他们似乎心里在说：反正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武汉之行的最后一站，我和助理早早预定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门票，要去听传说中的编钟音乐会。
助理来过一次，坐下来后露出神秘的微笑说：等下就会见到化纤汉服啦。
果然，一群演奏家上来，人人都穿着化纤的汉服，镶边上还有一点亮晶晶的玩意。
音乐开始的时候，我惊呆了，第一首曲子是古代皇宫开宴时的曲目，原来古代的皇帝这么快乐，听着这么赏心悦目清新自然的乐曲，闭上眼睛，几乎能感觉到旷野中吹来的春风。
但是琴瑟和谐钟鼓齐鸣中，你又不得不忍受着眼前忽然一阵绿，又忽然一阵蓝的灯光，最后变成一阵红，红得台上所有人都像在四川火锅里。

这真的有点气人，让我想到昨晚经过黄鹤楼时，被灯光调和得一片红彤彤的黄鹤楼。
文化是真好，包装是真不行。

我有很多上海朋友，每次一去外地，就说：没什么意思，到处乱糟糟的。
不过去外地时，我发现在上海那颗心如止水的心情，忽然被调活了，人的七情六欲好像又起来一点。
竟然只来这么一两天，就觉得，哎呀，爱恨交织，遗憾与欣喜并存，这里真的好，那里真的不行。
不禁理解了为什么有的外国人不喜欢北上广，一定要跑到武汉，成都，长沙，西安去，这些城市里，有一个更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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