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书匠到女王：实验物理世界的吴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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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实验证明了β-衰变中的宇称不守恒，一生全然投身于弱作用的研究。她的博士导师、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Emilio Segre）说：“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身，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而陪伴在她身旁的丈夫袁家骝也是成就卓然的实验物理学家，他理解并支持妻子的事业，是一位富有奉献精神的丈夫和富有爱心的父亲。他们热情地在科学领域探索，却也心系祖国，既是卓越的世界公民，也是永远的中国人。

撰文 | 丁玖（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教授）

吴健雄被誉为物理学第一夫人，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时，她多方面的才智即深受老师们赞赏。袁家骝有叱咤风云的祖父，却从小自力更生，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他青睐有加，引导他走上了物理的道路。之后，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来到美国伯克利，在这里，吴健雄精确细致的实验风格深受导师们赞赏，她执着顽强的毅力也已经展现出来。（参看《物理苍穹中的“双子星：吴健雄袁家骝的早年生活》）然而毕业之后，吴健雄只能在一所女子学院教书，并不能如愿开展科学研究。那么，她是如何跨越重重艰难，成为物理学第一夫人的呢？

盛名之前

吴健雄和袁家骝在婚后搬到了美国东部，一个在美国无线电公司从事战时的雷达研究，这和袁家骝很早培养的对无线电的爱好很匹配；另一个则先当起了教书匠，这并不完全与吴健雄的雄心大志吻合。

那时的美国，前二十名的物理系完全是男人的天下，一个女教授也没有，这连中国都不如。吴健雄还是因为史密斯学院的一位女原子核物理学家兼理学院院长前一年访问过伯克利物理系，对吴健雄非常欣赏，邀她加盟这所贵族女校，这才随夫东行接受这个教职的。但是这所以教学为主的私立人文学院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她的研究。连续做了几年激动人心、硕果累累的实验，一下子失去了伯克利式的研究氛围，让野心勃勃的她颇感失落。那个时候，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的太太南希（Nancy Davis，1921-2016）在这所学校读英文和戏剧，而谢希德也在那里念书，并获得硕士学位。

但是另一方面，新婚的甜美依然如故，因为她嫁给了一位事业上优秀、生活上体贴的好丈夫。在那两年比较轻松悠闲的日子里，她经常给加州的老朋友们写信，让她们共享她的幸福。在1942年9月19日写给阿蒂娜的信中，她这样形容她的家庭快乐：

“在三个月共同生活中，我对他了解得更为透彻。他在沉重工作中显现的奉献和爱，赢得我的尊敬和仰慕。我们狂热地相爱着。”

尽管无研究实验可做，吴健雄未丢掉看物理文献和参加学术会议的习惯，始终跟着科学的步伐。第二年她在波士顿的会议期间见到劳伦斯时坦言无法做研究的苦恼。她昔日的老师马上给她写了极强的推荐信，一下子所有常春藤名校都接受了她的申请。尽管史密斯学院給她涨了不少薪水，并将职称提为助理教授，但是吴健雄还是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女讲师。然而，她的聘书姗姗来迟，因为系主任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普林斯顿雇佣一位女教员会是如此艰难。这个小插曲是恰恰四十年后，吴健雄在哈佛大学授予她终身成就奖的演讲中透露的。

然而，即便在大名鼎鼎的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吴健雄还是有怀才不遇之感，因为她的主要工作是教海军军官，而不是研究实验物理。

不过，在1943年他们一家搬到普林斯顿小镇后，一群暂时待在那里的年轻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他们包括建筑学家贝聿铭（1917-2019）、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和陈省身（1911-2004）、物理学家张文裕和胡宁（1916-1997）。不时串门的还有被称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 E.Pauli，1900～1958）和钱学森的老师冯 · 卡门，前者直到因病早逝都和吴健雄很谈得来，后者因长期在加州理工，对袁家骝照顾有加。一生未婚的他每年去欧洲前都把车子和加州的房子留给袁家骝用。

吴健雄专门教书的日子随着战时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需要她而结束了。1944年3月，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带着用这种方式帮助中国对日战争的信念，带着战后返回中国的计划，来到杜威曾经教过书、胡适曾经念过书的这所名校。谁知，她在哥伦比亚一待就待到退休。

那几年，袁家骝在超高频无线电测向和自导装置的最佳航线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46年，他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宇宙线中的中子来源。他们唯一的孩子袁纬承于翌年2月出生。儿子继承了父母的衣钵，也成了一名物理学家。当婴儿出生时，适逢爱因斯坦去医院看望胞妹，也顺便探望了剖腹产后留在医院的吴健雄。当时正巧袁家骝不在，英文不佳的这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把剖腹产形象地说成“肚子切开了（cut open）”。

袁家骝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卓有成就。按照百科上面的记载，他和合作者对人们普遍认为的宇宙线中的中子来源于宇宙空间提出了质疑。他们详细审查了作为普遍看法依据的探空实验结果，正确地指出了高空出现中子信号假象的原因。为此他们将中子探测器等装置全部充气密封，同时用一些性能优异的遥测和接受系统进行探空研究，测量大气中慢中子的分布，测量各个高度的中子的绝对强度，研究宇宙辐射中的中子生成率和绝对中子强度随高度的分布。他们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得出结论：宇宙线中的中子是在大气层中产生的，地球上空的中子是初级宇宙线在大气中产生的次级粒子。这彻底推翻了中子来自宇宙空间的错误论断。

作为一名外国籍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这个短语的中文翻译容易误导，就像Tenure翻译成终身教授一样），吴健雄获得特殊的保密许可，在哥伦比亚大学为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工程”工作得越来越忙。她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其博士论文的精确数据帮助解决了核反应堆的停机问题。二战结束后，本计划回国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又因为国内的国共战争继续滞留美国。1949年，为了家庭生活的方便，袁家骝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去了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担任研究员。

战后数年，吴健雄还未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正规教授，她的资深科学家的头衔一直戴到1952年，这与她已经成为β-衰变实验物理世界权威的名望极不相称。1951年，吴健雄的同学、已是哥大教授的兰姆在系里的会上提出给她教席，但遭到龙头老大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的反对。这位194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并非认为吴健雄的学术水准不够格，而是因为她是女的。如果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当时在场，他会拍案而起，大叫一声“这里不是澡堂！”这是他在听说伟大的抽象代数学家诺特（Amalie Emmy Noether，1882-1935）得不到哥廷根大学正规教职时的愤怒之语。其实，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的诺特，最后在美国也只能在和吴健雄教过的史密斯学院一个等级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教书。

第二年，由于更多的教授支持，吴健雄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副教授，并得终身聘用资格。但是，她在这一位置上还要坐上好几年，等到她最伟大的1957年实验完成，等到她1958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才给了她正教授的职称。后起之秀李政道1953年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搬到哥大任助理教授，两年后被提为副教授，再过一年二十九岁的他成为这个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有人曾经说过，提职加薪的快乐与否只是与办公室隔壁邻居相比而与外界无关。吴健雄的薪水也一直偏低，到了1975年新上任的系主任太看不下去了，特别给她做了大幅提高。

正在做实验的吴健雄

宇称革命

吴健雄真正出大名，开始于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两人的革命性工作。理论物理中关于宇称守恒观念的首次公开质疑出现在1956年4月初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内召开的粒子物理国际会议最后一天的“新粒子理论解释”的讨论会上，目的是为了了解所谓的“θ－τ之谜”。在奥本海默的主持下，一些极端活跃的才俊，如杨振宁、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29-2019）和费恩曼分别发言、提出见解和质疑。会议的记录有这样的话：

讨论进一步地继续。……杨振宁认为，由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对于θ和τ衰变的了解如此之少，因此对这一问题最好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想法。遵循这种开放的思维方式，费恩曼替布洛克提出了一个问题：会不会θ和τ是同一种粒子的不同宇称状态？而它们没有特定的宇称，也就是说宇称是不守恒的。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不是有一种单一确定右手和左手的方式呢？杨振宁说他和李政道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因此，或许存在一种粒子具有两种宇称。……或许可以说宇称守恒……是可以被破坏的。可能弱相互作用都是来自这同一来源，即空间-时间对称的破坏。

罗切斯特会议后，一直合作并亲如弟兄的李和杨继续讨论θ－τ之谜，他们一人在哥大，一人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每周两次会晤。他们创造历史的革命性观点是4月底或5月初杨振宁由长岛到李政道处的讨论中产生的。突破点是把宇称是否守恒的疑问固定在弱相互作用上。他们设想，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β-衰变就是一种重要的弱相互作用，他们经过计算发现β-衰变的结果和宇称守不守恒没有关系。而宇称守恒这个被科学家早已接受的“金科玉律”在弱相互作用下竟然还没有实验的证据。于是他们更相信他们的质疑有道理，便准备撰写一篇文章。最终在他们祖国的国庆节那天刊登的论文信息是：Lee, T. D. and C. N. Yang,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The Physical Review, 104, Oct 1, 1956。这篇为他们赢来历史上最快的诺贝尔奖的论文也提出了几个可以考虑的实验验证方案。

在科学中把设想变为现实的唯一途径是实验检验。费恩曼说过，任何理论只要与实验不符就是错的。与李政道共事的吴健雄就是举世闻名的β-衰变实验家。于是李政道从他普平实验大楼八楼的办公室上了十三楼吴健雄的办公室去看她。

那年夏天吴健雄已经计划与夫君同去日内瓦开会，然后去二十年未回的东亚演讲旅行，包括台湾。但她一听李政道解释说这个实验对粒子物理的重要性，马上觉得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尽管李-杨那时并没有把宝押在“宇称不守恒”上，吴健雄觉得不管实验结果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提供了实验基础来证实或证否一个物理定律。作为一位实验大师，她马上提议用钴-60作为β-衰变的放射源。那一年夏天，袁家骝带着儿子完成了他们分别缺了太太和母亲的旅行，而吴健雄则一头扎进实验的准备之中。

这个同时改变了吴健雄自己命运的世纪实验需要最新的原子核极化低温技术，需要摄氏零下二百七十度左右的超低温，而她不是低温物理学家。当时哥大物理系这方面的设备远不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最终这个实验的团队是以吴健雄挂帅而以标准局的四人协助。他们是安伯勒（Ernest Ambler，1923-2017）、哈德森（Ralph P. Hudson，1924-2016）、黑渥（Raymond W. Hayward，1921-）以及他的研究生哈珀斯（Dale D. Hoppes，1928-）。前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的英国人是低温物理学家，而后一对核物理学师生则是中西部的美国人。

这前后历时差不多半年的科学合作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差异。吴健雄的前期准备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与她行事的一贯风格一致。7月24日，正当她这一边的预备工作一切就绪，而写信给安伯勒安排去那里做实验的具体事宜时，后者的回信在介绍所需低温技术细节的同时，告诉她8月4日起他要休假两周。这让吴健雄几乎火冒三丈，因为她为了这个实验甚至放弃了和全家同去台湾的机会，而且在六、七两个月她马不停蹄地为实验的前期操劳。但是吴健雄的不满是中国式的含蓄。当她终于在9月中旬与休假后的安伯勒见面后，留给人的印象却像过去无数次的电话交流一样的好。这位后来当了国家标准局局长的英国绅士，会玩，更会工作，他实践着列宁的告诫：“不会休息的人不会工作”。他给吴健雄留下的印象是“说话温和、做事能干，有效率、有自信。”

吴健雄与Ernest Ambler在交谈

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五人的合作相当成功。吴健雄有课要教，所以她两头奔。到了12月中旬，他们观察到了可以说明宇称不守恒的效应。吴健雄知道可能有其他人也想实验求证宇称是否守恒。瞥如说，哈佛的物理教授阮姆西（Norman Foster Ramsey，1915-2011）一听到杨振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建议在弱相互作用中检验宇称守恒，就想到类似的实验，但由于他申请做该实验的有低温设备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正做一个重要实验，加上他碰到的费恩曼认为这个实验绝不会推翻宇称守恒，并打赌50:1的赔率，就没有做成。其实，许多大牌对此实验都不看好，泡利就是一例，差点也要打赌。后来吴健雄的实验成功后，在1957年4月的罗切斯特物理会上，当费恩曼一见到阮姆西，就给他开了一张五十美金的支票认输。而泡利则开玩笑地回信给差点打赌的那个物理学家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真的打赌。因为我也许还输得起一些名声，但是却输不起我金钱的损失。”

尽管有“时间决定命运”的紧迫感，吴健雄依然谨慎万分、镇定如常。她指导她的研究生们进行计算，看这些数据是否真的证明了β-衰变的宇称不守恒效应。到了圣诞节期间，她基本上认为实验成功了，便告诉李政道和杨振宁最新的结果，但还是说再次查证，并要他们暂不向外界走漏风声。但是，1月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例行的“礼拜五午餐”上，李政道告诉大家这一喜讯。这立刻给了本系毕业留校的实验物理学家李德曼（Leon M. Lederman，1922-2018）一个触动。他正在进行的一个实验只要改动一下就可以另一方式验证宇称不守恒。当晚十时他就和哥大同事、被费米称为“真正的天才”且二十一岁就在他手下拿到博士学位的加文（Richard Lawrence Garwin，1928-）想出了实验方案。四天后实验完成，李德曼打电话给李政道说“宇称定律死了。”

1月7日，李德曼和加文利用π-介子衰变成μ粒子再衰变成电子和中微子的实验成功的消息已广为流传。吴健雄他们在此巨大压力下，继续着从元旦第二天就开始的查证。终于在1月9日凌晨二时大功告成。哈德森拿出一瓶上等法国红葡萄酒，然后大家一起干杯。几小时后来上班的其他科学家们看到实验室静谧无声，再看到垃圾箱里的东西，一下子恍然大悟。

在胜利的喜悦中，烦恼接踵而至。在实验进入尾声之时，吴健雄已经独自准备好了报告论文。在她的心目中，自己是实验的提议者，理应是主角，其他人则是帮忙而已。故当那个星期天他们坐下来谈论报告，男配角们发现女主角拿出已写好的东西时都有点惊讶。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一个合作的实验，但报告中只提李-杨的论文而未提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关键的署名排序，有人建议按字母顺序，这样安伯勒就要放在首位而吴健雄就落在最末。对此，按照江才健的写法，吴健雄“用她惯常表示反对的深长叹气，表示了意见。”安伯勒后来说于是他像“一个有教养的英国绅士”提出让吴健雄名字及其单位排第一，其他同一单位的四人按字母排序。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

吴健雄是当之无愧的。她是实验的发起者，并且从头到尾十分勤勉地为之效力。她不喜欢其他几人对实验的轻松态度，对超过十五分钟的中饭时间并且有时还打桥牌的行为更不以为然。而这四位男人则认为实验期间他们都感受到了吴健雄的紧迫心情和不安全感。他们的观察或许是客观的。那时的吴健雄，因为长期职称与贡献不相匹配的现实，一心一意地想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对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实验机会全身心投入。这和他们的心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加上吴健雄无法要求他们像自己的研究生那样听话。合作完毕论文投稿后，他们的关系也冷却了。几十年后当江才健采访他们时，基本上听到的是有点遗憾之语，当然他们对吴健雄的科学贡献和敬业精神一如既往地表示了敬意之情，也知道如果没有吴健雄的发起，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做这个开天辟地的大实验。

吴健雄等人的论文和李德曼等人的论文登在同一期的《物理评论》上，时间是1957年2月15日。另一个天才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泰勒格蒂（Valentin Telegdi，1922-2006）差不多与吴健雄同时检验宇称守恒问题，但因赴欧洲奔丧而耽误，回美后得知其他实验的结果才匆匆做出实验寄出论文，结果比别人的迟了两周发表在同一期刊上。

吴健雄在实验室

不管怎么说，吴健雄对实验证实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权。这导致诺贝尔奖委员会当年就授予李政道杨振宁物理奖。成了中国籍获诺奖的前两人。令许多科学家惊讶甚至愤怒的是吴健雄与诺奖失之交臂。有人说诺奖只授予思想的最早创立者，有人又归结于对东方女性的歧视，犹如以前对犹太女性麦特勒的忽略，也有人疑心评奖委员会考虑到合作者的贡献而获奖者不能超过三人。吴健雄从未公开对此评论，仅在1989年回一封新科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信中说道：

“我的一生全然投身于弱作用方面的研究，也乐在其中。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瑞典的委员们忽视了吴健雄，但美国的科学界和其他国际组织给予她的奖项纷至沓来。尤其是全世界的华夏儿女们沸腾了。在美国，近百年的华人移民史是一部心酸耻辱史，一部排华的政府法案像大山一样地压得华人抬不起头来。1957年2月4日，距离李政道和杨振宁获诺奖还有大半年，纽约的华美协会为改变华人形象的这三位英雄举行了庆祝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成功的欢迎会。正旅居纽约的胡适应邀讲话。他非常自豪地提起吴健雄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并以她为荣，又说李政道杨振宁出身西南联大，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也是他的老朋友，他也提到北大物理教授吴大猷提拔李政道，当他在西南联大大二时就带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胡适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美的一个故事。

模范丈夫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女人”。对于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这句话应该以与之对偶的形式出现：“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男人。”

袁家骝本身就是一位出身高贵、名校学位、名师指导、成就卓然的实验物理学家。在受雇时间最长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3GeV高能质子加速器的筹建工作，并负责设计和建造它的高频系统。同时，他先后进行了粒子探测器、高能加速器和高能物理等方面的研究。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在高能物理领域。他是最早用π-p散射证明π介子和质子有共振现象的科学家。六十年代，他又用X射线穿越辐射来探测超高能粒子，成功地研究了带电粒子产生的穿越辐射X射线总能量与粒子能量的关系，并得出成正比的结论。

尽管袁家骝研究过的领域宽广而又深入，尽管他获得过像美国著名的古根海姆奖这样的奖励，比起他太太与大众所熟知的诺贝尔奖工作挂钩的杰出实验，他的学术成就和知名度自然要低一些。中国的许多老百姓知道他，大概只因为他是吴健雄的先生罢了，而对他的科学行为一无所知。世俗看人，习惯于名声而不管内涵。比如说，居里夫人的名气大得简直不得了，令出国前的吴健雄无限地崇拜。但当她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懂得生活的真谛后，对居里夫人的名气和贡献的看法也有改变，对她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并不认为是抬举了她。正如电影界人士都知道的，好莱坞拿到奥斯卡奖的演员应该都不错，但是许多伟大的演员从未获奖，例如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和德博拉·克尔（Deborah Kerr，1921-2007）。

在中国，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找对象都如钱钟书（1910-1998）《围城》里方鸿渐的父亲所发的一通议论：“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他，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但是，娶了吴健雄博士的袁家骝博士不光不是双料博士，而且还是模范丈夫。

成名后的吴健雄经常被邀请就女性问题发表演讲。对这个困恼人类几千年的老问题，吴健雄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验，有甜蜜的，也有心酸的。前者因为她有理想的丈夫，后者与美国历史相关。在中国，尽管孔圣人的断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影响了两千年，但中华民国之后对女性的社会观大为改观，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主席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妇女彻底解放。吴健雄对当时美国科学教育界对女性科学家颇为歧视的现实极为不满，她1974年在哈佛获奖演讲中直言：“西方世界在科技上是走在我们前面，但是在利用人的才智方面却并未领先我们。”她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中国”，而“利用人的才智”则借代“利用女子的才智”。

在更早十年麻省理工的“妇女与科学专业”研讨会上，她以这样一句幽默之语开始讲话：

“我十分怀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难道也会对男性或者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吗？”

吴健雄能理直气壮地对妇女问题发表高见，底气十足，正因为她有一位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她事业的好伴侣。他们的朋友都知道，袁家骝作为一个丈夫，几十年如一日对她的工作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对一位出生于封建家庭的中国丈夫，尤其是妻妾成群的袁世凯的孙子是难能可贵的。

袁家骝个性谦和，绝非咄咄逼人之辈。他理解事业心极强的妻子并处处辅助她。他包揽了许多家务事，对儿子的照顾可能也多于吴健雄。但是，吴健雄毕竟是传统的中国女人，她的温柔内心和对丈夫的爱只在繁忙的工作中临时被挤压一下。一旦有暇，她就拿出江南女子的烹调手艺招待劳苦功高的丈夫。在中国北方长大的袁家骝对吴健雄烧的狮子头、鸡汤、青菜和馄饨赞不绝口。老俩口的彼此恩爱后来在祖国的访问观光之旅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一个人的成功。如果没有袁家骝这么好的丈夫，吴健雄作为一个科学的女强人，很难说会感到很幸福，更难说会取得如此的成功。就像杨振宁当年有杜致礼（1927-2003）、李政道有秦惠君（1996年病故）的全身心照顾家庭，辅助了他们的辉煌事业。陈省身逝世后，《美国数学会会刊》刊登的一组纪念文章中有一篇来自他的侄女。她大书特书了这位华人杰出数学家的太太郑士宁（1915-2000）怎样照顾好没有她饭都吃不上口的丈夫，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无名英雄。这三位杰出华人的配偶一辈子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而袁家骝事业家庭两肩挑更应该值得大书特书了。

优雅而智慧的吴健雄

情满祖国

1973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终于踏上了暌违已久的祖国大陆的土地，这距离出国留学的年代已经三十七年。从此，他们一生中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是他们情满祖国的时代。

他们与祖国的心是一直相连的。有几次他们都做了回国服务的准备。吴健雄在中国做学生时就发现她的老师辈没有一个不是念完书就回中国的，比如施士元。晚年时她听说有些人不回国是因为太太不肯回去，就评论道，这种说法如果她父亲听见了恐怕要笑坏了。且不说袁家骝在抗战开始就差点“杀回老家去”，二战胜利后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回国问题。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中央大学已经提供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但建议他们在美国多留一年觅妥实验设备以便回国开展工作。没想到国共内战开始，一切计划泡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刻，吴健雄的父亲也建议他们等等再说。后来，儿子出生，他们更难下决心回国，加上那时对打下天下的共产党政府认识不足，以及五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对中国留美科学家回国的刁难，使得他们暂时打消回国之念。1954年，为了工作和出国开会签证的方便，他们加入了美国籍。

但是，他们依然情系中国，与祖国科学家的联系一直存在。1956年，袁家骝燕京大学的老同学张文裕王承书夫妇作为新中国首批参加国际会议的物理学家，赴日内瓦出席第一次西欧核子研究中心高能加速器和π介子物理讨论会。吴健雄那时正在忙于宇称实验的准备，而袁家骝在日内瓦访问。老友的相聚再一次加深了中外科学家之间的了解和联系。袁家骝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动情地表示：“这是我们三个人一次幸福的团聚。听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了解到我们共同的朋友在祖国的一些消息，我感到非常地高兴。我相信，这一机会可能标志着西方科学家和新中国科学家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后来在1972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代表团到达瑞士参观核设备及器械展览会。正巧在那里做学术访问的袁家骝先生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操，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西欧核子研究中心。

吴健雄和袁家骝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们1962年回到台湾参加中研院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袁家骝在之前的1956年由日内瓦途经西欧数国再去印度，7月19日第一次回到中国的土地——台北。蒋介石会见了他，征询有关发展原子弹的意见。袁家骝以一个科学家的坦率建议他不要搞原子弹，但应搞原子能的和平用途。他还向台湾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提出筹建原子反应堆的建议。

让吴健雄极为悲痛的是，她第一次回中国的台湾之行竟是亲眼目睹她最敬仰的胡适突然倒地而逝的伤心之旅。胡适因1957年当选为中研院院长而离美回台常住。他们持久而密切的师生关系让吴健雄对重返祖国大地充满兴奋之情。2月22日一到达台北，对胡适一直执弟子之礼的吴健雄马上去看他。24日，中研院选举新的院士后，下午五时举办了一个酒会。胡适院长第二次讲话后请大家吃点心。这时是六点半，他站在那里和一些人打招呼。忽然他面色苍白，向后倒下，后脑碰到桌边摔在石头地上。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代名人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看到眼下发生在自己最崇敬的老师身上的悲剧，吴健雄泣不成声。隔天在殡仪馆见到胡适遗容时再度悲痛不已。袁家骝在吊唁中想起胡适当年的教诲，也是热泪盈眶。接下来的几天，吴健雄和袁家骝在悲伤的情绪中依然继续他们的学术演讲。本来计划28日返美，但因极度难受，好友安排他们在日月潭休息了两天才于3月1日结束了这次意想不到的回国之行。1965年当他们又一次回台时，中午到达用过午餐后，他们立即驱车前往胡适墓地默哀致敬，对吴健雄来说，这可能比她这次来领奖更为重要。这一次，他们先在香港会见了曾经资助吴健雄出国念书的叔叔以及她硕果仅存的兄弟吴健豪。她的哥哥1958年病逝，父母亲分别在1959年和1962年过世。见面时的悲喜交集是可以想象的。

1970年中国的乒乓球外交导致第二年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的秘密访华和接踵而至第三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的访问中国。杨振宁聪明过人，判断正确并当机立断地于1971年7月访问了中国大陆四个星期，成了第一个回祖国访问探亲的海外知名华人学者。他在回美后的几次报告中盛赞大陆的变化和进步。第二年李政道也去了大陆。毛主席分别会见了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以哲学家的方式和他们讨论起物质的无穷分割。他们的成功访问立即带动了其他著名华人教授回国访问，如陈省身。

1973年9月，袁家骝和吴健雄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历时五十三天。但是，吴健雄在大陆所有的直系亲属都不在了。她八年前在香港见过一面的亲叔叔和亲弟弟在十年动乱中先后被迫害致死，父母的墓地也被破坏，无法祭奠，这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派生物。袁家骝的生母早在他出国前两年就已去世。他和穷困潦倒的亲妹妹袁家祉在天津见面时不敢多言，强忍辛酸，到了旅馆卧室才敢抱头痛哭。

但是，与周总理的见面让他们印象极其深刻。他对袁家骝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他还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宴请他们，说他们夫妇一是江苏人，一是河南人，而安徽则居于它们之间。周总理的细心周到令他们大为感动。

第二年，他们再次回国，并访问了作为吴健雄的母校中央大学之延续的南京大学，同时拜见引导她走向科学之路的施士元教授。从那时起，吴健雄和袁家骝常回国讲学访问，尤其对她的母校一往情深。这一对物理世界华人翘楚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上，在中国民众的眼里越来越熟悉。当时许多人甚至认为张扬描写科学家的畅销小说《第二次握手》中的女主人公原型就是吴健雄。但是，对于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派生出去的南京工学院（现已改称东南大学）的学生们，吴健雄的母校访问才是他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期起，“十年动乱”后的大学又恢复了招生，整个校园里学生们刻苦求学的气氛，其浓度之高，教师们诲人不倦的态度，其心意之诚，都创下自西南联大时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之最。吴健雄一出现在学子们面前，好像是科学的女神降临而下。她就是科学的化身。尤其是那些求知欲旺盛的女学生，从她们的老学长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的确，几年后与笔者同机赴美留学的南大化学系女才子就亲口说过，当年她的人生楷模就是吴健雄，而最佩服的校长就是匡亚明。

南大师生最爱戴的校长匡亚明和物理世界第一夫人吴健雄生前有好几次握手。其中最耐看的握手照片是1982年5月的那张。这个月是吴健雄的七十岁生日，而南京大学恰比她年长十岁。照片上，匡亚明校长授予吴健雄博士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笔者那时刚读研究生，也和众多仰慕者一起目睹了这一盛况。握手者都拍得风度翩翩并且潇洒自如。之前一年，与科学院学术交往更多的袁家骝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予名誉教授。1986年，南京大学的曲钦岳校长再一次授予吴健雄名誉博士学位，而笔者刚刚出洋留学，未能再次一睹风采。当吴健雄在南大欢度八十周岁时，她和八十六高龄的匡亚明名誉校长再度握手，传为佳谈。

1982年，匡亚明与吴健雄、袁家骝会面

吴健雄更没有忘记她的家乡父老，尤其是新一代的成长大业。她的父亲创办的明德学校，已从当初的小学进化到今日的十二年制中小学一条龙。1988年她特地回浏河主持父亲一百周岁的冥诞纪念日，并捐赠她和袁家骝近一百万美元的个人积蓄设立“纽约吴仲裔奖学金基金会”，基金每年的利息用以奖励明德的优秀师生。后来，他们继续为明德学校捐赠了价值几百万人民币的楼房和电脑。作为教授和研究员，他们一辈子只靠薪水吃饭，不似投资家、工业家或商人那么富有。他们自己几十年来生活很简单，从不追求个人的享乐。袁家骝2003年在北京逝世时，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在医院度过，他的俭朴风格令人感动。

他们不光在财力上帮助家乡的教育，也传授教育的真谛。1992年，吴健雄在与明德中学老师座谈时说，学校太注意分数，一分之差就不得了了，这不行。要注重创造力、能力、恒力，要鼓励学生发问。中国的家长比较喜欢在学生回家的时候问孩子：你今天考了几分？鲜有家长会问孩子：你今天向老师提了什么好的问题没有？

2012年在江苏太仓举办的吴健雄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上，她的女学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胡玲又回忆起导师对中国教育的担忧：“吴健雄先生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不错，但培养方法有问题，不让学生质疑教授，学生不敢超越老师，不让学生独立思考，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胡玲认为，当下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如今，吴健雄和袁家骝的墓地坐落在明德学校的校园内。在圆形的墓碑上分别用中、英文，左边写着吴健雄的碑文：

这里安葬着

世界最杰出的女性物理学家

——吴健雄（1912－1997）

她一生绵长深刻的科学工作

展现了深思力作和真知洞见

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

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

她的入世、优雅和聪慧

辉映着诚挚爱心和坚毅睿智

她是卓越的世界公民

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右边写着袁家骝的碑文：

长眠于吴健雄旁边的袁家骝

——（1912-2003）

是一个富有奉献精神的丈夫

和富有爱心的父亲

他是袁克文之子、袁世凯之孙

他和健雄生活在纽约

他是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杰出的物理学家

他专长于辐射探测

后来致力于在台湾建立

同步辐射研究中心

他逝世于他的家乡―中国大陆

1990年，紫金山天文台以吴健雄的名字将第2752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今天，它就遨游在我们头顶的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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